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每当遇见同性靠近自己，王旭就会莫名紧张。
比如，他在一家十来平米的面馆吃饭，一抬头，恰好跟斜对面坐着的男人眼神有了接触，不安感爬上脊背，“他为什么盯着我？会不会想猥亵我？”
还有一次去网吧，他不知该如何开机，一位恰巧路过的男性出于好心，从他身后靠近电脑，手臂伸向主机，帮忙摁下了开机键。整个过程不过10秒，却让王旭出了一手心的汗——那种陌生男性靠近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
这一切的根源，是他去年7月9日的一次就医。那天，王旭被一名男医生带至洗手间猥亵，从这之后，即便是同性间再正常不过的接触，都会让他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
生活如同一张纸被揉皱，他想努力展平，却无法消除折痕。过去半年，王旭一直在当地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对方得到法律的制裁，但首先要面对的，是自己被质疑的痛苦。
就诊时开的取药单
“男的怎么会猥亵男的？”
从医院回家路上，“自己被医生猥亵了”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王旭头脑里。“不可能！”他马上否定了自己，“男的怎么会猥亵男的？”
那是2020年7月，陕西最燥热的时候。地处关中平原东部的华阴市也到了收花椒的季节，王旭每天都得在自家6亩花椒地里忙活上近10个小时。那段时间，他总是失眠，为了不影响白天劳作，7月9日早上9点左右，王旭到华阴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想开个治疗失眠的处方药。
急诊科诊室里摆了三四张桌子，医生、护士来来往往。王旭回忆，他见急诊科副主任黄鹏桌前有空，便让黄鹏帮忙查查有没有自己想要的那种药。黄鹏告诉他没有这种药，王旭便离开了诊室。这时候，黄鹏又出来喊住他，跟他说还有另一种作用类似的药物。
王旭称，在过道里，黄鹏简单问了他几句失眠的症状，说自己要参加一个晨会，让他稍等一会儿。大约半小时后，黄鹏开完会回来，将王旭带到了和急诊科相隔两三个房间的医生休息室。
根据王旭描述，休息室约20平米，由病房改造而成，有一张床、办公桌和衣柜，还带有一个约2平米的卫生间。在那里，黄鹏问起了王旭的家庭状况，在得知他离异后，黄鹏又询问他个人生理需求如何解决。之后，他让王旭进入休息室内卫生间自慰。过程中，黄鹏用手触碰他生殖器官的四五处位置，并询问是否有疼痛感。
考虑到黄鹏是医生，并且在整个交流过程中神情严肃，王旭以为，进行这项检查是因为这个抗失眠药物的使用和性功能有关，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配合了检查。
10点左右，黄鹏说自己还有个会议，匆匆结束了检查。他留下了王旭的电话号码，告诉他结束会议后还需要继续检查。王旭先回了家，12点多，他接到黄鹏电话，让他下午再过去。
但下午的“检查”向着王旭没意料到的方向发展。根据此后华阴市公安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情节，当天下午2点20分左右，黄鹏又带着王旭进入休息室，并让王旭在卫生间手淫，见王旭始终无法勃起，黄鹏主动用手帮助他手淫，并抚摸王旭的胸部、腹部、背部。最后，黄鹏把自己的裤子脱下，让王旭抚摸他的生殖器。这时候，王旭感觉到不对劲，提起了自己的裤子，黄鹏也停止了自己行为，整个过程持续约5分钟左右。
王旭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黄鹏询问他有没有带身份证和就诊卡，并带着王旭从休息室回到诊室。在那里，黄鹏给他开了地西泮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安定片。王旭完全不记得两人从休息室出来后说了些什么，脑子里全是休息室内发生的画面，王旭称，当时他只觉得黄鹏在检查中的行为有些奇怪，但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
拿着药单，王旭没领药就走出了医院，骑电动车回9公里外的村子。半路上，“猥亵”这个词在他脑海中弹了出来。
