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COVID-19大流行中,加拿大那些高薪的CEO们,也有望在今天中午之前,赚到普通工人工作一年还要多的薪水。这一说法,来自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1月4日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该组织在劳工问题上,反对不平等。

这类信息,该组织似乎每年都会在新年上班伊始时发布,看起来并不是新鲜感十足。

可是,2020年,受疫情影响的一年,谁也无法回避。

根据报告发布,加拿大有相当一部分大公司,左手领着联邦的工资补贴,右手却大肆向股东派发分红。

用报告的作者、高级经济学家戴维·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的话说:“疫情之下,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过得不好。”


戴维·麦克唐纳 来源:新闻视频

前百名CEO中约半数薪酬不会低于去年

CCPA的报告显示, 2019年,加拿大薪酬最高的100名CEO,其平均薪酬为1080万加元。相比之下,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加拿大工人的平均年薪为53482加元。

按时薪来计算,时间的指针指向今天上午11:17时,加拿大薪酬最高的CEO,就已经赚到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报告中说,前一年,这个时间点还要早1个多小时——前一年,这些CEO的平均年收入为1180万加元,是普通工人的227倍。

2020年的薪酬会如何?对很多企业来说,能活下来已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理论上说,大流行也会相应影响CEO们的薪酬,但麦克唐纳说,对这些CEO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薪酬可能会与去年持平或有所增加。

麦克唐纳把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大流行期间的股市繁荣。

CEO的薪酬,不只是工资,更多的是包括股票增值在内的“奖金”,这或许总所周知。

根据公开数据,加拿大公司薪酬最高的CEO是Restaurant Brands的Jose Cil,他执掌着Tim Hortons,Burger King,Popeye's和其他连锁店。2019年,Cil总薪酬超过2700万加元,主要遍是通过股票获得的,他的基本工资则刚刚超过100万加元。


Jose Cil 来源:新闻视频

麦克唐纳补充,在CEO们平均的1080万加元薪酬中,约82%系奖金构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2019年薪酬排名前百名CEO中,目前发现有超过1/3的CEO所经营的公司,在2020年通过申请联邦政府的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CEWS),获得了薪资支持。

而这100名CEO中,约有一半的人由于股市的繁荣,有望在疫情期间保住自己的薪酬或获得加薪。 领了10亿加元工资补贴,派了超过50亿加元红利

《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对股份所有权股权进行分析后发现,68家加拿大公司的CEO在接受CEWS后,向股东派发了红利。

调查显示,他们接受的CEWS超过10亿加元,而在过去两个季度里,派发的红利则超过了50亿加元。

据保守估计,其中的3000万加元的红利,被CEO们个人收入囊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68家公司,只是接受CEWS的不完全名单。最权威、最完整的名单,加拿大税局直到今天才正式发布。

其中,罗杰斯通讯公司(Rogers Communications Inc.),就不在这68家公司之列——该公司领工资补贴的同时,也在派发红利。

尽管加拿大副总理、财政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一再强调,“工资补贴必须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

但这并不妨碍公司派发红利,而且目前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些公司违规了。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68位CEO中,有61人在其公司获得CEWS的季度中收到了股息,其中有5人的收入超过200万加元。

魁北克的佩拉多(Pierre Karl Peladeau)在一个季度里,获得了该集团近一半的股息,据估计为1400万加元的股息。

曾担任四家上市公司的CEO K. Rai Sahi,他获得了310万加元的股息,而他的公司获得的CEWS超过2200万加元。

在《金融邮报》的分红名单中,排在前列的其他CEO,还包括:Savaria Corp.的Marcel Bourassa,他的公司获得CEWS450万加元,他获得分红约340万加元;TFI国际公司的Alain Bedard,公司获得CEWS2490万加元,他获得分红约230万加元。

Evertz科技公司的Romolo Magarelli,获得的股息排第5名——他在一个季度里,获得了约210万加元的股息。

此外,获得超过10万加元红利的CEO,还有21位。


方慧兰 来源:新闻视频

可不可以不这样?

