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吴淑斌
立案
被偷拍5个月后，吴思琪终于在2020年12月拿到了杭州余杭法院的立案通知。那天，她从中午1点钟一直等到下午5点半。立案通知只有两段话，200多个字，她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遍，反复确认“是受理了还是驳回”，又几次抓着男朋友李文博的胳膊，让他读完再向自己转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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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琪的状态正在逐渐好转（陈中秋 摄）
5个月前，穿着碎花短裙的吴思琪在小区门口驿站等待取快递时，被同在驿站内的小区便利店老板偷拍了。随后，便利店老板和朋友用这则视频，编造出了一段“女业主寂寞出轨”的对话，并配上一张酒店的照片，和偷拍的视频一起发到当地一个车友群中。图片和视频被打包成群聊记录，不断扩散。图文并茂的“确凿证据”，让这则“桃色”市井故事在网上热传，甚至登上微博同城热搜。
2020年10月26日，吴思琪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以诽谤罪追究便利店老板郎建及其朋友何凯的刑事责任。12月14日，余杭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吴思琪的刑事自诉。12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通报称，郎建、何凯的行为不仅损害被害人人格权，而且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依法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
吴思琪告诉本刊记者，等待立案结果的那天是“最煎熬、忐忑、焦虑”的一天，但也“收到了2020年最好的消息”。她坐在客厅的桌子旁，穿着毛绒睡衣，戴着眼镜，头发随意地散乱着，皮肤白皙，没有化妆，只是最近几个月瘦了，颧骨略为凸显。猫不时从椅子蹿上桌子，她揉一揉猫的背，装作呵斥，把它抱下桌子——2020年从北京换到杭州工作后，她就收养了这只流浪猫，给它取名“璀璨”。
吴思琪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取名“璀璨”（陈中秋 摄）
最近两周，联系采访的媒体、自媒体有五六十家，她在纸上画好时间表，记录预约的时间。立案的结果让她在接受采访时放松了许多，聊起了杭州的天气、自己的胖猫，甚至还愿意摘下口罩直面镜头——此前几个月，她尽量避免在白天外出。实在要出门，无论什么场合，热得满头是汗也不摘下口罩。吴思琪说，自己不在乎接下来法院会对二人如何量刑，立案已经是她想要的结果。“这就足够证明，郎建和何凯的行为是涉嫌违法的，而不是所谓的玩笑。”
那则有自己形象的视频只有9秒，吴思琪看到的时候是8月7号半夜。她已经入睡，迷迷糊糊中听到似乎有人在楼道里喊自己的名字。她没有起身，直到同住一个小区的好朋友用备用钥匙开门，告诉她：“你被偷拍了，视频在全网传开了，连在北京的朋友也看到了。”
吴思琪的第一反应是“懵”。她还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去年3月份刚从北京到杭州，计划在这个“温暖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我在外面连垃圾都不会乱扔，也不会穿得很暴露，能偷拍我什么呢？”她翻看了朋友发来的群聊记录，视频拍摄于小区门口的快递驿站，自己身穿粉色碎花连衣裙，站在堆满包裹的货架旁等着取快递。但与之搭配的聊天截图，却是一个“桃色故事”——她成了对面小区每天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女业主，因在快递驿站被偷拍而与对方相识，随后两人的聊天话语逐渐暧昧，内容露骨。最终，女业主主动发来酒店地址“约炮”。
“刚看到（视频）时其实并没有什么情绪，”吴思琪抿起嘴唇，眼睛稍微瞪大，给我复原了自己当时的神态，“差不多是这个表情，没有委屈、害怕，也没有生气，那时候对这件事情是完全未知的。”她觉得视频内容有点无聊，也无法把自己和聊天记录联系在一起——桃色故事里女业主的头像、小区地址、已婚已育等各种条件都与自己不符。对于朋友口中的“在全网传开了”，吴思琪也存疑，“我觉得可能只是恰好有人发在了那个群里，他又正好看到了”。她送走了朋友，打算第二天一早再去派出所报警。
