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总理亲自到场参加小婴儿的周岁宴,放在世界其他国家完全不敢想象,但发生在韩国就变得合理起来了。


据韩媒报道,为了祝贺某地三年内迎来首个新生儿,韩国总理韩德洙参加了该新生儿的周岁宴,并致辞称,“(迎来新生儿)不仅是村里的喜事,也是整个韩国的喜事。”


魔幻的情节,反映的是韩国残酷的生育现状。


最近几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直线向下,2023年平均每对韩国夫妻只生0.72个孩子。



纵观全球,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只此一家,甚至人类社会有记录以来,都未见过这么低的生育率。照这样的趋势,50年后韩国人口将会腰斩,2750年韩国人将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为挽救国运,韩国政府在已经烧了2000多亿美元的基础上,不断推出各种刺激政策——男性30岁之前,只要生三个,就能免除兵役;公务员生两个以上,可以优先当领导。


但无论如何催生,依然难以挽回岌岌可危的生育率。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今年开学季,韩国有157所学校新生人数为0;宠物婴儿车销售火爆程度超过一般婴儿车;结婚礼堂变养老院等情况,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一、站在对立面的男女,如何相爱?


虽然韩国政府为催生殚精竭虑,但他们的宣传画风却是这样的:“孕中吃太饱,生完老公跑”“怀孕不打扫,媳妇变成草”……


这并非危言耸听,2019年,韩国官方曾发布一份“孕妇指南”,里面的内容不是保护孕妇和胎儿,而是奉劝广大孕妇“好自为之”。


比如,建议孕妇不要拖延家务,这样既能维持家庭运转,还能管理身材保证对丈夫的吸引力;产后记得放一件“小码”衣服在眼前,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口欲,也不要蓬头垢面。



尽管这篇指南很快被删除了,但足以折射出,父权制的影响在韩国仍然根深蒂固。


家在首尔的金仁静,往往在丈夫和孩子们早已安然入睡的凌晨2点,才能忙完躺下。临睡前,她会把闹钟时间定格在5点,以便早起给上班的丈夫做他喜欢喝的鱼饼汤。


仁静每天要带孩子上下学、陪孩子写作业,因为丈夫的收入无法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她还要做导游、翻译、代购三份工作补贴家用。


现在,她的收入比丈夫还要高,但孩子要去哪所初中这种大事,依然由扮演“大家长”的丈夫来拍板。


超负荷的日常压得她喘不过气,可想到身边的已婚妇女都是忙内忙外的,甚至在大公司里做到主管的成功女性,下班也要伺候一大家子,她又认命了。


只有被记者问到是否幸福时,她才会吐露心声:“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会选择自己一个人轻松、快乐地生活”。


而仁静的遗憾,正被年轻一代韩国女性所“弥补”。大学生恩熙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自己身边的女生一半都是不婚主义者,理由是“不想和自己的母亲一样,过噩梦般的生活”。


剩下的另一半人,结婚计划基本排在30岁以后,其中愿意生儿育女的,更是屈指可数。


韩国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不愿生孩子的女性高达65%,远高于男性48%的比例,韩女已经成为“拒生”的主力。


在韩国极端女权主义者中,“生育罢工”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她们高喊着“我的胯下不能生出歧视我的性别,我的血肉不能变成刺向我的尖刀”,把韩国男性归入必须全部消灭的“韩男虫”,将孕妇腹中男婴称为汲取母体养分的“小寄生虫”。


但韩国男性的日子也不好过,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韩国20多岁的男性里,近79%的人表示自己是严重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大学生在俊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补习课上,有女同学突然身体不舒服,坐得最近的他被老师要求脱下外套给女同学披上,考虑到自己里面只穿了一件背心,他拒绝了这项要求。


还没等他开口解释,一位女同学已经抢先脱下了外衣给生病的同学,一边脱一边指责他,“你根本没有绅士风度。”


这让在俊心情复杂:“我们从小被训练着要承担更多责任,现在还被要求成为完美的男人。”


在俊表示,对韩国女性来说,一个合格的男人应该是帅气、多金、温柔的,矮穷挫的人要反思自己的过错。有段时间他因为压力大而发胖,身边的女性朋友不是关心他,而是直接说他“你太肥了!”