在这之前，他关于“猥亵”的认知都来自手机应用推送的新闻弹窗。在他看过的新闻里，猥亵的施害者全是男性，受害者则是清一色的女性。男性猥亵男性的状况，“完全超出认知”。
“不是猥亵，那算什么？”王旭反问自己。他找不出其他的解释。他回忆，黄鹏最后脱了自己裤子，“即便之前的行为都可以用‘做检查’来解释，但这个行为肯定跟看病没有关系。”离家越近，这个念头越来越坚定，接近40℃的高温下，王旭的脑子“嗡”地一声，羞耻感、肮脏感瞬间将他包围，“整个人好像浮了起来，飘在空中。”
他把电动车推进自家院子，洗脸洗手平静了一下，在客厅里掏出手机搜索：“被人猥亵后怎么办？”跳出的第一个网页告诉他：马上报警。
下午4点零9分，王旭拨打了110。手机通话页面上弹出了一则提示：也可以通过“12110”短信报警。他不好意思向接线员描述来龙去脉，于是发了短信，“半小时前在医院被男医生猥亵，我也是男的，现在感觉好恶心，不知道可以报警吗？”
“一万不行，就两万……你开个价”
在给警方发去报案信息后，辖区派出所在十来分钟后就给他打了电话了解情况，并通知他去派出所做笔录。
上次和警方打交道还是在10年前，他在外地摆摊卖玩具，和边上的摊主发生争执，被扇了一巴掌。之后，王旭报了警，要求那位摊主书面道歉。他是个“较真”的人，在他看来，如果别人做错了，伤害到自己，那就必须有个说法。
当晚，黄鹏也被办案民警从医院带回派出所做了笔录。从当晚12点起，村中3位长辈轮番作为中间人到王旭家调停，劝他撤案。
在王旭留存的交流录音中，一位长辈劝说他，“不管是误会也罢，错也罢，让他在经济上受点损失就行了”，“一万不行，就两万……那边儿一直催我呢，你给叔叔开个价”。
中间人试图让王旭意识到，报案后可能对他自己造成影响，“你以后还要娶媳妇，事情闹大了对你名声也不好。”接下来几天里，他们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来王旭家一趟，询问他考虑得如何。
王旭父母也接到了村里熟人帮忙求情的电话，他们模糊地得知，儿子在医院里让别人给“摸”了。母亲来劝说王旭，“你多少给别人说个数。”
在王旭眼里，这不是经济赔偿能解决的事。他想不明白，自己本应是需要得到安慰的人，怎么反倒成了别人眼里那个“不好说话”的人。碍于和中间人的情面，他在事发4天后开出了价，20万——一个大到他认为无法再继续调解的数字。
医生休息室内发生的事在脑海里反复播放。那段时间里，他变得精神恍惚，健忘。早上起床准备去卫生间洗漱，到了卫生间就记不得自己是来干什么了；从超市买东西出来，走出一里地，他才想起来自己是骑电动车来的。
失眠的状况也越发严重。睡不着的时候，王旭会打开手机查找跟自己情况类似的猥亵案例。他查到，在浙江，一位男性在网吧里趁另一位男性睡觉时对他“打飞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在一份关于医生猥亵患者的法院判决中，认定“利用工作便利猥亵病人，酌情从重处罚”。
7月17日，王旭收到了华阴市公安局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黄鹏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王旭疑惑，为何只对黄鹏进行了行政处罚？在他看来，按照此前的类似判决，黄鹏的猥亵行为应该可以达到以强制猥亵罪刑事立案的标准。
7月22日，王旭接受电话采访的音频被媒体发布出来。当天晚上，黄鹏的父亲和两位自称是黄鹏朋友的人找了过来。黄鹏的父亲给他道了歉，黄鹏的一位朋友则劝他不要再对外公开这件事，“你文化比较低，有的事情还是要看远一些。”那位朋友说，“再这样下去，（黄鹏的）家就完蛋了”，说到激动处，黄鹏的朋友把玻璃茶几扣得咚咚响。
他对“黄鹏对王旭进行猥亵”存疑，他反问王旭，“黄鹏作为一个40多岁的成年人，难道不清楚事情的危害性吗？”“他有老婆有娃，（做这事的）意图在哪？”而另一位朋友称，这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有因才有果，你就是那个‘因’”。
在这次谈话里，王旭很少说话。在被问到有什么诉求时，他低声回答，“给他关上个一年半年，在里面好好反省，就知道错在哪了。”
“大家都关心黄鹏受到的影响，有人关心我的感受吗？”王旭觉得，只有在法律上对此事有了认定，才能让大家知道这事对自己产生了多大的伤害。他想要个说法，黄鹏的行为为什么不构成刑事立案？
“能对你造成啥影响？”
华阴是个县级市，隶属于渭南。小城面积不大，检察院和公安局相距不足3公里。过去半年里，王旭在这两个机关跑了几十趟。
