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第一次杀人一样，兰布拉第二次杀人也说不出任何理由……法庭上，兰布拉承认：我就是在杀人。
▲ 法国媒体La Provence对兰布拉杀人案的报道截图，图为80年代的兰布拉。
兰布拉谋杀案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其实还因为他曾是1974年全法家喻户晓的“红毛衣绑架杀人案”受害者。当时兰布拉只有6岁，他的姐姐玛丽被人绑架谋杀，而他是最后见到凶手的唯一证人。
而正是这起绑架案，成为他数十年挥之不去的噩梦，最终酿成一次次新的悲剧。
不堪承受的重压
6岁男孩成姐姐被杀案唯一目击证人
1974年，6岁的兰布拉和8岁姐姐玩耍时，姐姐遭人绑架失踪。他成了唯一目击证人。他向警方指证：绑架者黑头发，穿着红毛衣。
当时，据《马赛报》前记者潘扎尼（Alex Panzani）回忆道：“那一天，我们跟随警察一同驱车赶往兰布拉家里。”
在贴满墙纸的客厅里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孩子，当时大家都叫他 “小让”：“他是唯一的证人。一开始，他很好地叙述了与姐姐在楼下玩耍的场景，绑架者对他说：“你从这一侧走，我与你姐姐从那边走”。这孩子的声音很细小、有点犹疑，但表述得比较清楚。
▲ 兰布拉父母因女儿失踪向警方报案。（法新社图）
另一位记者阿杜因（Roger Arduin）也记录了与孩子的访谈，描述了这位6岁男孩磕磕巴巴、犹豫的回答：
“他叫我和姐姐。然后他说...他说：‘我在找狗’”。 “所以你去找狗了？” “是的”。“你姐姐和那个男人一起吗？” “是的” 。“当你回来时，那个男人和姐姐都不在了吗？” “都不在了”。
当时，兰布拉家中的气氛非常紧张，母亲泪如雨下、父亲则大声责怪儿子不该抛下姐姐独自走开。
据带兰布拉到警察局做笔录的父亲皮埃尔称：“他[小兰布拉]总是执拗地要找玛丽。从早上开始，他一直呕吐不止。”
▲ 兰布拉和父亲在马赛警察局。（法国视听资料档案馆图）
警察对孩子前后询问了两个小时，向他展示潜在袭击者的照片，包括有案底的暴露狂、虐待狂、精神病患者等。孩子没认出其中的任何一人。
2天后，嫌犯拉努奇被捕，玛丽的遗体在离马赛30公里的路堤被发现，尸检显示她生前被捅了15刀。
被众人围观的受害者男孩的指认“失误”引爆舆论轰炸
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受害者家属隐私的概念：在死者父亲皮埃尔前往现场认领遗体的路上，记者的镜头一路跟随。
不仅如此，皮埃尔晕倒后被4个宪兵抬走、在家门口和妻子泪流满面的照片都被仔细记录并公之于众。观众们隔着媒体近距离地旁观这家人的不幸。
▲ 1974年，被杀女孩玛丽的葬礼现场。（法新社图）
在众人的灼灼目光前，没人来保护这家人，他们内部似乎也做不到互相保护。
小兰布拉在隔天又被召回警察局。记者潘扎尼记得， “这孩子经过媒体组成的人墙时，简直被吓坏了……他们把他带到停车场来指认拉努奇的车。但他的眼神是空的，根本识别不了什么。4天来，没有人保护他”。
更糟糕的是，孩子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指认其中一辆车，但这并不是嫌犯的车。
警局没有放弃、又组织了一个测试：让拉努奇和几名警察站在一起。但孩子仍旧没有指认出拉努奇：“在您给我看的所有人中，我没有看到当时让我找黑狗的先生”。
警察感到失望，但好在除了这个年幼的人证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渠道的证据。
最终拉努奇被控在1974年谋杀8岁女孩玛丽被判死刑，于1976年被送上断头台。
▲ 拉努奇被判死刑，于1976年上断头台。（法新社图）
没想到，这起绑架杀人案在法国社会持续发酵。不少媒体人认为警方抓错了人，而小兰布拉当年未能指认拉努奇的这一事实，也成了想要“翻案”的人强调的一点。
这起案件也助推了法国废除死刑运动。
▲ 法国最终于1981年废除死刑，1977年，Hamida Djandoubi被送上断头台，成为法国最后一个被处死的人。他因折磨杀害前女友被判死刑。（法新社图）
杀人案成废死刑运动宣传利器