容貌压力还只是冰山一角,在俊每每想到自己以后要像父亲那样为家庭奋斗终生,得到的尊重和认同却远远比不上父亲那代人,就更替自己感到不值。


这样割裂的语境,加剧了韩国的性别对立。女性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公映后,女生给出了9.09的超高分,而男生仅仅打出了1.35分。



在评论区,女生们纷纷吐槽“真实的韩国女人过得比金智英还惨”,而男性则质问“难道男人不也在努力工作吗”,互撕大战打得不可开交。


但事实上,不生孩子从来都不是哪一个性别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崩溃。


二、含着土汤匙出生的人,如何翻身?


在韩国,流行一种“汤匙阶级论”:根据父母的财富和收入水平,把孩子对号入座到“含着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土汤匙出生”的4类中。



换言之,在韩国人眼里,个人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生家庭的条件。


比如,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首尔“江南儿童”,自呱呱落地那一刻,便拥有顶尖的学区资源,步入小学时,父母已经为其规划好了长期教育方向,四五年级的时候人生大道就铺好了。


而含着“土汤匙”出生的孩子,光是够上首尔地区的学校,就要花费十几年的漫长光阴。


韩国高考纪录片《学习的背叛》里的叶媛,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她的手上,布满了常年写题磨出的茧子,血泡也清晰可见,但她毫不在意,手指没力气了,就用橡皮筋把手和笔绑在一起,靠手腕发力,继续做题。



因为她知道,这是出生在小城市的自己,考上首尔“自律型”私立高中(一种精英高中)的必经之路。


韩国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韩国有私立高中79所,约4%的高中生就读于此。然而据韩媒报道,首尔大学当年入学的新生中,超过四成毕业于这类私立高中。


也就是说,考上了私立高中,半只脚就踏入了名校的大门。而考上名校,几乎是韩国普通人“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径。


在韩国,一半以上的议员、部长、律师和医生等高薪体面的人士,都是SKY(韩国三所顶尖大学的缩写)的毕业生。


想进财阀大企业,更要有名校背景傍身——韩联社调查显示,2020年韩国64大集团销售额占到GDP的84.3%,但员工人数仅占全国雇佣人员的11%。



僧多粥少的现实和狭窄的上升的通道,让韩国教育卷出了“4起5落”的传说——每天睡4个小时的人能考上,睡5个小时的则会落榜。


叶媛深谙这一点,为了争分夺秒地学习,她连吃饭、上厕所都要卡着表计算时间,不学到凌晨两三点不罢休。为了防止打瞌睡,她甚至会打开别人的学习直播,用竞争来刺激自己。


然而就算拼命至此,初中稳居年级第一的她,到了首尔高中的测试里,仍在全校395名学生中,排到了倒数313。


原因很简单:大多数首尔、京畿地区的学生,入学就通过补习把高二的知识学完了。


“我希望明年可以少上2个课外班。”听见孩子许下的生日愿望,首尔职工李妍心中一阵抽痛。


她的2个孩子,从四岁起就辗转在数学、英语等各个课外班之间,一放学就往辅导班跑,夜深了才结束回家,实在不堪重负的时候,孩子们会哭着问她能不能退课。


她自己也没轻松到哪儿去,每月光辅导班的学费就高达280万韩元(约1.5万元),相当于家庭近半收入都砸了进去。


但她不敢不鸡娃,2022年的数据显示,韩国仅有2%的家长不让孩子上课外班,如果让孩子停止辅导课,他们以后就会竞争失败。


根据报道,韩国每100名学生中,就有6人在小学阶段学完了高中全部课程;而高中生则需要提前学习大学课程,因为他们在考试中会面临超纲的“杀手题”,这类题目可能是高等微积分,也可能是有关股权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的问题。


然而,这还不是韩国教育内卷的天花板。


恩熙的少年阶段,不仅要卷文化课,还要卷跆拳道、钢琴、美术等各种兴趣班,以丰富自己的“生活记录本”——这也是大学录取的重要考量。


为了让她的生活记录本更靓丽,恩熙的父母不惜耗资1000万韩元(约5.3万元),请一位“高考协调员”帮她设计完美的培养计划,包括社会活动、论文发表、比赛奖项等。


高中三年不够,甚至还得利用复读再冲刺。研究显示,2021年首尔大学新生中,重考生占比高达34%,“重考是必须,再重考才是选择”已成为首尔高中生的共识。



令人悲哀的是,对恩熙们来说,“无休止的竞争,不是为了实现梦想,而是为了以后过平庸的生活。”


三、病态且贫瘠的生活,如何迎接新生命?


