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曾推出过“无缘社会”“穷忙族”的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并拍摄了一部名为《女性贫困》的纪录片，深刻揭露了隐藏于日本社会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
一旦失去男人，日本女人的生活就会陷入万丈深渊。
2017年，同名书籍在中国发售
东京的新宿车站街头，衣着体面，四处徘徊的女孩们，可能是寄生网吧的“漂流少女”；灯红酒绿的风月场所，巧笑倩兮、推杯换盏的女孩们，可能是疲惫不堪、生活拮据的单亲妈妈。
她们就像是这座繁华都市的阴暗面，看不到远方的希望，止步于眼前的苟且。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追问这些光鲜亮丽的年轻女性和贫穷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些本该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年轻女孩或本该在家中过着闲适太太生活的已婚女性会落魄于此？
最重要的是，贫困固化的背后，这一群体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女性贫困》
她们在人生的起点，就被剥夺了梦想与希望
如果你曾来过东京，在新宿最繁华的街头，你也许会看到这样一群女孩：她们穿着时髦、妆容精致、面孔稚嫩而可爱，其中不少还拎着大小包，仿佛是专门来此购物的，但转角她们就出现在东京近郊廉价、破败的网吧里，因为租不起房，她们常年蜗居于此。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女性贫困》
而就算租住在这样环境恶劣、廉价的网吧，她们当中好多人要靠打两到三份工，一天吃一顿才能勉强维生。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女性贫困》
有些连网吧都住不起的未成年女孩则彻夜在通宵营业的店里徘徊。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女性贫困》
还有些带着小孩的单亲妈妈，提供住宿、托儿所的色情场所则成了免于让她们流浪街头的救命稻草。
在东京声色犬马的光鲜外表下，俯拾皆是这样令人发指的“女性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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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她们想要通过读书或职业培训来摆脱贫穷，昂贵的助学贷款也让她们望而却步。
小爱在拼了命打工上学后，因为助学贷款不得不背上长达二十年的债务。谈到结婚，小爱说：“不可能的，虽然我也想结婚，等我结婚，等我还完钱都四十五岁了。”
另外一位同样背负巨额助学贷款的学生真纪说：“其实助学金也是负债，如果说我欠债六百多万，男人听了会怎么想呢。”
图片来源纪录片《女性贫困》
这些与贫穷挣扎的年轻女孩大多成长于单亲家庭，父亲缺位，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或是遭遇离婚/丧偶，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从此深陷生活的泥潭。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结婚成为了日本女性脱离贫穷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显然，依附于他人生活是件风险性极高的事。
日本法律规定，全职太太可以享受丈夫的国民健康保险，离婚后可以分得丈夫一半的退休金。然后，现实是，因丈夫去世和离婚而造成的由单身妈妈独自抚养孩子的母子家庭年年增加。
倘若丈夫遭遇意外，或是丈夫的收入不高，无法支撑一家人的生活负担，习惯了家庭主妇生活的妻子想要再度回归职场环境，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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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普遍推行向男性倾斜的雇佣政策：女性因不能长期工作，而无法作为人才被灵活运用，即公司往往不愿雇佣女性为正式员工。
而原本日本的“合同工”是在丈夫有稳定收入，妻子为了贴补家用或者实现自我价值而诞生的，但当女性一旦遭遇人际关系破裂，靠合同工的微薄工资供养整个家庭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而即便是那些高学历女性，一旦遇人不淑嫁给渣男而又离婚的，立马就会掉进贫困的深渊。
也就是说，就算是生活在日本这样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女性想与贫穷彻底绝缘，高学历、温柔贤惠、讨丈夫欢心还远远不够，你还得有足够的好运嫁给一个不会家暴、不会出轨的好老公，且这个好老公还不能遭遇任何譬如车祸、绝症的生命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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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困顿的背后，是扎根于日本土壤深处的“男权”文化：在有失公允的薪酬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共同发难下，女性成为了“失去男人即贫困”的牺牲品。
“无论结婚与否，女性都得独自活下去的时代已经到来。”
夜店和卖春女性的相互依赖
在日本，每年有五十名左右的儿童被虐待致死。而在被虐待致死儿童的家庭经济情况中，低保户和非纳税家庭占了35%。从孩子生母的就业情况来看，无业者超过70%，临时工、合同工占20%，全职职工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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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日本曾发生一起耸人听闻的案件，一位单亲妈妈将孩子放在风月场所提供的宿舍内，自己出门接客，结果两个孩子被活活饿死在垃圾泛滥的房间。
每当发生此类儿童被虐身亡的事件，媒体总是大肆报道，网上骂声一片。虽然谴责加害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个别人因为自身原因而酿造的惨剧，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问题的根源是，如果女性的生存环境不稳定，那么她们的孩子又怎么会健康成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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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不稳定环境下生活的妈妈和孩子，同步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
19岁的友美，儿时父亲意外离世，多年阔别职场的母亲毫无预兆地成为单身妈妈，从家庭主妇转变为顶梁柱，勉力负担全家人的生活。
友美的母亲在煤气公司的客服中心工作，但身患慢性病，经常需要卧床休息，因此一家人的生活更为拮据，朝不保夕。