但第二天一早，吴思琪就感受到了“传播的力量”。她拿起桌上的手机准备报警时，发现自己所在的业主群里也转发了这套图文记录。群里有业主说“周边已经全传疯了”，也有人说“在手机上五六个群里都看到了这个”。她给同住一个小区的女同事发微信，提醒她“快递驿站可能有问题，最近不要一个人去取快递”，女同事回复她，“这两天公司私下里都在讨论这件事”。
吴思琪慌忙报了警，男朋友李文博通过快递驿站的工作人员找到隔壁便利店老板郎建。郎建很快承认自己的偷拍行为，声称只是想“开个玩笑”。他联系了一起编造对话的何凯、最早把聊天记录对外转发的陶某，去派出所接受警方调查。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做出行政处罚，“经查证，郎某与何某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情节较重”。郎建和何凯被行政拘留9天。但吴思琪的生活却难以回到出事前的轨道。
“是她吗”
回忆起去年8月份的经历，吴思琪稍微坐直身子，双手不停地捻着手里的一张餐巾纸。从报警到造谣者被刑拘的一周里，她慢慢感受到这个所谓“玩笑”对自己原有生活的搅动。
一位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从国外发来微博私信，“你跟别人出轨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劝你尽量不要出门了，视频我都看了”。那时她正在为打官司搜集证据，通过朋友圈和微博，请大家将看到的谣言信息截图发给她。但朋友的这则信息让她情绪第一次崩溃。吴思琪完全无法理解，对方明知她未婚未育，仅凭几张聊天截图和一个普通的取快递视频，为什么也愿意相信谣言？她坐在桌子前，再也无法继续整理资料，只是不停地流眼泪。
也是在那几天，许多几乎没有交集的人突然冒出来，给吴思琪发微信闲聊，打听消息。“他们应该知道故事里的人不是我，但是又想‘吃瓜’，‘万一就是呢？’”吴思琪回忆，那段时间自己还在公司里被新同事偷拍过。她删光了手机通讯录，微信好友也从700人删到了500人，还尽量削减自己的日常生活。
吴思琪和男朋友租住在一个新开发的小区，离城中心大约有20公里，是地铁线路的最后一站。社区庞大，吴思琪所在的小区有近2000户，还仅是三个小区中的一个。这里外来人口多，周边的基础设施尚未完全配套好，但好处是楼盘较新，房租也不算高。她租下的房子是三室一厅，客厅摆着棉沙发、一个油画夹和一个猫窝。
以前，她常在朋友圈里记录日常生活：生日聚会、打卡不同美食店、收到的鲜花、捐献造血干细胞证书。每年生日时，她都要和朋友们到附近的城市旅游庆生，家里的冰箱上贴着许多她与男友出游时的照片。照片里，吴思琪都搭配了亮眼的衣服，妆化得很精致，手上做了星空色和红色的美甲。
但整个8月份，她都避免在白天出门。不得不外出时，也会特意挑选“尽量不起眼”的衣服：不穿短裤、不穿裙子，只穿长牛仔裤或运动裤；上身穿纯色宽松的T恤，有时还会再套一件衬衫或者防晒衫。8月的杭州炎热，但这种严实的装扮会让吴思琪感觉略有点安全感。她对一切摄像头变得敏感，甚至在路上拽住了一个偷拍她的男人不放，打电话喊来男友，把对方手机上的偷拍视频彻底删除才作罢。晚上10点以后，她才会在小区里遛个弯，仍坚持戴着口罩。有一次，她听到擦肩而过的两个人在小声议论：“是她吗？”另一个人压低声音回答：“好像就是吧。”
图｜视觉中国
吴思琪说，听到别人议论自己时会难过，但她从不对这种议论作任何回应，“不然时间全花在和一些网友对骂上了”。她说话的语调始终冷静而平稳，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只是不再理会跳上餐桌的猫，手上的餐巾纸也被捻得有些破碎了。
搜集、整理证据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吴思琪无法兼顾工作。她以前在北京做了8年设计工作，偷拍事件发生前在杭州一家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中写着，吴思琪“身体、精神状态十分疲弱，已对公司业务开展造成严重影响，同时此案也对公司声誉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决定对其进行劝退处理”。她的精神状态确实不好，9月份时，常常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一停下来就觉得要崩溃了”，最后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男友李文博的工作需要高强度出差，他不放心吴思琪一个人在家，也离职陪着她专心维权。
