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编剧宋方金与余飞，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集合了111位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的签名，对影视业存在已久的抄袭现象，表达抵制态度，向行业以及社会发出强烈呼吁，“抄袭剽窃者不应成为榜样”。


在公开信中，由于对于正、郭敬明两人进行了直接点名，使得这份抵制声音，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关注近期娱乐新闻的人，能捋出这份抵制信的发酵过程：从郭敬明与李诚儒在《演员请就位2》中数度交锋，到《我就是演员3》邀请于正当嘉宾，从郭敬明“开创性”地设置“副编剧”，到于正说要对演员“严把审核关”，都制造了一系列喧哗声音，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与行为，被指“价值观扭曲”、“贼喊捉贼”。

可以想见，于正、郭敬明如果只是在创作领域耕耘，并没有登上争议颇大的综艺节目进行“价值观输出”的话，不会对业界形成什么刺激，111位从业者联名抵制的状况发生几率很小，正是这两位的过于高调，强化了同行们的反感，抵制更像是一场表态，也是创作立场的一次集体声明，不与抄袭者为伍，应是公开信发表的主要诉求。

如果于正、郭敬明在法院判决之后，诚恳地道歉，并持续用原创作品来证实自己，想必这么多年过去，会重新赢回很多人的尊重。但现实状况证明，抄袭污点并未对两人在行业内发展造成可见的阻碍，仍然是娱乐节目与投资者的座上宾，舆论的批评并未给两人带来什么风险，于正在微博评论中公开攻击同行，如此足的底气，恐怕就来自于得到了多方的追捧与支持。

因此，公开信也是一次向业界的喊话，提示了投资抄袭者的风险。但这样的喊话，似乎作用不大，和娱乐圈从业者沾上“黄赌毒”必被封杀不一样，对抄袭者的宽容，非但不会压缩他们的发展空间，反而会让急切的投资者将这种“能力”当成快速盈利的手段。

本来，抵制抄袭应该由行业组织发声，更为正式地表达行业隐忧，此前，行业组织也不止一次地表态过鼓励原创、反对抄袭，但并未实现真正的震慑性与约束力。编剧汪海林曾发文称，于正与郭敬明是被中国编剧行业开除了的，在编剧这个行业里“社会性死亡”了，“任何正规的编剧活动里都不会有他们出现……”

但单一行业组织内的共识，并未在其他行业组织以及外界得到更多响应，这源于行业协会的分散型、松散型管理，并不具备有效的、强硬的制裁措施与能力，所以，行业组织的立场与发言，也多止步于姿态，顶多引发一番舆论的关注，很快会归于平静。

这次，111名从业者的公开信，具有“揭竿而起”的民间性。签名者从人数看貌似很多，但其实显示出的力量感却并不强大。相对于存在于多行业多领域的抄袭现象，以及对抄袭行为的忍耐与宽容，批评者面对的，不是一两名抄袭者，而是一块巨大的、无形的“黑色幕布”，这块“幕布”起到了关键的保护作用，且击不穿，打不烂。

针对具体的抄袭者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是无奈之举，是“曲线救行业”，是期望引起多方真正的重视。按照以往经验，111名从业者的公开信，多半会无功而返，但这样的发声，也有着积极的意义：除了可以对影视行业创作领域一些不断跑偏的价值观进行纠正外，也能通过反复的强调，促使真正的反思发生，最终的目的，还是正本清源，让局部“腐烂”的行业肌体，得到有效治愈。

作者系时评人、影评人、专栏作家

编辑：孙明胜 校对：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