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总理亲自到场参加小婴儿的周岁宴，放在世界其他国家完全不敢想象，但发生在韩国就变得合理起来了。
据韩媒报道，为了祝贺某地三年内迎来首个新生儿，韩国总理韩德洙参加了该新生儿的周岁宴，并致辞称，“（迎来新生儿）不仅是村里的喜事，也是整个韩国的喜事。”
魔幻的情节，反映的是韩国残酷的生育现状。
最近几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直线向下，2023年平均每对韩国夫妻只生0.72个孩子。
纵观全球，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只此一家，甚至人类社会有记录以来，都未见过这么低的生育率。照这样的趋势，50年后韩国人口将会腰斩，2750年韩国人将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为挽救国运，韩国政府在已经烧了2000多亿美元的基础上，不断推出各种刺激政策——男性30岁之前，只要生三个，就能免除兵役；公务员生两个以上，可以优先当领导。
但无论如何催生，依然难以挽回岌岌可危的生育率。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今年开学季，韩国有157所学校新生人数为0；宠物婴儿车销售火爆程度超过一般婴儿车；结婚礼堂变养老院等情况，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一、站在对立面的男女，如何相爱？
虽然韩国政府为催生殚精竭虑，但他们的宣传画风却是这样的：“孕中吃太饱，生完老公跑”“怀孕不打扫，媳妇变成草”……
这并非危言耸听，2019年，韩国官方曾发布一份“孕妇指南”，里面的内容不是保护孕妇和胎儿，而是奉劝广大孕妇“好自为之”。
比如，建议孕妇不要拖延家务，这样既能维持家庭运转，还能管理身材保证对丈夫的吸引力；产后记得放一件“小码”衣服在眼前，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口欲，也不要蓬头垢面。
尽管这篇指南很快被删除了，但足以折射出，父权制的影响在韩国仍然根深蒂固。
家在首尔的金仁静，往往在丈夫和孩子们早已安然入睡的凌晨2点，才能忙完躺下。临睡前，她会把闹钟时间定格在5点，以便早起给上班的丈夫做他喜欢喝的鱼饼汤。
仁静每天要带孩子上下学、陪孩子写作业，因为丈夫的收入无法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她还要做导游、翻译、代购三份工作补贴家用。
现在，她的收入比丈夫还要高，但孩子要去哪所初中这种大事，依然由扮演“大家长”的丈夫来拍板。
超负荷的日常压得她喘不过气，可想到身边的已婚妇女都是忙内忙外的，甚至在大公司里做到主管的成功女性，下班也要伺候一大家子，她又认命了。
只有被记者问到是否幸福时，她才会吐露心声：“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会选择自己一个人轻松、快乐地生活”。
而仁静的遗憾，正被年轻一代韩国女性所“弥补”。大学生恩熙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自己身边的女生一半都是不婚主义者，理由是“不想和自己的母亲一样，过噩梦般的生活”。
剩下的另一半人，结婚计划基本排在30岁以后，其中愿意生儿育女的，更是屈指可数。
韩国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不愿生孩子的女性高达65%，远高于男性48%的比例，韩女已经成为“拒生”的主力。
在韩国极端女权主义者中，“生育罢工”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她们高喊着“我的胯下不能生出歧视我的性别，我的血肉不能变成刺向我的尖刀”，把韩国男性归入必须全部消灭的“韩男虫”，将孕妇腹中男婴称为汲取母体养分的“小寄生虫”。
但韩国男性的日子也不好过，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韩国20多岁的男性里，近79%的人表示自己是严重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大学生在俊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补习课上，有女同学突然身体不舒服，坐得最近的他被老师要求脱下外套给女同学披上，考虑到自己里面只穿了一件背心，他拒绝了这项要求。
还没等他开口解释，一位女同学已经抢先脱下了外衣给生病的同学，一边脱一边指责他，“你根本没有绅士风度。”
