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以下简称：2020年报告）发布。
根据2020年报告，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
根据《二〇一九年全国姓名报告》（以下简称：2019年报告），截至报告发布时，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2020年的数据同比下滑14.89%。
“这一数据是公安部的户籍登记数据，从人口统计上来说并不是最准确的，最准确的是卫健委的新生儿分娩数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但这一数据侧面反映了2020年生育率继续下滑的势头，这是一个大趋势。”
此前，根据统计公报，2017年到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总数连续3年下滑。出生人口连续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
陆杰华表示，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出生率连续下滑，不仅会对短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更会长期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新生儿户籍登记人数下滑
2020年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
其中，男孩529.0万，占52.7%，女孩474.5万，占47.3%。按此计算，2020年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性别比为100:111.5（其中女性为100）。
1003.5万的数据，较2019年的1179万下滑近15%，显示出全国人口出生率下滑的势头不减。
需要注意的是，户籍登记新生儿数据，与当年新生儿的出生数据并不一致，因为并不是所有新生儿在出生之后都会马上进行户籍登记。从2019年出生登记情况看，55.3%的新生儿在一个月内进行出生登记，44.7%的新生儿超过一个月进行出生登记。
如果查询中国统计公报，2016年，在全面放开生育二孩之后，当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这一数据较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出生率为12.07‰的数据有小幅反弹。
但是，随后的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较2016年已经出现下滑。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出生率为10.94‰；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出生率为10.48‰，也较上一年出现下滑。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1981年以来，我国进入又一波人口生育高峰。当年，出生人口自1976年以来再度突破2000万，这一年均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的出生“景气期”一直持续到1997年。1998年，出生人口跌穿2000万大关，随后一路下滑。
从出生率来看，1981年的人口出生率也突破20‰，并在1987年达到23.33‰。不过人口出生率在1991年就跌穿20‰，并在1999年跌穿15‰。
可以说，1981年以来这一波“婴儿潮”，叠加1962年到1975年，每年均超过2000万新生儿的前一波“婴儿潮”，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经济。
其中一个直观的表现是，1980年到2010年，我国整体抚养比持续下跌。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82年，我国总体抚养比高达62.6。其中，少儿抚养比达到54.6，（所谓少儿抚养比，即当年0-14岁少年儿童总数，对比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这一极高的抚养比，是由较高的出生人口所决定的。
但随后，总抚养比尤其是少年儿童抚养比持续下跌，1995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8.8，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为39.6。2005年，总抚养比跌穿40大关，达到38.8，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8.1。
2010年，总抚养比达到最低的34.2。这一年，从1981年开始到1997年前后出生的孩子，大部分已经15岁以上，进入劳动年龄人口阶段。
陆杰华指出，抚养比是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我国的人口安全问题，一方面是总量的变化，也就是一国人口要有合理的规模，但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
“出生人口不仅影响人口总量，更影响人口结构。出生人口较多，意味着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增长，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劳动力的源泉，同时也能够稀释老年人口占比。因此出生人口的影响不可忽视，对经济影响也很大，短期影响到婴儿相关的市场，长期影响到住房、养老金等问题。”他表示。
多城出生率下滑明显
从一些城市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生育率下滑态势也很明显，其中还是一些生育大市。
比如，据广东省潮州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统计，潮州市2019年活产儿30158个，2020年活产儿25764个，按此计算下滑超过14%。
根据浙江省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的数据，2020年度温州地区58家助产机构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3230人，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
温州、潮州和阳江都是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城市。2017年，温州人口出生率15.1‰，潮州人口出生率为16.85‰，阳江达到15.12‰。但此后这些地方人口出生率逐年下跌，阳江2020年出生率已经跌穿10‰大关。
此外，根据2020年浙江省慈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出生人口较2019年减少906人，下滑约12.27%。2020年，宁夏银川新生儿数量相较前两年明显下降，为24452人，同比下滑幅度也超过10%。
但这些城市尚不是人口挑战最大的地区。一些城市和地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挑战。以东北为例，2019年，东北三省人口出生率最高不超过6.5‰，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数。
陆杰华认为，人口出生率不仅对我国人口发展重要，对区域发展也很重要。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是并不均衡的，一些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由于出现较多的青年人口流出，因此出生人口下降比较明显。
和人口出生率相比，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滑态势更为明显，这可能导致人口增长的“临界点”更早到来。
1981年到1990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均超过13‰，其中1987年的自然增长率最高，达到16.61‰。而在1997年之前，我国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也在10‰以上。但1998年之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路下滑，2009年跌穿5‰大关，2019年更是只有3.34‰。
陆杰华指出，以往我们预测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0这个临界点，时间大概是2025年到2027年。但是最终我们发现对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预估并不足，因此人口负增长有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
这或许会导致生育政策更快调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陆杰华指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并没有到终点。
“在目前这个节点，一方面要等待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一方面要看卫健委的住院分娩数据，另外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将很快出炉。”陆杰华表示，“如果几个方面的数据都佐证出生人口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我认为要尽快调整我们的生育政策，如果不调整，可能要错过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我国育龄人群的人数在下降，错过育龄人群人数的高峰期，再进行调整就没有太多意义了。”
陆杰华认为，未来还可以采取更多生育友好的政策，降低养育、教育成本来提升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