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感慨说，中国人靠吃双黄连和板蓝根来预防新冠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初，朋友圈被双黄连支配的恐惧。
一经被传出有“预防新冠”的疗效后，这个平时感冒时才会喝的口服液，瞬间得到了限量版AJ1的待遇，人们在各大药店门口连夜排起了长队，只为了能买一盒双黄连。
几个月后，板蓝根也经历了同样的疯抢。被传出抑制新冠病毒的消息后，多家药店一天之内就被卖断货。
可能有人会觉得好奇，那大洋彼岸没有这两个神药的美国人民，他们在疫苗研发之前，就没有疯抢的药物吗？
答案是，当然有。
他们的“抗疫神器”，就是维生素C。
维生素C对于新冠有没有用，这个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但美国人对维C的狂热，的确是实打实存在的，而且和我们对板蓝根的崇拜一样，非常虔诚。
疫情来袭初期，美国瞬间掀起了维C热，超市里所有药物都供应齐全，唯独维生素C被风卷残云般一抢而空。
而且美国人对于维C的崇拜，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早在1949年，美国人就拿维C来治疗小儿麻痹症了。到了70年代，美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莱纳斯 · 鲍林（Linus Pauling）高调为维C站台，他甚至为此专门写了本书叫《维生素C治感冒》，一度引起了维C的世界性缺货。
但热衷维C的美国人民，尽管维C产业上比中国提早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却依然被中国完虐。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工业生产的维生素C用量大约为8万吨，价值近10亿美元，目前中国生产的维生素C占世界总产量的90%以上，美国进口维生素C原料的80%来自中国。
那我们是怎样做到后来者居上的呢？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段被国外三大巨头制药公司垄断的历史，那时候中国没有任何生产维生素C的能力，国外定价多少钱，我们就得花多少钱买。
再后来，为了把中国冉冉升起的维生素C产业扼杀在摇篮中，国外垄断联盟还不惜采用各种商业手段，差一点就把中国维生素C产业搞死。
美国还不惜为此，发起了针对中国的首例反垄断诉讼案。
但没想到，弄巧成拙，这一通操作之后，不但没加害成中国，反而成被中国给极限反杀了。
01
众所周知，维生素C对人体不可或缺。
大到对抗坏血病、心血管疾病，小到普通的感冒、口腔溃疡，它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在如今，假如你想要补充维生素C，可以走进任何一家药店，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随处都可以买到它。
不仅有大大小小的片剂、胶囊，有的还被做成糖果，甚至是饮料。
但几十年前的人们想这么做，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那当时人们要靠什么来补充维生素呢？
靠吃柠檬和橙子。
但这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长时间的海上航行无法保证新鲜水果的供应，为此，坏血病便成为了大航海时代海员的噩梦。
而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30年代。
1933年，瑞士化学家塔德乌什·赖希施泰因（Tadeus Reichstein）发明了维C的工业生产法，简称莱氏法。
它所用的原料为葡萄糖，经过化学氢化得到生成物D-山梨醇，再由醋酸菌发酵生成L-山梨糖，之后进行化学氧化与酮化，再通过水解反应得到2-酮基-L-古龙酸，最后经过盐酸的酸化最终得到维生素C。
简单来讲分为五道工序：一步发酵、酮化、氧化、转化和精制。
有了这个人工培育的方法，这才正式结束了人类靠吃橙子预防坏血病的时代。
1934年，瑞士的制药巨头罗氏制药公司，抢购了莱氏法的专利权，开启大规模量产，罗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维C产业的霸主。
40年代后，维生素C便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医学界、生物界，甚至媒体界都来研究维C的功效，其探讨的救治范围也从感冒发展到心脏病、肝炎、失眠和肿瘤等等。
这让维C玩家也多了起来，德国巴斯夫，日本武田纷纷入局。
后来，这三家药企为了长期垄断维生素市场，组成了一个维生素C垄断联盟，专门合起伙来划分市场范围，控制全世界维生素C的产量和价格。
在他们的操纵下，维生素C的价格从1973年的4美元/公斤，21年间增长了350%，到1994年的18美元/公斤。
对于没有维生素C生产技术的国家来说，这种涨价既让人恨得牙痒痒，但又无可奈何。
这其中最难受的，就是当时的中国。
中国人口众多，1970年人口就突破了8亿，对维生素C的需求量巨大。1958年，我国也开始生产维生素C。首先是东北制药总厂，当时生产规模为年产30吨，以后陆续有上海第二制药厂、太原制药厂、济南制药厂等企业投产，但是规模都不大。
加之传统的莱式法对原材料要求高，工序复杂，生产成本高昂，国内产量不足。所以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维C产业都被这些海外巨头所把持。