这让在俊心情复杂：“我们从小被训练着要承担更多责任，现在还被要求成为完美的男人。”
在俊表示，对韩国女性来说，一个合格的男人应该是帅气、多金、温柔的，矮穷挫的人要反思自己的过错。有段时间他因为压力大而发胖，身边的女性朋友不是关心他，而是直接说他“你太肥了！”
容貌压力还只是冰山一角，在俊每每想到自己以后要像父亲那样为家庭奋斗终生，得到的尊重和认同却远远比不上父亲那代人，就更替自己感到不值。
这样割裂的语境，加剧了韩国的性别对立。女性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公映后，女生给出了9.09的超高分，而男生仅仅打出了1.35分。
在评论区，女生们纷纷吐槽“真实的韩国女人过得比金智英还惨”，而男性则质问“难道男人不也在努力工作吗”，互撕大战打得不可开交。
但事实上，不生孩子从来都不是哪一个性别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崩溃。
二、含着土汤匙出生的人，如何翻身？
在韩国，流行一种“汤匙阶级论”：根据父母的财富和收入水平，把孩子对号入座到“含着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土汤匙出生”的4类中。
换言之，在韩国人眼里，个人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生家庭的条件。
比如，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首尔“江南儿童”，自呱呱落地那一刻，便拥有顶尖的学区资源，步入小学时，父母已经为其规划好了长期教育方向，四五年级的时候人生大道就铺好了。
而含着“土汤匙”出生的孩子，光是够上首尔地区的学校，就要花费十几年的漫长光阴。
韩国高考纪录片《学习的背叛》里的叶媛，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她的手上，布满了常年写题磨出的茧子，血泡也清晰可见，但她毫不在意，手指没力气了，就用橡皮筋把手和笔绑在一起，靠手腕发力，继续做题。
因为她知道，这是出生在小城市的自己，考上首尔“自律型”私立高中（一种精英高中）的必经之路。
韩国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韩国有私立高中79所，约4％的高中生就读于此。然而据韩媒报道，首尔大学当年入学的新生中，超过四成毕业于这类私立高中。
也就是说，考上了私立高中，半只脚就踏入了名校的大门。而考上名校，几乎是韩国普通人“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径。
在韩国，一半以上的议员、部长、律师和医生等高薪体面的人士，都是SKY（韩国三所顶尖大学的缩写）的毕业生。
想进财阀大企业，更要有名校背景傍身——韩联社调查显示，2020年韩国64大集团销售额占到GDP的84.3%，但员工人数仅占全国雇佣人员的11%。
僧多粥少的现实和狭窄的上升的通道，让韩国教育卷出了“4起5落”的传说——每天睡4个小时的人能考上，睡5个小时的则会落榜。
叶媛深谙这一点，为了争分夺秒地学习，她连吃饭、上厕所都要卡着表计算时间，不学到凌晨两三点不罢休。为了防止打瞌睡，她甚至会打开别人的学习直播，用竞争来刺激自己。
然而就算拼命至此，初中稳居年级第一的她，到了首尔高中的测试里，仍在全校395名学生中，排到了倒数313。
原因很简单：大多数首尔、京畿地区的学生，入学就通过补习把高二的知识学完了。
“我希望明年可以少上2个课外班。”听见孩子许下的生日愿望，首尔职工李妍心中一阵抽痛。
她的2个孩子，从四岁起就辗转在数学、英语等各个课外班之间，一放学就往辅导班跑，夜深了才结束回家，实在不堪重负的时候，孩子们会哭着问她能不能退课。
她自己也没轻松到哪儿去，每月光辅导班的学费就高达280万韩元（约1.5万元），相当于家庭近半收入都砸了进去。
但她不敢不鸡娃，2022年的数据显示，韩国仅有2%的家长不让孩子上课外班，如果让孩子停止辅导课，他们以后就会竞争失败。
根据报道，韩国每100名学生中，就有6人在小学阶段学完了高中全部课程；而高中生则需要提前学习大学课程，因为他们在考试中会面临超纲的“杀手题”，这类题目可能是高等微积分，也可能是有关股权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的问题。
然而，这还不是韩国教育内卷的天花板。
恩熙的少年阶段，不仅要卷文化课，还要卷跆拳道、钢琴、美术等各种兴趣班，以丰富自己的“生活记录本”——这也是大学录取的重要考量。
为了让她的生活记录本更靓丽，恩熙的父母不惜耗资1000万韩元（约5.3万元），请一位“高考协调员”帮她设计完美的培养计划，包括社会活动、论文发表、比赛奖项等。
高中三年不够，甚至还得利用复读再冲刺。研究显示，2021年首尔大学新生中，重考生占比高达34%，“重考是必须，再重考才是选择”已成为首尔高中生的共识。
