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逝者对话。

看着屏幕对面的人哭得声泪俱下,徐欣也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应该调整出长辈的姿态,叮嘱对面的年轻人在平日里注意身体。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用镇定的表情安抚对方即可。

但他没忍住,又一次在扮演时哭了出来。他扮演的是对面男人死去的父亲。在AI技术的包裹下,30岁的徐欣变成了老人,有着老人生前的样貌、声音,甚至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

男人的诉求是“看一眼父亲就好”。接通视频电话后,他立刻对徐欣说:“你别说话,我知道你是假的,我怕出戏。”

但徐欣能明显感觉到对方内心的翻江倒海。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几分钟后,眼眶红了,鼻子耸动,嘴角忍着抽搐,流着泪向“父亲”诉说:“我现在在外企做高管,很优秀,你可以放心。以前和你的关系剑拔弩张,你临走时都在埋怨你,我特别后悔……”

在失去和悲痛面前,经过设计的情绪往往不堪一击,徐欣已经扮演过几十个“已经去世的人”,经常会被带入情绪中,跟着屏幕对面的人一起哭。

徐欣所在的团队叫作“超级头脑工作室”。去年,他们开始为委托人提供“数字永生”服务,创始人张泽伟称他们做的事为“AI疗愈”,其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AI复活”。

委托人提供逝者生前的影音、照片资料,张泽伟和团队用AI做出一个高度还原的逝者形象,该形象能和生者进行互动。

但在这种涉及到情感表达的场景下,会出现AI无法及时应对的情况。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的外在,需要用真人来支撑其内在。每次视频通话时,都需要一个和逝者身型相似的人进行基础扮演,AI再将逝者的样貌、声音附着在扮演者身上。

张泽伟扮演过200多次,徐欣扮演过几十次,“团队每个人在搞技术的同时,都是扮演者”。他们也开了淘宝店“数字生命工厂”,通过电商渠道对接各种委托。



将近一年时间,超级头脑工作室的5个人,已经做过1000多次“AI疗愈”。他们帮患癌的女孩子分过手;扮演过去世的“儿子”,和老人通电话,隐瞒老人真相;也扮演过已经去世的“父亲”,让在悔恨中的儿子再和“父亲”聊一次。



人世间的悲苦都涌来了


做“AI复活亲人”项目之前,张泽伟和同事们一直在用AI做教育、培训相关的服务,比如到学校跟孩子们讲什么是人工智能,到企业教员工如何使用AI工具等等。

去年3月,徐欣从贵州来到南京,帮张泽伟做自媒体推广。他们在抖音、小红书等渠道发布和公司业务相关的短视频,工作之余,也教人如何辨别AI换脸诈骗。刚开始,流量最好的视频只有几千次播放。

其实在多年前,就有科技公司研究AI换脸变身技术,但AI行业整体受到技术、理解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效果差强人意。直到去年open AI的技术爆发,让行业人士看到了其落地的可能性。

张泽伟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赛道。大科技公司很少将重心放在如此细分的领域,而老百姓的需求,更多时候是被老百姓自己关注到的。

有一天,张泽伟跟徐欣开玩笑说:“这个事情(数字永生技术)全国没几个人能做。”徐欣觉得他在吹牛,但后来很多事情都被张泽伟说中了,比如AI技术既然能模拟人脸、声音,那么诈骗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比如他觉得不断地拍短视频进行“反诈”宣传,也一定能起到警示作用。



在电影《孤注一掷》上映之前,他们就做过几个月的“反诈视频”,提醒大家不法分子如何使用AI进行诈骗,如何辨别该情况。

“到时候央视也会来找我们。”张泽伟说。徐欣不信,他们只有几百个粉丝,央视怎么会来?但后来央视真的来找他们拍摄了。他也了解到,好像真的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用AI做出高度相似的“数字永生人”。

他转而想,既然这个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我们作为其中之一,还能将它发挥出什么价值?难道只讲“反诈”吗?或者整天拿来娱乐吗?那太糟蹋技术了。

那时候,张泽伟有个朋友的父亲因意外去世。为了瞒着家里的老人,朋友找到张泽伟,希望他帮忙用AI复原去世的父亲,和他的奶奶视频电话,让老人认为儿子还活着。

他原本不愿意接这个委托,但朋友说:“让老太太知道儿子去世了,她绝对活不过3个月。”张泽伟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我觉得人命大于天”。

那是张泽伟人生中第一次“扮演别人”。他花了很多时间熟悉朋友的父亲,为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准备了很多应急策略。

