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清明至今，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已故院士名单上，又添了核动力专家彭士禄、流体力学家童秉纲……等35个名字。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科技大家、军工巨匠，把毕生精力献给国防科技事业，撑起了共和国不屈的脊梁，
在2021年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愈发缅怀这些挺直祖国腰杆的军工人！
军事工业，是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的坚固基石，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自近代以来，中国因“器不如人”，屡遭外国欺凌，几近亡国灭种。就在这生死关头之际，涌现出了一批不服输的军工人，他们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坚持，谱写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今天，就让我们回首过去，一起缅怀那些，为中国武器装备发展，而付出巨大牺牲的军工前辈。
拿什么捍卫我的祖国
1860年，僧格林沁率1万蒙古铁骑，在京师附近的八里桥布防，此距紫禁城30余里，已经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在几个月之前，天津大沽口失守，英法联军进入了中国的咽喉之地，并继续北上。
▲ 八里桥之战
这次担任进攻的将官，是法国人孟托班。9月21日，他率领8000人到达八里桥，当时清军投入战斗的人数有很多种说法，有说三万，有说五万人，总之肯定几倍于对手。
▲ 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对手下的蒙古铁骑有些信心，毕竟成吉思汗曾在几百年前横扫欧洲，无人能挡。如今虽说不敌洋枪洋炮，但怎么也不会输得像海战那么惨吧。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对手已经是经历过拿破仑战争锤炼的职业军官团，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后膛步枪和大炮，早就不是中世纪的铁甲骑兵了，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快马弯刀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整场战斗成了单方面的屠杀。
无论清兵如何前赴后继，反复冲杀，都无法突破敌军阵地。最接近法军的骑兵也距离50米，很多人倒下时，连法国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到。在炮击之下，清军马队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而横冲直闯，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战场上躺满了清军的尸体，血流成河。
僧格林沁的骑兵伤亡1200人，全军溃败，而法军只死了12人。近代西方的军事效率是满清的100倍。
讽刺的是，孟托班回国后被封为“八里桥伯爵”，还当选了参议员。拿破仑三世提议给他五万法郎作为奖赏，却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理由是，八里桥之战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这么好打，根本不值得给他那么高的奖赏。
清廷的“王牌军”被彻底碾压。这让国人真真切切的尝到了“器不如人”的滋味。这不是两支军队的胜负，这是两个时代的胜负。一个是新时代，有先进的体制和思想，有先进的经济和文明，而具体到战场上，是先进的武器和战法。另一个是旧时代，被完全碾压。
被惊醒的国人开始图强求变，开始师夷长技，然而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一系列的上下求索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多少，悲剧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在民国时期愈演愈烈。
1937年淞沪会战，30万日军进犯华东。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不仅军纪涣散，武器制式更是严重不统一，几乎每一个派系都有兵工厂，但都各自为政。比如：奉天兵工厂生产的重机枪是仿制的日本枪械，但加长了枪身，其他兵工厂即便有同款，也无法通用，零件亦不能互换。太原兵工厂的“晋阳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其他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却不适用。
而同一时期的日军，拥有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不仅能生产枪炮弹药，还能生产坦克、轰炸机甚至航空母舰等先进军事装备，可以从海空对陆地进行全方位的火力支援。试想，面对这样一支军队，国民党怎么可能打的赢？
那打不赢怎么办？跟清朝一样，就只能用人命往里填了。
为了挡住日军，蒋介石可是下了血本，他调动了拱卫南京的80多万中央军投入战斗。与地方军阀相比，中央军当时是全国装备最精良、士兵素质最高的部队，基本是一水儿的“德械师”。
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买来的，不是自己造的。