王旭在网上查到，如果公安机关不予刑事立案，可以寻求司法救济途径，于是他向华阴市检察院申请对此事进行立案监督。工作人员告诉他，检察院接收立案监督的案件需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他又去华阴市公安局，要求开一份通知书，公安局答复，既然已经对此事作出了行政处罚，就无法开具通知书。
他像个人肉传声筒，有时一天会在检察院和公安局间来回跑上两三趟，传递互相的答复。最后，检察院告诉他，必须得找公安要一份通知书；公安则建议他找检察院解决。通过华阴市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途径陷入了僵局，8月20日，王旭向渭南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一个月后，他收到回复，“维持华阴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此后，王旭继续向华阴检察院要求进行立案监督，检察院还是以没有通知书为由拒绝接收材料。从9月到11月间，他又陆续去华阴市纪委、政法委、人大和市委巡视组反应情况。每周，他都至少会从村里进趟城，询问事情的进展，要是碰上工作人员不在单位或工作繁忙，他会连着好几天都来等着。
一开始，把事情告诉工作人员，王旭还会觉得难为情。要是负责接待来访人员的办公室里人比较多，或是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王旭会提醒他们回避。他一遍遍地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不同的工作人员，还得掩饰情绪，“因为我是个男的，不能哭，必须坚强。”后来，他干脆写了份情况说明，打印出来拿给工作人员看。
在各个部门间跑得时间长了，王旭心态又有些变化。他觉得自己作为受害者，把事情说出来没什么好丢人的，这似乎也成了一种宣泄渠道，“自己主动说出来，总比等别人来问时才说得好。”
即便如此，王旭还是不愿意把事情告诉亲人和朋友。他担心他们知道后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不希望成为别人口中的“那个被猥亵过的男人”。
在家里，他把案件材料藏在卧室的衣柜顶上，只有站在凳子上才能够着。他认为父母应该察觉到了自己这半年来出门比以往频繁得多，也知道他还在处理“那件事”，只是彼此再没有提起过。
也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不理解。有一次，工作人员看着王旭递过去的关于事发经过的材料，忍不住笑了出来。还有人质疑，“黄鹏上午都这么对你干过了，你下午怎么还会去？”“你一个男的，能对你造成啥影响？”
王旭不理解，自2015年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起，就修改了强制猥亵罪的条款，将“猥亵妇女”更改为“猥亵他人”，男性从此也被纳入猥亵罪的保护范围，“为什么他们还对男性区别对待？”
为了确认自己对案子定性的判断是否正确，他以半小时30元的价格在网站上咨询过两位律师。还下载了知乎，以每位约40元的价格咨询了三位法律答主。在看完王旭对事情经过的描述后，他们均认为黄鹏对王旭的猥亵行为可以纳入刑法中的“强制猥亵”范畴。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吕孝权律师在看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猥亵情节后认为，王旭的诉求是治疗失眠，不是看男科，黄鹏的主观动机就不正常。且黄鹏所做的猥亵行为长达5分钟，对王旭进行手淫行为，并触摸胸部、腹部等敏感部位，从具体行为手段上也属于情节严重，应当构成强制猥亵罪的刑事立案标准。
在王旭找过的政府部门中，华阴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曾给华阴市检察院发函，要求对此事作出说明。12月末，检察院向人大作出回应。最后人大给王旭作出了一个含糊的口头答复，“这事儿我们也管不了”。