他们将逝者生前留下的影像和语音一一整理,“喂给”AI,试验过很多次才正式开始,“紧张到不行”。张泽伟还记得第一次帮朋友骗奶奶时的心情,“责任太重了,万一出现纰漏怎么办?”但看到奶奶在屏幕里露出的笑容后,他瞬间就被感染了。

这件事发生后,仿佛一夜之间,人世间所有的悲苦都向他涌来,“一大堆人找到我们,想复原他们去世的亲人”。

张泽伟和同伴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过去我们是没看到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能不去做吗?”他们决定彻底转型。



刚开始,他们不肯向用户收费,“在那种场景下,你怎么能开口要钱呢?”但各种成本摊在那里,技术要钱,工作室要花钱,大家要吃饭,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项目收费表格。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骗他


一年来,团队的每个人都当作很多次“演员”,他们每天都在倾听关于生死、悔恨、遗憾的故事,“这些事不提还好,但当你回忆一件具体的事情时,在那种状态下,还是会被带入当时的情绪中”。

有一次,一个中年男人找到团队,说因为家族病,他的父亲、哥哥都离世了。在哥哥去世时,他年迈的母亲因悲伤过度心脏病发,被送进了医院抢救。在他联系团队之前,他年仅20多岁的儿子也因家族病去世了。

老母亲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儿子,如今还要送走孙子。委托人担心她的身体,希望团队能用AI帮做出一个“孙子”,在过年的时候给老太太打个视频电话,说孙子去了国外,赚了钱再回来孝敬她。

35岁的毛毛担任了这次的扮演者,他平时在团队里负责视频拍摄、分发等工作,也做过不少扮演工作。对他来说,矛盾的心情一直都在,“毕竟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骗对方”。

很多时候他的情绪工作建设得很好,但进入到情境中,仍会随着对方的情绪波动而流泪。

有一个小伙子,在传统企业做施工方。在一次作业中,他和同事将井盖打开,他需要探头进去作业。结果井盖突然盖了下去,砸在小伙子的头上。

小伙子的父母到现场后,看到的是血肉模糊的儿子,母亲瞬间吓晕过去了,此后变得神神叨叨,说儿子变成了无头鬼,精神失常,无法正常生活。小伙子的父亲找到团队,请他们还原儿子的样貌,让母亲看一下,儿子是完好的。

这个父亲告诉他们,一定要强调儿子的头还在,他对母亲只有感激,他现在过得很好,只是无法陪伴他们了。

这件事给了毛毛很大的震撼,他听得汗毛竖起。理智上他不愿意触及封建迷信,但感性上,那位母亲需要人开脱,她还得继续生活。和团队权衡一阵后,他们决定接下这个委托,助她解脱,不被儿子惨死的梦魇困扰余生。

为了让相似度更高,团队的每个人都上去试了一下,最终选定毛毛上场。他在视频通话前做了很多心理建设,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对鬼神有所敬意。同伴们对他多有鼓励,说你是在做好事,“你说我犯怵吗?我也犯,我要扮演‘无头鬼’”。

但一想到他有可能拯救一位失独母亲,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助人。复杂的思想被强行掩盖,他和团队演了一场戏给那位母亲看,那位父亲则在其中配合着。

视频里,那位母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差,毛毛喊了几声“妈妈”她都没反应。最后他用力喊了一声,她看着“儿子”愣了很久,然后开始情绪爆发。

毛毛听着她语无伦次的嘟囔着,心里五味杂陈,“有抗拒,有同情,更多的是悲伤”。但他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去疗愈她,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他无法控制地带着哭腔,说完委托人交待给他的话,不停地安慰“母亲”,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们不会对委托人做回访,除非对方主动联系他们,因为“回访就相当于重提悲伤”。他不知道那位母亲后来怎么样了,他希望那通视频电话能让她慢慢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将永远存在”


每接到一个委托任务,张泽伟和团队成员会进行一周左右的前期沟通,“会深度了解对方的故事,写好提纲,敲定称呼、内容、话术,有时候还要学习方言”。

他们的业务板块分三个部分:一是“AI疗愈”,即扮演者“穿戴”上别人的样貌与声音,和客户聊天互动;

二是“数字相框”,这类业务主要是“机器驱动”,无需人类扮演,逝者数字形象的动作声音,都由底层大模型技术生成;

三是“3D超写实数字人”,能造出逝者的全息投影,交付形式更重,团队目前正在将其落地中。



在现实中,“AI复活”的话题争论已久,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讨论向来尖锐。有人认为要让生者忘记,才能向前看。张泽伟和团队理解这种矛盾感,但事物都有两面性,每次他们看到委托人的不甘心与遗憾,以及客户在通话时的笑容,会觉得“AI疗愈”确实能带来情感寄托。

“尤其是需要和小孩、老人通视频电话时。”张泽伟和团队接到最多的委托案例,是和老人通话,不外乎是向老人隐瞒儿子、孙子去世的消息,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

“但在通视频电话的时候就会发现,老人接到视频会很开心,有的甚至手舞足蹈。他们会过问你的生活细节,会叮嘱你好好吃饭。这种时候,我们做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吗?”