作为长女，友美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从中学起就开始到便利店打工挣钱，每月赚五万日元，将近3000人民币，要付自己的伙食费、学杂费、电话费，还有拿出一部分补贴家用。此外，她还要监管两个妹妹，抽出精力照顾身体孱弱的母亲。
对于友美来说，人生在少年开始就已经弥足艰难，每天被沉重的生活重压所捆绑，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更谈不上诗和远方。
当被问及拥有什么理想的时候，19岁的友美说：“我哪里还有什么理想啊...... 我最想要的就是能够摆脱现在的状态，不用为了打工而起早贪黑，早上能够正常时间起床、上班，傍晚按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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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论怎样辛苦打工也无法摆脱贫穷后，有些单身妈妈把生存的希望投向了为其提供儿童托管服务的社会暗角。
为了满足这些女性的需求，部分“夜店”（在这里特指性交易场所）特意设置了托儿所、宿舍等场所，并且，色情店老板对这里工作的单亲妈妈都十分相熟，会帮助她们存钱、接送孩子、制定工作期限和攒钱目标。
无形之中，夜店和卖春女性之间相互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女性贫困》
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在政府的行政援助顾及不到的地方，色情业竟然成了单身女性的救命稻草。
而当出卖肉身的色情场所成为女性赖以生存的依托，这不仅仅是生而为女性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会遗传的贫穷
可怕的是，在得不到足够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单身女性的贫穷现状会持续到下一代。
在《女性贫困》一书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底层女性身上所具备的相似的人生轨迹。她们大多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父亲缺位，母亲独自抚养几个孩子。
从小缺少管教，负担着家庭的重压，学习吃力，继而辍学。最终学历直接关系到就业，低学历是被社会排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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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母亲再婚，那么她们大概率会遭受来自其他家庭成员的漠视和冷落，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她们的内心脆弱而敏感，并且极度缺爱。
越是这样的女性越憧憬在两性关系中获得救赎。
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怀孕，她们对孩子抱有期望，相信孩子一定会让自己幸福。但是真正生出来的孩子不可能任人摆布，于是认识到孩子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依赖对象，就会寻找下一个依赖对象，要么是男人，要么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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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严重的性别歧视让她们无法享有与男性同工同酬，照顾孩子令她们无法坚持全职工作，只能一天打好几份零工，与孩子的接触时间也越来越少，这对于孩子的人格形成非常不利。
29岁的吉田茜有一个4岁的儿子，她是一家IT公司的合同工，工资按小时计算。为了削减生活费，她绞尽脑汁才能勉强维持现有的状况：
“以前工作时常不吃午饭，就那样挨过休息时间，就算吃也就是一碗八十日元的方便面。因为离婚时的精神压力，我被诊断为社交恐惧症。我尽量不去医院，和儿子也没有旅游过，没有出去游乐场，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存钱。”
而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下工作，母亲必然会产生压力和负面情绪，于是孩子就成了发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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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便身处在这样被动的境地中，她们仍然在竭尽全力地生活。但哪怕是每天不间断地努力工作，结果只是更加辛苦。
一位叫敏枝的单亲妈妈在离婚后，为了回归职场，来到一家职业学校进修。因为日本的单亲资格证考取援助计划，她在进修期间可以得到每月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但为了让4岁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敏枝在学习之余同时打着三份工：
“或许我停下来就再也不想动了，我觉得如果要是停下来喘一口气就会什么都不想干了。我会一直躺下去起不来，一蹶不振。因此我不会回娘家，也许是我害怕放松精神，一放松，那根紧绷的弦就会断掉，那样的话我就再也没有力气纷争下去了。”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女性贫困》
原生家庭破碎和情感缺失，教育机会和学习意愿被剥夺，这直接导致了女性就业困难、贫困人口上升、单亲妈妈增多、色情业发达、贫困代际传播......
传统观念把女性训练为男性的附庸，而现代社会又盲目地要求她们独立，“劳而不得、徒劳无益”的现实困境将她们抛入恶性循坏的漩涡，背后正是贫困的固化。
100年前，女性学者波伏娃说过一句话，“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绝非单纯的生物学原因，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文明。”
如果说《女性贫困》一书真实地揭露了日本贫困女性的现状，那么与日本文明高度相似的中国女性的境遇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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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国内女性比日本女性虽然有较高的职场天花板及更宽松的求职环境，但随着女性职场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家庭暴力与情感压迫的长期存在、对女权思想的恶意打压和抨击，我们很难预想，没有选择权、没有议价能力的女性将如何确保自己可以获得平等的对待。
如果说贫困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某种失败，那么已经有数不清的女性个体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梨子说：“我尽量不去想未来的困境这些负面的事情，因为这会让我更加痛恨把单身妈妈逼到这种地步的国家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