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写了一篇讨论杭州和武汉未来发展前景的文章，评论区很热闹。
在这样的讨论里，很多人喜欢把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出个高低来。这些年来，关于杭州制造业“空心化”，脱实向虚的批评历来不少，我在近三年前写过《杭州没有走弯路》，其中的观点已经很清楚，当下仍然适用，这篇文章就不重复了。
我今天想讨论的是，在当下的宏观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其实，在中国，重生产，轻流通，有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古代统治者认为，作为生产环节的农业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而商人不过是低买高卖的投机者，“士农工商”四民之分，商人的社会地位敬陪末座。到了现代，中国又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决策层最重视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是“工农业总产值”，工业和农业这样直接进行物质生产的部门最受重视，而商业和服务业并不重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于内，庞大的商业网络能够最大限度聚合海量需求；于外，中外的贸易交往使中国得以获得巨大的外需红利。人们对商业，对服务业也逐渐有了不同的认识。综观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都很高，从全国到地方，一度都把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比重作为政策目标。
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制造业产值也高居世界第一。但是，在十几年前，社会主流舆论并不会认为，因为制造业重要，服务业就不重要。
然而这些年，舆论场上一些人对服务业的质疑、批判和鄙视却越来越多。
服务业，本质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生活性服务业，第二类是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是餐饮、住宿、旅游等和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其实，大众对生活性服务业的正当性，并没有太多质疑。生活性服务业代表着“烟火气”，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方面。疫情结束之后，淄博、哈尔滨、天水，一个个“网红城市”的出圈，特种兵旅行的大行其道，就连官方都是乐见其成的态度。
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同了。生产性服务业，概括起来，就是不直接和居民消费相关，主要服务于其他企业的服务业，各类“高端服务业”都属于此列，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金融、财会、审计、法律、咨询等各个领域。
长期以来，高端服务业是产生高薪就业岗位的主要领域，许多地方都重视高端服务业，把高端服务业视为产业升级的标志。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当下仍然在鼓励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高端服务业都被视为都市最核心的产业功能。但在民间，却有很多声音认为高端服务业并不重要。
“工业党”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工业高”，核心论据主要有几点：其一，相较生活性服务业，工业技术含量更高，有更重大的战略价值，关乎国家间竞争的大局。其二，相较生产性服务业，工业才是社会财富和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很多“高端服务业”本质上只是投机。其三，工业才能支撑起一个地方的GDP，没有工业一个地方的经济就会塌陷，房市就会崩盘。
然而，这几个观点究竟是否成立呢？
先来看工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比较。比起餐饮娱乐文化旅游，工业当然技术含量更高，但它也有局限性。第一，工业消费的天花板更低，一个人能买几辆车，能买几台电脑，几部手机呢？任何的工业消费，都会有物理上的极限。然而，在不考虑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一个从一周下一次馆子，到一周下三次馆子，从一年旅行一次，到一个季度旅行一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换言之，从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增量来看，大部分的新增量只能出现在服务消费领域，而不是工业实物消费。
第二，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较低。在当代社会，工业其实是就业吸纳能力很低的产业，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业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自动化乃至未来AI的应用，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创造单位财富，工业能够吸纳的就业人口会越来越少。
2022年，在全国大约7.3亿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蓝领只有2.1亿，然而包括服务业蓝领和白领在内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却高达3.4亿。在2.96亿全国农民工里，从事第二产业的1.41亿，从事第三产业的1.53亿，服务业蓝领已经超过了制造业蓝领。
由是观之，制造业当然关乎国家大计，而服务业在稳就业和扩内需上的战略价值同样重要。
再来看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比较。这些年，关于高端服务业的批判已经很多，我不赘述。但高端服务业真的不重要吗？我们不需要金融，不需要互联网，不需要咨询，不需要律师了吗？发展这些产业就是“脱实向虚”吗？