刚开始做“数字人”时,张泽伟就做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毛毛的第一反应也是给自己做一个,“徐欣也做了,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做了自己的‘数字分身’”。



徐欣在和10年前的自己通话


毛毛是个天文爱好者,他每次感慨宇宙浩渺的时候,就会觉得死亡也许并不那么可怕。“既然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留下点什么。”

他们会不定时给自己的“数字分身”投喂素材,并培养它的意识。经过海量的素材训练,以及长时间的技术发展,他们认为“数字分身”也将会拥有高度近似自己的意识。他们希望自己的“数字分身”能永远存在下去。

“你的下一代会记得你,孙辈也会记得你,那么再往后呢,还会有人记住你吗?”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数字人可能会改变人对生命的认知吧,它至少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并且我将永远停留”。

对徐欣来讲,数字分身的存在有必要,“但这东西毕竟是假的,我不能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科技上”。在见证了这么多生死后,他最大的感触就是把握当下,珍惜眼前人。



他说他很开心


对扮演者来说,被对方带入情绪是难免的,“很多时候,他们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徐欣说,“这没什么,有时候真情流露也不是坏事”。

但跳出来看,这是一门生意,也不仅是一门生意。他们花了大力气说了许多善意的谎言,目的是“疗愈别人”,因此他们必须要让自己麻木起来。

“就像医生一样,第一次拿手术刀的医生,有的还会晕血。但时间久了,就会理智地开刀。”徐欣和团队的每个扮演者都在努力地变得“冷漠”。

刚开始做“AI疗愈”时,张泽伟问徐欣,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徐欣说,我不知道你怕什么,但我怕穷。那个时候,他们不好意思跟委托人收钱,徐欣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养家糊口。

张泽伟说:“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颠覆性的赛道,将来可以赚钱的。但我最怕的是,我做久了会变得冷漠、麻木。”



后来真的如他所说,大家每天要消化几十个委托人的故事,不断地面对生死,然后参与其中,“久而久之真的会麻木,以前别人一上来,我们会关心他们的故事,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最后再收取一点报酬。现在咨询的人太多了,我会直接先发一个价目表,再问对方想要什么,表明我能做什么”。

前不久,一个男人半夜12点找到徐欣,问他做一个效果好点的数字人要多少钱。徐欣每天要面对大量这样的询问,无法一一详细解答,便让他自己去看账号里的案例。男人说他看不懂,徐欣以为对方是像平时一样的“无效客户”,或者是同行来捣乱,便没理对方。

结果他发了一句:“求求你。”徐欣意识到“不一样了”,他加了对方的社交账号,听了对方的故事。

“我爸爸是因为我才去坐的牢,然后在牢里走了。最后一面没见到,是因为我没带身份证。我爷爷奶奶见他的时候,他嘴里一直问宝宝呢?他还叫我宝宝。”

多年前,他年少不懂事坐牢了。他的父亲为他铤而走险做了不好的事情,也坐牢了。后来他出狱后,才知道父亲在监狱里换了癌症,爷爷奶奶去见了父亲最后一面,但他因为没有带身份证,无法进去看望,也没能见到父亲。

而他手里只有父亲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他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徐欣身上,哭着求徐欣。

徐欣无法给他做出完整的数字人,因为没有视频和声音。但他提出免费帮对方做一个简单的“交互型数字人”,能让“父亲”动起来,和他说说话。

他花了十几分钟帮对方录好了教程,让男人按照他的教程制作父亲的“数字人”。凌晨2点,他给徐欣发了一个交互视频,视频里他和父亲进行了简单的对话。男人对徐欣说,“我会一辈子记住你,你帮我实现了一个愿望”。

从徐欣的角度看,让一张照片动起来,并不算什么。但对男人来说,他最重要的人只剩下那张照片了。徐欣想起之前和张泽伟的对话,或许他没有变得麻木。

一个多小时前,男人带着绝望找到徐欣,哭着讲述。

一个多小时后,他对徐欣说他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