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贵啦。
昭和时期的外卖员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甚至还有日本的大爷大妈来送外卖。
因此人工成本相当高，不划算：
所以在日本，外卖行业是很难做起来的。
即使面对最喜欢的奶茶，他们也宁愿排队买，而不愿意点外卖。
但现在疫情来了，他们想排队恐怕都没有机会了。
在家自我隔离的他们，如何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呢？
有人依然坚持自己做饭，但也有人拿起了手机，开始点外卖。
因此日本的外卖行业，竟然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了起来。
日本的外卖市场规模近年来一直不断扩大一些企业也看到了商机，开始进军日本的外卖业。
比如滴滴。
没错，就是我们国家那个滴滴。
就在昨天，滴滴的外卖业务“DiDi Food”，开始在日本福冈县启动。
滴滴去年6月就在大阪市推出外卖服务，福冈是其推出该服务的第二个城市。
当然了，更多投身于日本外卖行业的，都是一些普通人。
比如一位叫福田康夫的喜剧演员，他原来是一位街头艺人。
疫情影响下，他的工作被迫停止，为了生计，他也只能送起了外卖。
2012年伦敦奥运会花剑团体银牌得主三宅谅
也因为东京奥运会推迟，而干起了外卖：
最有意思的是：
日本出租车行业因为生意惨淡，竟然也让司机加入了外卖大军。
在出租车空载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是可以化身为「外卖小哥」接单送外卖。
只是配送价格会令人克制下单的欲望：
各家公司收取的配送费，从900日元到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8元-195元）不等。
而在这群日本外卖小哥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去年5月，一条视频火爆抖音。
一位在日抖音博主采访了一位中国的外卖小哥。
在交谈中，中国外卖小哥表示，自己做工作的外卖公司，里面“全是中国人”。
谈到自己的薪资时，这位中国外卖小哥表示：
“一天一万多日元吧。（约合人民币623元）”
看似丰厚的报酬，也引起了国内网友的羡慕。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日本送外卖真的能“躺着赚大钱”吗？
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的主持人阿部力，就找到了这位受访的中国外卖小哥小梁。
小梁所工作的平台，名叫“EASI”。
这款外卖app，被誉为“国外最大的华人外卖平台。”
因此这个平台的骑手不仅都是中国人，连客户也是。
这个平台和国内的外卖app一样，都是“派单制”，还是多劳多得那一套。
在长达40分钟的等待后，小梁终于接到了一个订单。
配送距离5.7公里，需要在30分钟内送达，配送费1227日元，约合人民币80元。
送达后，小梁也在镜头前吐槽起自己的难处。
“你看这一单虽然挣得好像挺多的，但你要接不上单的话，其实每小时还是赚不太多的。”
2017年，小梁在国内与朋友一起创业。
因为信任朋友，没有写具体的合同，最后他朋友给他摆了一道，让小梁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小梁还经历了和女朋友分手的惨痛经历。
对人生充满绝望的他，决定远赴日本发展，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小梁坦言，是外卖的这份工作，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三四个月前我还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觉得生活好无聊，没有什么目标、奔头。”
开始送外卖之后，我的生活就有了目标，送外卖这份工作比较自由，我也干得很开心。
唯一不好的就是睡觉变少了，哈哈。
采访结束后将近晚上10点，小梁还要继续接单。
最后小梁骑着车，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
接下来，节目组又采访了另外一名中国人。
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外卖小妹」，小魏。
小魏与大学舍友在一起合租。
因为疫情原因，小魏需要在出租屋这里上网课。
网课结束后，小魏会利用课余时间，出门送外卖。
小魏刚开始跑外卖的时候，因为日本疫情严重，并没有告诉家里人。
有时候家人想找小魏聊天，会惊诧于为什么小魏不接电话。
有一天，小魏告诉他们，最近在跑外卖。
小魏妈妈当时就愣了一下说：“你好辛苦啊…”
这大概就是在日本送外卖的中国人，最真实的样子。
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在日本这个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
以日本最大的外卖平台“Uber Eats”为例，这是他们外卖员的收入：
7天收入为24799日元，约合人民币1548元
7天收入为113535日元，约合人民币7089元
平均一单的配送时间为15~20分钟。
加上奖金，一单的收入大概在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1元）左右。
新手外卖员，一个小时也能送上两单。
换算成时薪也有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2元），跟便利店打工差不多。
UberEats还规定必须要用自行车，令人感叹月收入在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w元）以上外卖员，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普遍。
除此以外，Uber还会对外卖员的收入抽取10%的手续费，你赚得越多，上缴的也越多。
就连那位采访小梁的抖音视频博主也说了：
因此我不想拿中日两国的外卖行业作比较，我觉得两国的实际情况不太相同，需要一分为二去看待。
但我觉得像纪录片中的小梁和小魏，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这本身就是好样的。
我也希望他们俩能好好照顾自己，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干巴爹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