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编剧宋方金与余飞,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集合了111位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的签名,对影视业存在已久的抄袭现象,表达抵制态度,向行业以及社会发出强烈呼吁,“抄袭剽窃者不应成为榜样”。


在公开信中,由于对于正、郭敬明两人进行了直接点名,使得这份抵制声音,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关注近期娱乐新闻的人,能捋出这份抵制信的发酵过程:从郭敬明与李诚儒在《演员请就位2》中数度交锋,到《我就是演员3》邀请于正当嘉宾,从郭敬明“开创性”地设置“副编剧”,到于正说要对演员“严把审核关”,都制造了一系列喧哗声音,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与行为,被指“价值观扭曲”、“贼喊捉贼”。

可以想见,于正、郭敬明如果只是在创作领域耕耘,并没有登上争议颇大的综艺节目进行“价值观输出”的话,不会对业界形成什么刺激,111位从业者联名抵制的状况发生几率很小,正是这两位的过于高调,强化了同行们的反感,抵制更像是一场表态,也是创作立场的一次集体声明,不与抄袭者为伍,应是公开信发表的主要诉求。

如果于正、郭敬明在法院判决之后,诚恳地道歉,并持续用原创作品来证实自己,想必这么多年过去,会重新赢回很多人的尊重。但现实状况证明,抄袭污点并未对两人在行业内发展造成可见的阻碍,仍然是娱乐节目与投资者的座上宾,舆论的批评并未给两人带来什么风险,于正在微博评论中公开攻击同行,如此足的底气,恐怕就来自于得到了多方的追捧与支持。

因此,公开信也是一次向业界的喊话,提示了投资抄袭者的风险。但这样的喊话,似乎作用不大,和娱乐圈从业者沾上“黄赌毒”必被封杀不一样,对抄袭者的宽容,非但不会压缩他们的发展空间,反而会让急切的投资者将这种“能力”当成快速盈利的手段。

本来,抵制抄袭应该由行业组织发声,更为正式地表达行业隐忧,此前,行业组织也不止一次地表态过鼓励原创、反对抄袭,但并未实现真正的震慑性与约束力。编剧汪海林曾发文称,于正与郭敬明是被中国编剧行业开除了的,在编剧这个行业里“社会性死亡”了,“任何正规的编剧活动里都不会有他们出现……”

但单一行业组织内的共识,并未在其他行业组织以及外界得到更多响应,这源于行业协会的分散型、松散型管理,并不具备有效的、强硬的制裁措施与能力,所以,行业组织的立场与发言,也多止步于姿态,顶多引发一番舆论的关注,很快会归于平静。

这次,111名从业者的公开信,具有“揭竿而起”的民间性。签名者从人数看貌似很多,但其实显示出的力量感却并不强大。相对于存在于多行业多领域的抄袭现象,以及对抄袭行为的忍耐与宽容,批评者面对的,不是一两名抄袭者,而是一块巨大的、无形的“黑色幕布”,这块“幕布”起到了关键的保护作用,且击不穿,打不烂。

针对具体的抄袭者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是无奈之举,是“曲线救行业”,是期望引起多方真正的重视。按照以往经验,111名从业者的公开信,多半会无功而返,但这样的发声,也有着积极的意义:除了可以对影视行业创作领域一些不断跑偏的价值观进行纠正外,也能通过反复的强调,促使真正的反思发生,最终的目的,还是正本清源,让局部“腐烂”的行业肌体,得到有效治愈。

作者系时评人、影评人、专栏作家

编辑:孙明胜 校对: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