当时国民党连子弹和山炮都不能自行生产，弹药打光了，德械就成了废铁。于是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国军60%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伤亡超过30万，是日军的10倍，但结果仍以上海沦陷而告终。
随后，华东各个战场接连失利，许多城市相继沦陷。直到12月13日，南京失守，30万平民惨遭屠戮，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
然而噩梦依然没有结束。
从1938年开始，日军对重庆展开了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当时的中国空军，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1940年9月13日，34架中国战斗机在重庆璧山上空与敌机遭遇，最后竟被击落13架、迫降11架，而敌机无一损失！
这5年间，日本总共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投弹11500枚以上。造成1万多平民丧生，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其中包括30所学校。
它们的残忍激怒了国民政府，蒋介石决定“轰炸”日本本土。
1938年，国民党买了两架美制B-10轰炸机，准备空袭日本九州。但让人心酸的是，由于飞机价格昂贵，数量有限，而且航程和带弹量都受限，因此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只能被迫选择用传单代替炸弹，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民的幡然悔悟上。
纸片对炸弹，这是真正的“以卵击石”，它的背后不是“杀人诛心”，更不是“王道之举”而是实实在在的落后和无奈。
▲ 宫崎骏以此事件创作的漫画——《九州上空的轰炸机》
这是先进武器对落后武器的碾压，这是先进军工对落后军工的碾压。
如果不能建立一套独立而强大的军工体系，我们就永远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随时有可能身死国灭。不发展自己独立的军工体系，我们让战士们拿什么捍卫自己的祖国？
当意识到这一点后，中国共产党从一枚手榴弹、一颗地雷开始，从落后的边区开始，草创了中国的军工事业。从那之后，我们的军工和军人一起，化作钢铁堡垒、血肉长城，共同捍卫着我们的祖国。
为新中国保驾护航
抗战期间，我军弹药极其匮乏，战场伤亡极大，武器坏了没地方修，缴获来的又根本不够用。所以在八路军挺进山西后，马上组建了许多的“边区制造所”，用于制造弹药和武器维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边区造”，也是我军的军事工业发展雏形。
“边区造”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炸药包。尤其手榴弹生产的最多，高峰时期，日产量可以过万。但由于原材料紧缺，很多战士，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把战场上的哑弹捡回来，再下锅煮，把弹体内炸药煮出来，火药浮到水面之后，再用勺子舀到铁桶里晾干。
为了获得更多弹药，当时新四军军工处长李仲麟，甚至从乒乓球里提炼硝化纤维，代替无烟火药来做炸弹。后来发现乒乓球都用完了，就找了一堆废旧电影胶片，碾成粉末，提炼出硝化棉做弹药。
当时像这样的事多了去了，在今天看来真是脑洞大开，实际上是人被逼到绝境，所爆发出了巨大的潜力。虽然都是些土办法，但总比没有强，“边区造”基本满足了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补给需求，为我们最终获得抗战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外部的环境依然很复杂，我们的军工事业不能停，不只不能停，还要加快发展，我们要用强大的武器，勇敢的军队，为新中国的建设保驾护航。
这段时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了不起的军工人：
“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中国核武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等老一辈军工人，为军队的装备发展，奉献了一切。他们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在大西北隐姓埋名，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中国从一个手扶木犁，连步枪和子弹都造不了的农业国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能生产飞机、导弹、坦克的工业国家。“两弹一星”的成功，更是打破美苏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核阴霾”，让中国跻身世界军事大国之列，一扫近代以来任人欺凌的屈辱历史。
而所有这些傲人成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背后是一条异常艰辛的军工之路，是我们国家一代一代的军工人，通过艰苦的付出和传承，用生命谱写出的壮丽诗篇：
郭永怀，“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
▲ 郭永怀