她从一开始就坚持提起刑事自诉。但在肇事者被拘留的9天里，吴思琪发生过动摇。便利店老板郎建的妻子曾主动与她联系，她才发现郎建有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如果追究刑事责任，可能会对孩子的未来有影响”。她提出和解条件：对方录制视频公开讲述事件经过并道歉，承担对她造成的经济损失。她想用更轻松的方式结束这件事，“其实也是想和自己和解，维权的过程太漫长了，事情一天不结束，我就永远在里面出不来”。
造谣者
小区门口便利店老板郎建27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店铺刚开张不到半年，有两层，每层面积大约20平方米，一层摆放食品、冰柜、烟酒，二层则是米、油、面和日用品。说是老板，其实也是店员，整个小卖部大多数时候由郎建一人操持，打理店铺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待在不到2平方米的柜台后忙碌。便利店从中午12点开到晚上12点，关店之后，郎建还会继续理货，大约凌晨2点回到家。
便利店的客流量大，傍晚四五点开始进入忙时，一直到晚上11点后才逐渐消停。放学的孩子、买米买油的主妇、晚归的上班族、附近工地的工人，陆续踏进便利店里，询问郎建“方便面摆放在哪里”“包子还有没有雪菜口味”等细碎的问题，也有老人家给小孙子买完包装花哨的棒棒糖后，又折返回来问他“这种糖怎么吃”。郎建一一回答，在柜台后来回走动，给顾客结账、拿烟、打包食品。他帮老人撕去棒棒糖包装纸，提醒买白酒的工人酒精度数，和熟客聊上几句新出的方便面口味，看起来只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小老板，不像一桩搅动网络的谣言的制造者。
小区门口，郎建的便利店紧挨着快递驿站（陈中秋 摄）
郎建是杭州本地人。网上有传言他是“富裕的拆迁户”。他并不否认拆迁户的身份，但反问我：“很有钱的话，我需要自己看店到这么晚吗？”有时候，好朋友会在店里陪他，一起坐在柜台后打手游。他们很少聊起吴思琪的事，但面对拆迁这一话题则很容易打开话匣子，他们用杭州本地话谈起，其他区的拆迁补偿更高，标准是多少。当我问起这桩官司时，朋友告诉我，事情发酵后，大家都骂他“傻×”——不仅凭空捏造谣言，惹来这么大麻烦，还把自己设为谣言中“寂寞女业主”的出轨对象，实在是“傻×”才做的事。但被问及如何评价日常的郎建时，朋友也说不出太多话，只是一句笼统的“人挺好的”。
2020年7月8日，郎建把和何凯共同伪造的聊天记录发到这个本地车友群里。群内有275人，范围是西湖区下辖的一个镇。群友大多在现实里认识，男网友多，三天两头放一些美女视频，开些玩笑。这一次，为求逼真，郎建甚至根据对话内容，附上了自己走进小区大门的视频、酒店房间照片、色情音频，在群里“直播”自己和女业主出轨的剧情。本刊记者从群聊截图中看到，郎建发出以上内容后，群里成员们反应热烈，谈话框里跳出一堆留言：“真刺激啊”“洗澡了么”“po视频啊”“那你去拍啊！！！”
几乎每一家媒体来采访时都会问郎建：为什么要这样做？郎建曾几次提到“开开玩笑”，这一说法在网络上受到批评和攻击。如今郎建有点警惕，严肃地提醒我“你们不要揪住玩笑这两个字”。但在随后的聊天中，郎建又一次提到：“那时候不知道是违法。只是觉得跟群里面的人开开玩笑，吹吹牛。”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8月4日，车友群中的陶某将自己与何凯捏造的对话截图和偷拍视频打包转发到了其他群里，“寂寞女业主出轨快递员”的故事从杭州本地群开始逐渐扩散开来，在网上热传。郎建和吴思琪一样，感受到了“传播的力量”。聊天截图中，他使用的是自己的微信大号，他开始收到许多朋友的消息，询问真假，甚至家里的姐姐也知道了此事。郎建马上在群里澄清，又给何凯、陶某打电话，让他们在各个群里解释。“我说，我还要开店的，况且我也有家有室。”但事情的走向已经不是郎建所能掌控的了，“一下子就全都扩散出去了，控制不住”。
我问郎建：“当时感到害怕了吗？”他坐在柜台后矮小的软布折叠椅上，身子向后仰，讪笑一下，回答的声音也降低了，“肯定害怕的”。他又问我：“即使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8月份这个事情会传得那么火？”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对本刊记者分析，郎建和朋友编造的故事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首先是情节暗合了互联网上常见的叙事文本。“普通男性得到富有女性的青睐，这种叙事模板非常多，许多微贷款、低端网游的广告都是如此。”虽然二人没有营销目的，更多是出于炫耀心理，想将此作为自己的社交资本，但“暗合了互联网上这种特别不健康的心态”。与一般故事不同，散布消息的郎建还作为当事人出现其中，这也暗合了围观者的心态。“围观者心态就是‘吃瓜’，尤其是认识的人的‘瓜’。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吃的都是‘假瓜’，但从来没有人在乎。”