中国很大一部分外汇，都花费在了进口维生素C上。
02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对维生素C的研发。
以尹光琳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院士们，和北京制药厂的科研人员，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后，发现当时主流的莱式法，存在很多缺陷。
比如工艺线路太长，难以连续化操作，生产中还伴有大量有毒气体和“三废”的产出，对生产环境有严格的防火防爆安全要求等等。
于是尹光琳想，那能不能通过改良该生产路线，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污染呢？
在当时国外技术封锁之下，这种创新性试验可谓困难重重。团队既没有详细资料，也没有足够的试验菌群，更没有完善的实验设备，就连具体计划、完成年限是什么，大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切都是是从零开始。
不仅如此，就连当时的研发环境也十分恶劣。
北京药厂位于朝阳门外，中科院的研发人员们需要从中关村坐公交车到药厂，单程就需要2个小时。
恰逢文革，他们既没有额外补贴，也规定不能买月票，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其他时间都要待在厂里。
厂里还规定研究员不能光做研究，还需要每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轮班劳动，从打扫卫生、刷瓶子、到看发酵罐，样样都不能落下。
就连当时宝贵的试验记录，自己都不能保留，要被车间主任收走，有人向厂里提出要记录，结果主任说：“你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要记录干什么。”
无奈之下，尹光琳他们只能在上夜班时，抽空挑重要的照原记录抄了350多页。
用发酵罐做试验时，研发人员要等测定结果出来后，才能定下一次实验的剂量，这样往往要令他们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最紧张时，一连上了9个夜班。
但即便如此辛苦，前7个月依然一无所获。
就在实验陷入僵局时，尹光琳找到一个产2－KGA菌种，并从该菌发酵液中得到了2－KGA结晶，后来他们筛选到了产酸量稍高的菌株N1197A，这让举步不前的实验冒出了一线希望。
实验中的第二步发酵，是由氧化葡萄糖酸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混合发酵完成的，前者为产酸菌，俗称小菌，产酸能力较低。
为了提高该菌株的产酸能力，他们用最苦、最累的方式，一步步试错，先用摇瓶做基础实验，然后是复杂的交叉法实验，如此日夜重复，一旦有好的结果，立刻将结果用到罐上，然后在罐上反复试验。
就是靠这种“最笨”的方式，使2－KGA菌株大幅度提高，最后终于达到了目标，使底物山梨糖接近100％转化为2－KGA菌株。
之后三年，他们又完成了上千个样品的分离，筛选了几千个菌株，摇瓶条件试验将近60批，发酵罐和种子罐试验将近100批，最后就连试验记录文件，叠起来都有几尺高。
最终，他们从采集的670个土壤试样中分离得到1615株细菌，然后经过培养，得到了一株优选菌株，从而开发了二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中间体—2-酮基-L-古龙酸。
1980年，中国正式发明出了“二步发酵法”，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成功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微生物转化法，打破了“莱氏法”50多年来的垄断地位。
不同于莱式法，二步发酵法先将葡萄糖还原成为山梨醇，经过第一次细菌发酵成为山梨糖，再经过第二次细菌发酵转化为KGA，最后异化成为维C。
用生物氧化代替化学氧化，省掉了酮化反应，简化和缩短了莱氏路线，节省化工原料，降低维生素C的生产成本和化工污染。
有了新工艺，国内几家维C厂纷纷投产新的生产线。
以当年北京制药厂年产150吨维生素C车间为例，采用二步发酵法新工艺后，每年可节约丙酮297吨（相当于237.8万斤粮食）。
节省其他化工原料2600多吨和主要设备58台，降低了原料成本10%。
成本一下来，产量自然就上去了，更多的老百姓能吃上便宜的维生素C了。
后来，国内科学家又不断对“二步发酵法”进行多方面优化改造的研究：如大小菌的关系、优良菌株的选育、发酵工艺的优化，进一步改进及完善。
不久后，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维生素C垄断联盟那里。
他们向中科院提出，要买下这个专利。
03
由中科院微生物所和北京制药厂联合研究发明的用于维生素C生产的二步发酵法新技术，以5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国际著名制药公司——瑞士罗氏公司。
众所周知，我国医药领域技术起步晚，据卫生部资料表明，当时我国上万个药品专利中，90%以上都为国外研究机构和企业所有，而想要外国人买我们的专利，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而550万美元，不仅是一笔对信中国来说是一笔巨资，也打破了当时中国对外技术转让最大的项目记录。
这让研究所上下人心大振，证明了中国人即便在落后的研发环境中，依然是有能力研发出世界顶尖的药物的。