1968年他在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试验做准备工作。在他发现一个重要线索之后，急忙争分夺秒地赶回北京汇报。就在飞机徐徐降落之时，机身突然失去平衡，从400米的高空急坠，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辨认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一个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两人背部都已烧焦。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发现他们胸前夹着一个公文包，这个包安然无损，打开后才知道里面是氢弹试验的绝密数据。
这位老人离去的第22天，中国第一颗核导弹试验成功，有了它，中国的核武器才“扔的出去”，从而真正对敌人形成威慑力。郭老也是唯一一位，同时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同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陆孝彭，“强-5”飞机设计师
▲ 陆孝彭
“强-5”是中国第一代自己的超音速战斗机，也是第一款出口的飞机。这种飞机是可以投掷氢弹的飞机。从1958年开始研制，一直用到这两年才开始全面退役。
陆总师是留学欧美的人，回国后安于贫穷，唯一拿的出手的就是这么一件皱巴巴的大衣。困难时期，强-5被迫下马，陆总师在江西的一个山沟沟里，偷偷带着十几个人的队伍继续研制。
60年代中苏已经交恶，苏联人陈兵百万，想要搞我们，中国必须想办法建造一款能威慑“钢铁洪流”的攻击机。尴尬的是，中国再也不可能像造歼-5、轰-6那样，从苏联引进技术了，我们必须自行设计。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陆总师手下的人中，70%是刚参加工作的中专生，许多人连喷气机都没见过，而且资料奇缺，只有一些学术报告之类的文件，大部分人还看不懂英文，计算工具只有精度不高的计算尺，也没有跨声速风洞可用。
就是在这种没有经费，条件极差的环境下，陆总师就是凭着一股信念，在薄弱的基础上克服了许多困难，挨个完成了许多细节上的设计，既参考了美军F-4B飞机的残骸，又利用了米格-19的机翼优势，将美苏战机的优势融为一体。虽然当时的工业水平比较落后，在设计方面有一些牺牲，但是瑕不掩瑜。
强-5之所以厉害，因为它有两项独门绝技：
一是超低空突防，也就是“贴地飞行”，对方雷达很难发现，强-5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款能做到的战机。
二是传说中的“氢弹骑脸”。当时中国第一颗氢弹当量为330万吨，这么大的块头属于“战略武器”，杀伤半径太大，因此必须有一种能投放小当量氢弹，且机动灵活的飞机。强-5的出现，使中国拥有了投放战术级氢弹的武器平台，极大的缓解了当时苏联装甲集群对中国北方边境构成的压力。
可以说，正是靠着这些军工前辈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才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才能有今日的经济奇迹。
尊严要靠拳头硬
80年代，不少军工人开始转业制造民用产品，什么电子琴、录音机、冰箱彩电之类的都造过。中国航天的一些员工，当时为了挣点钱，维持生计，甚至还造过钛合金骨灰盒。
今天听来像个段子似的，但当年就是这么艰苦。我们今天很多流传的故事，比如卖给沙特东风导弹、卖武器给两伊和阿富汗什么的，一方面确实值得自豪，但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当时中国军工人的无奈，很多卖出去的武器，咱们军队自己都没得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人一度挺胸抬头，有了钱，我们就算强大了，再也不用担心会被人看不起了，再也不会被外国人欺负了，再也不会有亡国灭种的危机了。
一时间，“航母无用论”、“轰炸机无用论”在社会上满天飞。“造这些东西干嘛？都是活靶子，还烧钱，有啥用？用非对称手段不就行了吗，多造点潜艇、导弹什么的就可以了，省钱”。于是，军工行业不再是考大学、报志愿的主要目标，大量的年轻人学外语、学金融，赚钱成为第一大考量。
然而就在我们无法自拔的，陷入这种“软乎乎的幸福”之后，美国人给了中国一闷棍，它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富有不代表强大，永远别忘记“弱国无外交”的真理。
1999年3月，美国能源部长理查森突然下令，解雇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理由是他触犯了安全条例。随后媒体立刻跟进热炒，煞有其事的挖各种黑料，说这位台湾出身的科学家，多年来一直与大陆军工单位“暗通款曲”，泄露了美国的“核武机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李文和案”。
无独有偶，两个月后我驻南联盟大使馆遭美军空袭，三枚精确制导炸弹贯穿了整栋建筑，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当场丧生，使馆内数十人受伤。
事后，美国政府各种敷衍推脱：“不小心”、“炸错了”，“地图画错了”，“情报错了”.....
总之是连一句正式的道歉都不肯讲。
这还不算完，就在三名烈士尸骨未寒之际，美国国会倒打一耙，在5月底抛出了一份长达872页的《考克斯报告》，指责中美建交的20年来，中国不断利用“影子公司”从各种渠道，窃取美国核武器实验室的机密，包括七种核弹头和中子弹技术。
以此为借口，美国迅速开始了新一轮技术封锁，准备彻底扼杀中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之路。
这一次，我们真的疼了...