在各个部门间反映情况碰壁的时候，王旭常会感到胸闷、喘不上气。每当这时，他就骑车漫无目的地在乡间游荡。他常去离家三四里地外的渭河边，挑一处没人的河堤呆上个把小时。有时他会想，要不就当这事儿没发生，不再追究了，“反正现在这么坚持也没有结果”。但到了第二天，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要是原谅了他，我的心结永远也好不了。”
“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
在各个部门辗转了半年后，维权似乎进入了死胡同。今年1月初，王旭在微博上给数十家媒体发了私信，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被注意到。有媒体采访了他并发表报道，他还在报道的微博下留言，“我是当事人，希望大家能顶我上去”。而这似乎也没有起到多大效果——他的微博粉丝数保持在11个。
1月7日，王旭偶然间发现华阴检察院附近悬挂的铭牌，上面印有检察院检察长的联系方式。在多次联系后，1月18日，王旭有了跟检查长当面交流的机会。
在检察长的办公室里，曾看过王旭案卷材料的刑检科副科长胡磊坦言，王旭的男性身份对案件的定性带来了影响，“但凡（被猥亵者）换成女性或是未成年，这个就好说，这就是强制猥亵。实务中对成年男性的保护的确不太周到。”
胡磊告诉深一度记者，检察院对这一猥亵事件曾有过讨论，大家观点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事可以纳入刑法所规定的“强制猥亵”范畴，大多数人则认为公安的认定没有问题。
胡磊表示，争议点除了王旭的男性身份外，还跟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对于猥亵程度的界定不清晰有关，个案中一项具体的猥亵行为到底适用于行政法还是刑法管理，容易存在争议。
在吕孝全律师看来，猥亵行为是否能够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的确存在边界模糊的问题，未来需要最高法、公安部出台更清晰的司法解释。而至于胡磊所说因性别而对猥亵案标准不同的说法，吕孝全则不认同，他认为这是对性别刻板印象。“在性侵犯中，认为女性天然就是弱者，男性就是强者，这种传统的性别观念还没有改变。”按照现行刑法，成年男性和女性应当受到相同的保护。
此外，胡磊表示，男性猥亵男性的案子，这在渭南还是头一例。目前，渭南市公安局已经复议维持了华阴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在他看来，这将会让检察院对是否应当立案更加谨慎。胡磊有些为难，目前检察院都有对公诉案件无罪率指标的考核，“无罪判决越多，就说明你的工作越不好。万一法院认为黄鹏无罪，还得追究检察院的责任。”
在检察长的办公室里又一次复述事发经过时，王旭没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了出来。那天晚上，他在一条微博里写道，“太痛苦了，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
在这次谈话后，华阴检察院向渭南检察院进行申请，同意在没有《不予立案通知书》的情况下，接受王旭的材料，对此事进行立案监督。1月22日，王旭将材料递给了华阴市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工作人员给他打了“预防针”：检察院会在三个月内给出书面答复，“最后答复的结果可能不会是你想要的结果。”
王旭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还会继续向渭南市检察院申诉。案子的进展情况成了他唯一关心的事。
华阴市人民医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目前黄鹏已调离该院，但具体处理情况如何，医院未作表示。在王旭看来，不管此事以后在法律上如何认定，他都觉得在心理上很难翻篇，那种“变得肮脏”的羞耻感或许会伴随他一生。10年前，他离了婚，他不是没想过，如果再遇上合适的人，自己会再重组家庭。而现在，他觉得自己“不配再拥有美好的生活了”。
王旭努力对抗着这种耻感。前几日，他去公共澡堂洗澡。进入更衣室前，他四处打量了一圈，确定没人留意他后才安心脱衣服。说起这件事时，他有些自责，觉得自己变得过于敏感。他又很快反应过来，“这不是我的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