令人悲哀的是，对恩熙们来说，“无休止的竞争，不是为了实现梦想，而是为了以后过平庸的生活。”
三、病态且贫瘠的生活，如何迎接新生命？
在韩国电视台镜头里，敏贞签下“夜间劳动同意书”时，双手都不自觉地颤抖。
这意味着，怀着两个宝宝的她，也要通宵值班。
韩国法律规定孕妇可以不用夜间工作，但敏贞不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毕竟这次怀孕的机会，都是她好不容易才排上的。
敏贞供职的妇产医院，会按照职工年龄次序强制规定怀孕顺序，别人怀孕时，她就不能在那段时间内怀孕。并且，即使她老老实实听院方安排，产假结束后也不能回到原来的部门上班。
妇产医院都如此，其他行业对“人”的轻视可想而知。
在电影《下一个素熙》里，职高学生素熙去了电信公司的客服中心实习，任务是阻止顾客解约，哪怕电话那头是一位替去世孩子退订的父亲也不能松口，甚至还要忽悠对方购买新套餐。
不仅工作内容毫无人性，素熙的提成还被组长以各种理由扣押，忍无可忍的她最终与组长爆发了争吵。
当素熙坐到办公桌前向班主任倾诉时，一直将她视作得意门生的老师非但没有替她解惑，反而责怪她鲁莽顶撞前辈，呵斥她不懂珍惜大公司的实习机会。
听完老师的一席话，素熙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因为她知道这并非良言苦口，而是毕业生从企业离职，校方的就业率会下降，学校的排名会下降，拿到的教育基金也会缩水。
素熙的故事改编自韩国真实发生的事件，当下也正在现实中上演。
恩熙在新闻中看到，一些年轻人为了更好地应对工作，会趁工作间隙去打点滴获取“能量”。
睡眠更是成为了一种奢侈品，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韩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51分钟，是成员国中最低的。
恩熙经常看见自己的哥哥，深更半夜还在和美国的合作伙伴开电话会议；同学们也是如此，小组讨论定在凌晨12点，第二天点一杯冰美式，又精神抖擞去上课。
没人敢对透支身体的生活说不，因为在频繁失业、不进则退的职场环境里，松动的那颗螺丝钉会变成“下一个素熙”。
哪怕是刚工作3年，年薪高达6400万韩元（约34万元）的赵志勋，也不敢放慢脚步。他给媒体算了一笔账：自己想在首尔买一套普通的房子，至少需要不吃不喝干19年。
高昂的房价迫使他工作之后也跟父母挤在一起，他的朋友甚至住到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数据显示，2021年20多岁的韩国普通年轻人包括固定工资和加班费在内的月薪，仅为200万韩元（约1万元），这意味着，大多数年轻人连租房都困难，更别谈负担一套房。
因为不对生活抱有期望，志勋的朋友们已经进化成了“10抛世代”，就是“不想再努力，只想发一笔横财，然后躺着等死。”
志勋也是如此，每天下班，他都会守在电脑前，准时收看“与经济之神同在”“3PROTV-上帝的经济学”等频道，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股票仓位。
哪怕这些频道听起来就很玄学，邀请坐镇的“专家”也来历不明，他仍会拿出一半以上的工资用于炒股。
“反正努力工作到头来也是一事无成。”他开玩笑道。
在他的观察里，像自己一样破罐子破摔的人还不在少数，韩国上到政府官员，下至工人学生，几乎全员为炒股癫狂，活跃股票账户数比总人口数还要多800万，其中80％是散户。
炒币更加疯狂，数据显示，在虚拟货币市场最繁荣的时候，人口不足全球1%的韩国，占据了全球虚拟货币交易总量的30%。
尤其是千禧一代的年轻人，每5个人里，就有1个人沉迷买币、卖币，希望借虚拟货币跨越阶级，改变命运。
在韩国，不乏炒币一夜暴富的例子，但更多的人是一夜爆仓，家庭积蓄灰飞烟灭。
这让本就不容易的韩国家庭，更加雪上加霜——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连续4年在34个新兴国家及地区中居首位，是唯一家庭负债超过GDP的观察国。
志勋却对此见怪不怪：“拥有这样贫瘠的生活，要怎样迎接下一代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纪录片《学习的背叛》
电影《下一个素熙》
韩国中央日报—民生专栏
韩联社—社会专栏
BBC：《韩国生育率全球最低，为什么这里的女性不愿生孩子》
王远超：《饱受质疑的韩国“孕妇指南”》
梁轲：《韩国的年轻人真的不想生孩子了吗？是。》
虎嗅黄瓜汽水：《听说，韩国女权开始“堕男胎”了？》
上流UpFlow：《真的很担心韩国人的精神状态》
本文来自：表外表里 ，作者：曹宾玲、付晓玲，编辑：Re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