过去，我们以为只要踏踏实实赚钱，不做出头鸟就行了，就算美国人时常刁难我们，为了发展，为了大局，我们也一次又一次的忍了。炸馆之后，我们才意识到，美国人眼里已经容不下中国了，他们不仅是要断你财路那么简单，更要你跪下磕头。
那一刻，美国人用他的霸道，逼着我们重新思考军工的价值。光是造导弹，不造大型舰船，我们只能永远被锁在岛链里，永远是别人上门来找你的麻烦，永远是被动的，想要掌握战略主动权，就必须得有国之重器。
▲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这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人才和技术断层问题。为了尽快赶上来，中国军工人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还记得“沈飞”董事长罗阳吗？他就是歼-15项目负责人。2012年，歼-15成功从航母甲板起飞后的第二天，他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后来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 罗阳
林俊德，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他以超常的意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癌症晚期，病危的林俊德，先后9次提出要下床工作，最后在众人的搀抬下，慢慢挪移到数步之外的办公桌，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他最后的遗嘱就一句，要求葬在戈壁大漠，永世为国家驻守边疆。
▲ 林俊德
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他从事火箭固体燃料发动机的“药面整形”。
▲ 徐立平
这项技术被称之为“雕刻火药”，是世界性难题，迄今无法用机械手代替，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蹭出火花就会引发高能火药瞬间爆炸，操作人员的逃生几率不超过0.001%！
“千钧系于一发”，这是真正的刀尖儿上的舞者。徐立平说，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有一次，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药面出现裂痕，必须挖开填注好的火药，徐立平凭着技艺和胆量，主动要求加入突击队。在装满火药、仅容一人半躺半跪的发动机壳体里，用木铲、铜铲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最多只能挖四五克推进剂。
高度紧张和缺氧，每次只能干十多分钟。徐立平为了让同事休息，每次都要多坚持一会。就这样，在无比艰难的两个多月里，徐立平和队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火药，成功排故。而他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修整火药，工作结束后，双腿几乎无法行走。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承担过多少次了。28年过去了，徐立平已不再年轻，因工作原因他的身体变得向一侧倾斜，双腿也一粗一细。同时进厂的工友们，都已离开或调换岗位，只有徐立平一直坚守，甘守岗位。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就一句，“危险的岗位总得有人去！”
什么叫中国军工人？什么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他们就是！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甘于做“佛系青年”，刚刚年过三十、看破红尘，看破一切，什么都没意思，什么都是假的。又说家庭背景不好，工作不好，对象不好，同事不行，素质不好，交通不好，环境不好，全是抱怨。
而中国军工人没有抱怨，他们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各种各样的难题面前，他们选择的是改造它，重塑它。以自己的行动，与各种命运的不合理相博弈，他们的眼中只有两个字“不服”！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胜利！而不是站在那儿说“你看，又搞砸了吧，我早说你们不行”。
20年过去了，中国军工非但没被美国压制住，反倒实现了“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海军每四年下水一个英国皇家海军，每一年下水一个法国海军舰队。在很多领域中，甚至可以“独领风骚”，用专家的话说，中国已经进入武器研发的“自由王国”：
当今世界，能够研发出反卫星武器的，只有中、美、俄、印四家。
当今世界，能够研发卫星定位系统的，只有中、美、俄、欧四家。
当今世界，能够研发出高超音速导弹的，只有中、美、俄三家。
当今世界，能同时研发两种五代机的，只有中、美两家。
当今世界，能够独立研发，并成功发射量子卫星的，只有中国一家。
美国非但没能把中国军工封死，反而差点把自己逼疯。每当我军一款明星产品问世，美国的血压就飙升一次，气个半死：
2011年，美国前防长盖茨访华时，恰逢歼-20首飞成功，打破了美国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这一消息无疑给了盖茨极大的刺激，无论中方怎么解释，他都坚定地认为这是故意的。即使过了若干年，盖茨仍然在回忆录中提起此事，他说“中国人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他们就是在故意羞辱我。”
2019年元旦，“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首次。这又刺激了美国政客的敏感神经。前阵子，副总统彭斯在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会议上，强行要求5年之内，务必通过“一切必要手段”重返月球。多家国内外媒体分析，美国这种充满急迫感的动作，是受了中国探测器登陆月背的刺激。
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托举着“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我国首次自主实施的火星探测任务，中国人自己的行星探测时代开启了。有意思的是，美国宇航局（NASA）不顾美国官方对华技术交流的禁令，多次致电我国寻求共享数据，但最终都被我国拒绝，要求他们先给，然后我们再给火星数据。
说实话，我们得感谢对手成全了我们。
当初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就是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硬生生的把中国军工逼进了世界前列，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缅怀那些为国奉献、为国牺牲的中国军工人，就是要感谢他们一辈子无怨无悔的付出，就是要传承这种面对巨大的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
有了他们，盲眼老兵想要摸一摸新式坦克的愿望得以实现；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军工的薪火相传，一批又一批年轻军工人前赴后继、甘之如饴；有了他们，我们这个十几亿人的国家才能有尊严的活着。
最后，借用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一句话：今天，除了胜利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