周逵说，打包的聊天记录可以一键转发，降低了转发难度，而人们对于看别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有一种猎奇的窥私欲，“这种形式的传播力其实被低估了”。整个事件里同时裹挟了造谣、个人隐私、法律责任、媒介素养、社会性死亡等多种社会元素，每个单独要素都足以在网上引起一场讨论。“如今的碎片化传播和群体传播，能量和爆发性是极强的。最可怕的是任何人都能扣动扳机。”
和解失败之后
作为扣动扳机的人，郎建如今也处在自己制造的舆论旋涡中，多少体会到一点吴思琪去年8月时被舆论审视的感受。采访的媒体来了一拨又一拨。如今他已经能在来者进门的瞬间就分辨出是顾客还是记者。“顾客都是看着店里的东西，记者一进门眼睛就盯着柜台这边。”郎建保持着警惕，小心不让自己多说与此事有关的话，不过他从不发脾气，也不把人往外赶。
他的个人信息也被人肉搜索出来，常有人打电话来质问、谩骂。起初，他试图解释自己没有恶意、已经道歉了，现在他只是接通后听一句，马上挂掉。“几百万、几千万个网友在骂我，人家发来的短信，我看一眼，都不回复。打电话过来我就接，挂掉就好了。我也要生活，不能关机和外界断了联系。”郎建常常提到一句话，“我也要生活”。
在这件事情之前，他是家人眼中“省心的人”，从不惹是生非。大学里，郎建学的是烹饪，曾当过厨师，据说还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过一个行业比赛。大专毕业后，因为母亲的身体不好，他按家人的希望回到本地工作，很快结婚生子。谈到这件事对家里人造成的困扰，郎建揉了揉眼眶，有点疲惫，声音变低了，也有点不好意思，“老婆也骂我，她也觉得丢脸啊！”
郎建也曾试图挽救和弥补。他给我展示了自己与吴思琪男友李文博的聊天记录。刑拘结束后，他给对方发微信表示，这件事情是自己做得不对，愿意配合对方的道歉要求。8月下旬，李文博给他发来了道歉信的内容和录制要求，并主动提出，他们可以戴口罩和墨镜录制视频。郎建回复了一句：“反正视频要打码的，清晰度不用要求太高。”
正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吴思琪。吴思琪向本刊记者描述，自己看到这句话时，气得双手不自觉地发抖，连微信的语音发送键都按不住了。“他们偷拍我的时候，哪怕想着给我打个码，事情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郎建也有些委屈。他告诉我，自己确实是过错方，在被刑拘的9天里，“就想着出来怎么道歉，把这件事情解决得好一点”。他按要求拍摄了道歉视频发过去，但对方“觉得我像念稿子，不诚恳。那么长的内容，我和何凯也背不下来啊”。在和解方案里，吴思琪曾提出，郎建和何凯每人支付5.8万元的赔偿金额。郎建说，自己并没有讨价还价，只是需要吴思琪提供银行流水作为赔偿凭证。“如果是合理的价格，我都可以赔偿。可她一直只有一份工资证明，如果工资证明上说她的月工资10万呢？李文博失业的损失也需要我们来赔偿吗？”
如今，郎建也委托了律师，等待即将到来的司法程序。当我问及是否害怕可能到来的刑罚时，郎建跷起二郎腿，又用一贯的不在乎口气回答：“当然害怕。官司输了就进去呗，还能怎么办？”我问他，如果现在有机会通过道歉、赔偿来请求对方撤诉，是否愿意不再纠缠工资凭证。郎建再次露出不好意思的笑，轻声说：“当然了，何尝不愿意？”
而吴思琪已经不打算再谈和解，她请了律师，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是违法行为。我不想让自己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摘掉口罩也是想证明，这不是一件丢脸的事，鼓励那些被造谣的人勇敢站出来维权。”但勇气的背后，她陷入了另一种恐惧——“对未知的可能性的恐惧”。2020年11月份，她曾尝试重新进入工作，面试了五六家企业都没有结果。她分析，以后打官司的过程很漫长，也许是企业担心案子还没处理完，或是自己还没有从抑郁状态里出来。
吴思琪还担心，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一想到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时，也许会永远和这样一个不算正面的新闻绑在一起，“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它能不能好转、会不会好转，我会不会一直成为别人口中讨论的对象，不管是好是坏。这种不确定感让人害怕”。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1期，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