西部大学(Western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李(Frank Li)说,高管的薪酬与其公司的业绩挂钩。

而当纳税人的资金(如CEWS)被引入公司,并写进收入和净收入时,其业绩指标会被夸大,这就为分红等提供了便利。

高管们领取分红收入,并不是因为他们带领公司取得了惊人的业绩,而是因为 “运气或纳税人的钱”——这看起来,很不合理。

约克大学教授理查德·勒布朗(Richard Leblanc)表示,要改变这种情况,很难。

因为公司中的很多人都已经认为,分红这件事非常重要。

几十年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大家都坚信:公司的声誉,是围绕着持续派发红利建立起来的。

而对于各类投资者来说,无论是加拿大最大的养老基金,还是靠这些红利生活的退休人员,他们都有个统一的标签:股东。

公司认为,暂停派发红利,可能导致股价下跌。

勒布朗说,如果公司不能暂停派发红利,那么暂停向高管和董事发放股息也就不可能——公司不可能区别对待其中某个股东。

减薪会不是另一种解决方案?《金融邮报》名单上的一些CEO也的确这么做了。

比如,佩拉多在疫情初期,削减了自己50%的工资。只不是,他2019年的基本工资仅为133万加元,减薪50%,并不能抵消他赚取的1400万加元红利。

Telus 公司的CEO Darren Entwistle。他把他4月、5月和6月的工资(相当于40万加元)捐给了加拿大的医护人员,他家族的慈善基金会Entwistle 家族基金也为其提供了匹配的资金。Entwistle在Telus收到CEWS的两个季度中,估计会获得10.9万多加元分红。

Mullen集团CEO 穆雷·穆伦(Murray Mullen),除了分红和利润分享外,并没有领取工资,也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补偿——穆伦的收入因此减少了约14.5万多加元,但其公司获得的CEWS为1080万加元。

或许,更气人的是,更多时候,高管们收入的增加,是被迫的。

薪酬治理合作伙伴公司董事理克里斯托弗·陈(Christopher Chen)表示,因为有一些公司,通过持股准则,要求其高管拥有其高于基本工资5倍的股票。

这种情况,在加拿大的大企业中尤其常见,某些类型的股票还会根据业绩,或到一定时间时授予高管。

陈称它们为“幽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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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让加拿大贫富差距更大,近半受访者离破产不到200加元

麦克唐纳的研究还发现,由于新冠疫情,那些时薪17加元或更低的人,约有15%~20%的人没了工作或减少了工作量,而那些 "最高工资 "的人则在7月之前就已经完全恢复了。

麦克唐纳表示,考虑到经济动荡的大环境,高管的薪酬结构应该做出改变。除CEWS只适用于,不发放高管奖金的公司外,还建议取消高管税收优惠,对极端高收入者实行新的税率,提高那些在大流行期间赚得更多的人的税率,以缩小差距。

目前,加拿大的穷人到底有多穷?

根据安格斯·瑞集团(Angus Reid Group)和BDO Canada在2020年9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负担能力指数方面,有18%的加拿大人说他们的境况更好了,但近39%的人说,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在第一波疫情中就已经恶化了。

同时,该民意调查数据,还指出了加拿大人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

债务增加者中73%的人说,2020年债务恶化程度比2019年要高,且情况最糟糕的人表示,自己的债务负担可能是其他人的近4倍。

BDO债务解决方案部的负责人道格·琼斯(Doug Jones)表示,由于难以承受生活成本,新冠疫情下的不少加拿大人,只能削减开支,但人们也发现偿还债务更加困难,“这些因素可能会给家庭和经济带来长期压力。”

调查发现,2/3的受访人无法偿还债务,或不得不对相关预算作出牺牲,比如放弃娱乐或休闲之类的非必要支出。同时,调查还发现,近1/4的加拿大人已经放弃了一些必需的食物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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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同样在9月间的完成的消费者债务指数报告显示,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使得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调查机构、加拿大最大持牌破产受托公司MNP公司总裁贝任恩(Grant Bazian)表示,虽然有些人很幸运,仍在继续从事目前的工作,但不少人已挣扎在“是否能活下来”的边缘。

该公司表示,有47%的受访者说,他们离破产的距离不到200加元。这类人,主要以年轻人、妇女、租房者和低收入者居多。

相对来说,租房者申请破产的可能性要更大些。57%的人称距离破产还差200加元或更少,其中32%的人称自己已经破产。相比之下,房东的数据分别为36%和18%

因此, 31%的租房者说,他们会用自己的一生来还债——你不用太意外这种说法。

调查显示,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和安省的居民,更有可能在大流行期间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