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53岁法国人让·巴蒂斯特·兰布拉(Jean-Baptiste Rambla)因杀害21岁年轻女性被判无期徒刑,死者死状非常惨烈:喉咙被割、几乎被斩首,全身有多处刀伤。这并不是兰布拉第一次杀人 !2004年7月,他 “无故”将雇主Corinne Beidl勒死,被判处18年监禁、于2015年被提前释放。

同第一次杀人一样,兰布拉第二次杀人也说不出任何理由……法庭上,兰布拉承认:我就是在杀人。



▲ 法国媒体La Provence对兰布拉杀人案的报道截图,图为80年代的兰布拉。

兰布拉谋杀案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其实还因为他曾是1974年全法家喻户晓的“红毛衣绑架杀人案”受害者。当时兰布拉只有6岁,他的姐姐玛丽被人绑架谋杀,而他是最后见到凶手的唯一证人。

而正是这起绑架案,成为他数十年挥之不去的噩梦,最终酿成一次次新的悲剧。

不堪承受的重压

6岁男孩成姐姐被杀案唯一目击证人

1974年,6岁的兰布拉和8岁姐姐玩耍时,姐姐遭人绑架失踪。他成了唯一目击证人。他向警方指证:绑架者黑头发,穿着红毛衣。

当时,据《马赛报》前记者潘扎尼(Alex Panzani)回忆道:“那一天,我们跟随警察一同驱车赶往兰布拉家里。”

在贴满墙纸的客厅里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孩子,当时大家都叫他 “小让”:“他是唯一的证人。一开始,他很好地叙述了与姐姐在楼下玩耍的场景,绑架者对他说:“你从这一侧走,我与你姐姐从那边走”。这孩子的声音很细小、有点犹疑,但表述得比较清楚。



▲ 兰布拉父母因女儿失踪向警方报案。(法新社图)

另一位记者阿杜因(Roger Arduin)也记录了与孩子的访谈,描述了这位6岁男孩磕磕巴巴、犹豫的回答:

“他叫我和姐姐。然后他说...他说:‘我在找狗’”。 “所以你去找狗了?” “是的”。“你姐姐和那个男人一起吗?” “是的” 。“当你回来时,那个男人和姐姐都不在了吗?” “都不在了”。

当时,兰布拉家中的气氛非常紧张,母亲泪如雨下、父亲则大声责怪儿子不该抛下姐姐独自走开。

据带兰布拉到警察局做笔录的父亲皮埃尔称:“他[小兰布拉]总是执拗地要找玛丽。从早上开始,他一直呕吐不止。” 



▲ 兰布拉和父亲在马赛警察局。(法国视听资料档案馆图)

警察对孩子前后询问了两个小时,向他展示潜在袭击者的照片,包括有案底的暴露狂、虐待狂、精神病患者等。孩子没认出其中的任何一人。

2天后,嫌犯拉努奇被捕,玛丽的遗体在离马赛30公里的路堤被发现,尸检显示她生前被捅了15刀。

被众人围观的受害者男孩的指认“失误”引爆舆论轰炸

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受害者家属隐私的概念:在死者父亲皮埃尔前往现场认领遗体的路上,记者的镜头一路跟随。

不仅如此,皮埃尔晕倒后被4个宪兵抬走、在家门口和妻子泪流满面的照片都被仔细记录并公之于众。观众们隔着媒体近距离地旁观这家人的不幸。



▲ 1974年,被杀女孩玛丽的葬礼现场。(法新社图)

在众人的灼灼目光前,没人来保护这家人,他们内部似乎也做不到互相保护。

小兰布拉在隔天又被召回警察局。记者潘扎尼记得, “这孩子经过媒体组成的人墙时,简直被吓坏了……他们把他带到停车场来指认拉努奇的车。但他的眼神是空的,根本识别不了什么。4天来,没有人保护他”。

更糟糕的是,孩子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指认其中一辆车,但这并不是嫌犯的车。

警局没有放弃、又组织了一个测试:让拉努奇和几名警察站在一起。但孩子仍旧没有指认出拉努奇:“在您给我看的所有人中,我没有看到当时让我找黑狗的先生”。

警察感到失望,但好在除了这个年幼的人证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渠道的证据。

最终拉努奇被控在1974年谋杀8岁女孩玛丽被判死刑,于1976年被送上断头台。



▲ 拉努奇被判死刑,于1976年上断头台。(法新社图)

没想到,这起绑架杀人案在法国社会持续发酵。不少媒体人认为警方抓错了人,而小兰布拉当年未能指认拉努奇的这一事实,也成了想要“翻案”的人强调的一点。

这起案件也助推了法国废除死刑运动。



▲ 法国最终于1981年废除死刑,1977年,Hamida Djandoubi被送上断头台,成为法国最后一个被处死的人。他因折磨杀害前女友被判死刑。(法新社图)