但罗氏制药买下中国的专利后，却并没有开始生产，而是将其束之高阁，依旧沿用自己的莱氏化学法。
那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是因为罗氏是当时维C产业的霸主，采用新工艺要废弃原有的生产线，短期内经济利益损失太大，所以他们只是视此为一种防守策略，目的只是为了防止其他公司使用新法与其竞争。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相信中国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能够在未来对他们造成威胁，所以才迟迟不采取行动。
幸好，当时中国人给自己留了一手，只出售了专利的中国境外使用权。
所谓境外使用权，就是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国内还是可以使用这个专利在生产维C。
于是在罗氏还用老工艺养精蓄锐时，中国企业开始纷纷利用新技术，上马维C项目。
1990年，我国维C生产厂家增加到14家，年产量6050吨，出口4377吨。
1992年，由于波黑战争和日本海啸，造成南斯拉夫和日本武田等维C企业停产，维C市场出现供应缺口，维C价格飙升。
由于成本低、价格低，中国产的维C在世界生产量上占的份额越来越大，甚至卖到了欧美日本等国。
同年，我国维C生产厂家猛增到26家，产量达2.6万吨，出口2.3万吨，生产能力占世界的40%以上，出口量为世界贸易量的45%左右，位居世界第一。
这时候，维生素C垄断联盟，开始坐不住了。
他们发现，原先瞧不上眼的中国维C，竟然这几年销量一路上涨，还有超过他们的势头。
这让这些巨头们在一起商量了好几天，研究琢磨出来了一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对策。
那就是打价格战。
我们知道，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所以没人能够撼动它们的垄断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依靠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
比如可口可乐的自动化生产线，一分钟可灌装成千上万瓶可乐，即便售价压得很低，也能靠规模化，赚取不小利润。
而新的品牌因为规模小，供应链不完善，很难做到同样低价，只能出局。
维生素C联盟的想法也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的生产能力也很强大，运用价格战，肯定能把中国的维C扼杀于摇篮之中。
于是，他们开始了大幅的压价。
1995年10月，罗氏突然宣布维C降价20%，接着以每月平均降价10%的速度连续降价，只用了一年多，从14美元/公斤一直降到最低4美元/公斤。
这突如其来的降价，使全球维C企业都出现了亏损，中国自然也不能幸免，国内26家维生素C药厂，一年后有22家惨遭关停。
最后，只剩下四巨头东北制药、石药维生药业、华药维尔康药业和江苏江山药业在苦苦支撑，眼看也要面临倒闭。
但就在这时，转折出现了。
1999年5月，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小组，突然开始了对维生素C垄断联盟的调查。
经调查后，美国司法部控诉以罗氏公司为首的世界9大维生素生产企业，长期操纵维C的销售价格，指出其长期操纵市场价格，给维C下游企业，比如可口可乐和宝洁公司，带来超过50亿美元的损失。
罗氏公司被认为是这次价格垄断的始作俑者，最终遭到了非常严厉的法律制裁，被开出5亿美元的巨额罚单，公司的最高级主管，也因此锒铛入狱。
同时，其他国际维C巨头也遭到了罚款，合计高达9.9亿美元。
2001年11月，欧盟也对上述制造商处以高达8.55亿欧元的罚款，其中罗氏公司为4.62亿欧元，巴斯夫为2.96亿欧元。
祸不单行，90年代末期维C年产量过剩，维C价格继续崩盘，一度降至2.3美元/公斤。
那些沿用老生产线的制药巨头们终于扛不住亏损，开始出现倒闭潮，罗氏把维C业务卖给了荷兰帝斯曼。巴斯夫本来低价抄底日本武田，结果收购后也不得不停产。
而劫后余生的国内四大维C药厂，撑到了2003年的SARS疫情，期间维C价格得以回暖，四大厂最终凭此机会扩张了一番，占据了全球90%的份额。
这样的结局，不得不让人唏嘘。
尾声
中国维C的崛起，之后一度又遭到了美国的不满。
2005年，两家美国维C采购商将华北制药告上了法庭，罪名同样是垄断，这是美国对华发起的首例反垄断诉讼案。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如果中国药企在美败诉，极有可能导致大量针对中国其他行业和企业的反垄断诉讼被提起。
但和之前罗氏和巴斯夫不同，虽然在诉讼期间中国四大厂也顶着巨大的压力，背负了多年的天价罚单“包袱”，但全球并仍然没有出现能对中国造成威胁的竞争对手。
最终这场历经12年的官司，以国内药企胜诉结束。
在此之后，美国再也无法阻挡中国维C产业出海的步伐，四大药厂重新获得了挖掘美国市场的机会，如今美国进口维生素C有80%来自中国。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十年内中国仍将垄断全球的维C原料药市场，在这关于这小小药片的战争中，中国从被巨头垄断，到后来追上，再到现在制霸全球、掌握世界话语权，几乎走出了一条极限反杀的道路。
这也仿佛告诉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世界巨头，小看中国制造的下场，可能就是最后就是把自己玩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