在废除死刑运动社会风潮下，这起绑架杀人案甚至还被写成畅销书，并改编为电影。
法国作家佩罗（Gilles Perrault）1978年发表的超级畅销书《红毛衣》暗指此案件存在司法不公。
▲ 《红毛衣》封面。
1979年，《红毛衣》还被改编成电影，在受害者家属强烈反对下，影片仍然上映。
▲ 《红毛衣》电影海报。
父亲疯狂与“洗白”凶手言论作斗争
女儿被害案与“废除死刑”的大风潮捆绑在了一起，并由此接上废除死刑的讨论，但对受害者父亲皮埃尔来说，他始终坚持认为：
杀害他年幼女儿的，就是拉努奇、不会是别人；
一些出版物和文章“利用”了他儿子为杀害凶手翻案；
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因此，虽然拉努奇上了断头台，但受害者父亲皮埃尔余生一直“凶残地”与“洗白”凶手的言论作斗争。
有知情者透露，每次听到“拉努奇是清白”时，皮埃尔就感觉自己的女儿又被剥夺了一次生命。对他来说，《红毛衣》等类似作品无异于无休无止的进攻、迫害。
▲ 《红毛衣》电影画面。
这位因痛苦而疯狂的父亲一直在决绝地对抗来自他人的不公：他起诉了《红毛衣》作者5次；这本书出版时，皮埃尔冲进马赛的书店，一本又一本地撕书。
每当他采取复仇行动时，都会带着小兰布拉，而很久以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依旧陪伴父亲继续他的斗争。
作者签售时，皮埃尔还冲到现场，把所有书都扔到地上、把展位打翻。他曾威胁放映《红毛衣》改编电影的影院经理，称不撤档就炸掉影院。皮埃尔还把认识的记者都叫到法院大楼前，在那里用汽油焚书。
他的妻子和另外3个孩子（小兰布拉、双胞胎弟弟）都站在一边守着。
▲ 兰布拉和父亲皮埃尔接受媒体采访。（资料画面截图）
后来，有人认为“皮埃尔被极右翼团体利用了”。皮埃尔自传的作者、前记者米歇尔（Henri Michel）认为皮埃尔其实不在乎所谓的政治派别、对死刑也没有啥看法：“他只在乎一件事：捍卫女儿的记忆。”
兰布拉在父亲身边静静目睹一切曾撕毁报道被停学
那么他的儿子小兰布拉怎么办？
皮埃尔的前律师科拉德回忆道：“我们总看到他在皮埃尔身边，什么也不说，就像一个目睹一切的静物。我感觉他好像是在赎罪”。
对于小兰布拉来说，他犯下了四重罪：他当时不应该留姐姐独自一人、他是幸存者、他在警局没有指认出拉努奇、他被《红毛衣》作者利用了。换句话说，他“陷入了一种难以捉摸的罪恶感”，必须背负这些“原罪”活着。
▲ 兰布拉承认自己曾多次做梦梦到自己杀了《红毛衣》作者佩罗。
1982年，兰布拉读初四。就在这前一年，拉努奇的母亲还在一个委员会支持下，向大律师巴丹戴尔提出了第二次复审请求。
回到初四的法语课堂：老师要求大家打开语法书第87页，拉努奇的照片和《红毛衣》段落赫然出现在练习题里。兰布拉一把撕下这页、将书扔掉——他被停学一周。
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曾经的受害者走上杀人不归路
多年以后，在兰布拉犯下杀人罪行后，街坊称与他并无多少交往，只能说印象中对方是个 “安静、不怎么引人瞩目”的人。相比这个不痛不痒的描述，兰布拉的辩护律师倒是总结出了一个更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其委托人“除了作为遇害女孩玛丽的弟弟外，不知道该如何展示自己的身份”；在回答对自身罪行的问询时，他也总会不自觉地绕回到姐姐玛丽身上。
换句话说，兰布拉似乎仍深陷在身为“受害者弟弟、目击证人”的过去中，他的自我定位存在着凝滞，这已经成了一种偏执。
当家庭的不幸长年累月地成为公共事件、当父母常年因是否继续为此抗争而不睦时，厌恶、怀疑和对抗社会的情绪似乎就占了上风。不论是媒体、还是宣传废除死刑作品作者、团体，都不幸成了悲剧的“幕后推手”。
当然，如果这些被施加于一人的愤懑爆发、并且是通过杀人的举动爆发，那么所有情有可原都会作废。这次接受审判，听众席的第一排再也没有兰布拉父亲专注的面容——皮埃尔于7年前去世，兰布拉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欧洲时报/ 靖树 编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