杀人案成废死刑运动宣传利器

在废除死刑运动社会风潮下,这起绑架杀人案甚至还被写成畅销书,并改编为电影。

法国作家佩罗(Gilles Perrault)1978年发表的超级畅销书《红毛衣》暗指此案件存在司法不公。



▲ 《红毛衣》封面。

1979年,《红毛衣》还被改编成电影,在受害者家属强烈反对下,影片仍然上映。



▲ 《红毛衣》电影海报。

父亲疯狂与“洗白”凶手言论作斗争

女儿被害案与“废除死刑”的大风潮捆绑在了一起,并由此接上废除死刑的讨论,但对受害者父亲皮埃尔来说,他始终坚持认为:

杀害他年幼女儿的,就是拉努奇、不会是别人;

一些出版物和文章“利用”了他儿子为杀害凶手翻案;

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因此,虽然拉努奇上了断头台,但受害者父亲皮埃尔余生一直“凶残地”与“洗白”凶手的言论作斗争。

有知情者透露,每次听到“拉努奇是清白”时,皮埃尔就感觉自己的女儿又被剥夺了一次生命。对他来说,《红毛衣》等类似作品无异于无休无止的进攻、迫害。



▲ 《红毛衣》电影画面。

这位因痛苦而疯狂的父亲一直在决绝地对抗来自他人的不公:他起诉了《红毛衣》作者5次;这本书出版时,皮埃尔冲进马赛的书店,一本又一本地撕书。

每当他采取复仇行动时,都会带着小兰布拉,而很久以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依旧陪伴父亲继续他的斗争。

作者签售时,皮埃尔还冲到现场,把所有书都扔到地上、把展位打翻。他曾威胁放映《红毛衣》改编电影的影院经理,称不撤档就炸掉影院。皮埃尔还把认识的记者都叫到法院大楼前,在那里用汽油焚书。

他的妻子和另外3个孩子(小兰布拉、双胞胎弟弟)都站在一边守着。



▲ 兰布拉和父亲皮埃尔接受媒体采访。(资料画面截图)

后来,有人认为“皮埃尔被极右翼团体利用了”。皮埃尔自传的作者、前记者米歇尔(Henri Michel)认为皮埃尔其实不在乎所谓的政治派别、对死刑也没有啥看法:“他只在乎一件事:捍卫女儿的记忆。”

兰布拉在父亲身边静静目睹一切曾撕毁报道被停学

那么他的儿子小兰布拉怎么办?

皮埃尔的前律师科拉德回忆道:“我们总看到他在皮埃尔身边,什么也不说,就像一个目睹一切的静物。我感觉他好像是在赎罪”。

对于小兰布拉来说,他犯下了四重罪:他当时不应该留姐姐独自一人、他是幸存者、他在警局没有指认出拉努奇、他被《红毛衣》作者利用了。换句话说,他“陷入了一种难以捉摸的罪恶感”,必须背负这些“原罪”活着。



▲ 兰布拉承认自己曾多次做梦梦到自己杀了《红毛衣》作者佩罗。

1982年,兰布拉读初四。就在这前一年,拉努奇的母亲还在一个委员会支持下,向大律师巴丹戴尔提出了第二次复审请求。

回到初四的法语课堂:老师要求大家打开语法书第87页,拉努奇的照片和《红毛衣》段落赫然出现在练习题里。兰布拉一把撕下这页、将书扔掉——他被停学一周。

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曾经的受害者走上杀人不归路

多年以后,在兰布拉犯下杀人罪行后,街坊称与他并无多少交往,只能说印象中对方是个 “安静、不怎么引人瞩目”的人。相比这个不痛不痒的描述,兰布拉的辩护律师倒是总结出了一个更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其委托人“除了作为遇害女孩玛丽的弟弟外,不知道该如何展示自己的身份”;在回答对自身罪行的问询时,他也总会不自觉地绕回到姐姐玛丽身上。 

换句话说,兰布拉似乎仍深陷在身为“受害者弟弟、目击证人”的过去中,他的自我定位存在着凝滞,这已经成了一种偏执。

当家庭的不幸长年累月地成为公共事件、当父母常年因是否继续为此抗争而不睦时,厌恶、怀疑和对抗社会的情绪似乎就占了上风。不论是媒体、还是宣传废除死刑作品作者、团体,都不幸成了悲剧的“幕后推手”。

当然,如果这些被施加于一人的愤懑爆发、并且是通过杀人的举动爆发,那么所有情有可原都会作废。这次接受审判,听众席的第一排再也没有兰布拉父亲专注的面容——皮埃尔于7年前去世,兰布拉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欧洲时报/ 靖树 编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