我不想再掰扯什么是实体经济，什么不是实体经济这样的概念。但我们应该回归常识，高端服务业当然很重要，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显然是不可替代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实体企业，也需要资金融通，也需要交易平台，也需要营销渠道，也需要专业服务。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服务，实体企业能够单打独斗地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吗？
很多人把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对立起来，仿佛一个地方必须在这二者中“二选一”。当然，中国有北京这样的不太发展制造业的城市，但对绝大多数城市而言，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是正相关，而非负相关。制造业企业越多、越强，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就会越高。上海、深圳都是工业和高端服务业都强的城市，杭州这些年为什么也发展起来很多高端服务业，最重要的底气还是杭州有大量的上市公司总部，更有浙江省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腹地。
最后再来看看GDP。GDP是增加值概念，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工业，尤其是汽车、电子等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最能够支撑GDP。所以，这些年，不管是通过招商引资，还是扶持本土企业，只要是在相关领域有较大产能的城市，GDP表现都还不错。但是，如果说一个城市的工业产能比较低，就说明工业能力差吗，这显然是两回事。比起GDP数值，一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制造业总部，掌握哪些制造业技术，要关键得多。
有的人把城市的房价变动，和工业表现直接关联起来，更是毫无逻辑。一个城市的房价表现如何，是多因性的，本文不展开说，但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城市的房价和这个城市的工业GDP之间，几乎没有明确的相关性。有的城市工业很强，比如长沙、重庆，但房价一直很低。但上海、深圳工业也很强，房价却一直高企。城市的房价受人口流动、土地供应、高薪岗位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和工业GDP之间的因果关系实在太远。
最近一些文章分析杭州房价调整的原因，竟然是杭州不重视工业导致经济跛脚，实在是谬以千里。首先，今天能够在杭州买房的人，最主要的群体当然还是从事服务业的白领和金领，本来就没蓝领工人太多的事；其次，如果说是杭州工业不行导致的房价下行，那看看那些工业很牛逼的城市，谁又没有进入房地产的下行期呢？
所以，“工业党”对工业和服务业关系的种种偏颇认识，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经济运行是个复杂系统，产业结构也不可能凭空设计。
在当下，我们更应该对不同产业的地位、作用有冷静、客观的认知。
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挑战，经历阵痛。什么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看国内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产能过剩。如果不是上游产业链上的极度内卷，怎会有拼多多这样完全无条件站消费者而压榨上游商家的商业模式成立？看国际市场，全球需求整体并不高涨，地缘政治冲击随时可能给中国外贸带来新的影响。
中国当然需要制造业的升级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但绝不需要制造业产能的大规模扩张。中国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长期低位徘徊，过剩和通缩的阴影已经笼罩，我们还要搞“唯工业论”吗？那只能加剧国民经济的整体失衡。
现在中国经济最急迫的短期任务，还是扩内需，还是稳就业。服务业是什么？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服务我，我服务你，电影院售票员下餐馆，餐馆服务员看电影，最终通过消费内容和频次的增加，大家都挣得更多，花得更多，形成正向循环。
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已经到来，房地产引擎已经熄火。谁能替代房地产？以中国经济此前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之高，无论是服务业还是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制造业，都可能填补房地产的真空。但我们还是要有认知和判断，更大的需求增量只会来自消费端，如果国内消费起不来，收入起不来，任何海外市场都消化不了中国巨大的工业产能。
有人会说，全球产业链已经在外移了，外资已经在撤离了，还需要担心中国产能过剩吗？当然。中国当然需要外资，尤其是需要相对高端的产业链布局，对于这些产业中国当然要“能留则留”“应留尽留”，但如果中国本土的市场需求不能保持旺盛，中国又有什么挽留外资的筹码呢？同时，外资的以“去风险化”为由重构产能分布减少在华投资，和中国大量行业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的无效内卷并不矛盾，这两件事同时都在发生。
在过剩时代，服务业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只有服务业，才能撑起更多的城镇就业，才能挑起扩内需的大梁，才能为制造业提供下游的出路。城市要扩张，要聚人气，要靠服务业。国家要发展，要有活力，也得靠服务业。
一说到不能只关心工业，也要重视服务业，还有人会举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后导致经济空心化的例子来反驳。对于这种看法，我只能说，中国的服务业才发展到哪到哪？中国到底是消费不足呢，还是消费过度呢？别人的问题是瘦子厌食，你的问题是胖子贪吃，你还没减肥成功呢就开始担心体重过轻了，那实在是为时过早。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工业和服务业无疑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而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下，它需要被一再重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