在韩国电视台镜头里,敏贞签下“夜间劳动同意书”时,双手都不自觉地颤抖。


这意味着,怀着两个宝宝的她,也要通宵值班。


韩国法律规定孕妇可以不用夜间工作,但敏贞不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毕竟这次怀孕的机会,都是她好不容易才排上的。


敏贞供职的妇产医院,会按照职工年龄次序强制规定怀孕顺序,别人怀孕时,她就不能在那段时间内怀孕。并且,即使她老老实实听院方安排,产假结束后也不能回到原来的部门上班。


妇产医院都如此,其他行业对“人”的轻视可想而知。


在电影《下一个素熙》里,职高学生素熙去了电信公司的客服中心实习,任务是阻止顾客解约,哪怕电话那头是一位替去世孩子退订的父亲也不能松口,甚至还要忽悠对方购买新套餐。


不仅工作内容毫无人性,素熙的提成还被组长以各种理由扣押,忍无可忍的她最终与组长爆发了争吵。


当素熙坐到办公桌前向班主任倾诉时,一直将她视作得意门生的老师非但没有替她解惑,反而责怪她鲁莽顶撞前辈,呵斥她不懂珍惜大公司的实习机会。


听完老师的一席话,素熙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因为她知道这并非良言苦口,而是毕业生从企业离职,校方的就业率会下降,学校的排名会下降,拿到的教育基金也会缩水。


素熙的故事改编自韩国真实发生的事件,当下也正在现实中上演。


恩熙在新闻中看到,一些年轻人为了更好地应对工作,会趁工作间隙去打点滴获取“能量”。


睡眠更是成为了一种奢侈品,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韩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51分钟,是成员国中最低的。


恩熙经常看见自己的哥哥,深更半夜还在和美国的合作伙伴开电话会议;同学们也是如此,小组讨论定在凌晨12点,第二天点一杯冰美式,又精神抖擞去上课。



没人敢对透支身体的生活说不,因为在频繁失业、不进则退的职场环境里,松动的那颗螺丝钉会变成“下一个素熙”。



哪怕是刚工作3年,年薪高达6400万韩元(约34万元)的赵志勋,也不敢放慢脚步。他给媒体算了一笔账:自己想在首尔买一套普通的房子,至少需要不吃不喝干19年。


高昂的房价迫使他工作之后也跟父母挤在一起,他的朋友甚至住到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数据显示,2021年20多岁的韩国普通年轻人包括固定工资和加班费在内的月薪,仅为200万韩元(约1万元),这意味着,大多数年轻人连租房都困难,更别谈负担一套房。


因为不对生活抱有期望,志勋的朋友们已经进化成了“10抛世代”,就是“不想再努力,只想发一笔横财,然后躺着等死。”



志勋也是如此,每天下班,他都会守在电脑前,准时收看“与经济之神同在”“3PROTV-上帝的经济学”等频道,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股票仓位。


哪怕这些频道听起来就很玄学,邀请坐镇的“专家”也来历不明,他仍会拿出一半以上的工资用于炒股。


“反正努力工作到头来也是一事无成。”他开玩笑道。


在他的观察里,像自己一样破罐子破摔的人还不在少数,韩国上到政府官员,下至工人学生,几乎全员为炒股癫狂,活跃股票账户数比总人口数还要多800万,其中80%是散户。


炒币更加疯狂,数据显示,在虚拟货币市场最繁荣的时候,人口不足全球1%的韩国,占据了全球虚拟货币交易总量的30%。


尤其是千禧一代的年轻人,每5个人里,就有1个人沉迷买币、卖币,希望借虚拟货币跨越阶级,改变命运。


在韩国,不乏炒币一夜暴富的例子,但更多的人是一夜爆仓,家庭积蓄灰飞烟灭。


这让本就不容易的韩国家庭,更加雪上加霜——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连续4年在34个新兴国家及地区中居首位,是唯一家庭负债超过GDP的观察国。


志勋却对此见怪不怪:“拥有这样贫瘠的生活,要怎样迎接下一代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纪录片《学习的背叛》

电影《下一个素熙》

韩国中央日报—民生专栏

韩联社—社会专栏

BBC:《韩国生育率全球最低,为什么这里的女性不愿生孩子》

王远超:《饱受质疑的韩国“孕妇指南”》

梁轲:《韩国的年轻人真的不想生孩子了吗?是。》

虎嗅黄瓜汽水:《听说,韩国女权开始“堕男胎”了?》

上流UpFlow:《真的很担心韩国人的精神状态》


本文来自:表外表里 ,作者:曹宾玲、付晓玲,编辑:Re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