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的电脑里，存着近20年学生发给她的邮件甚至短信。
“那时候的手机容量很小，只能存100条信息。有些学生写给我的内容特别触动（我），手机里存不下，我就会把它们敲进电脑里。”
她家中的塑料箱中，保留着一摞摞厚厚的牛皮纸袋，里面是十几年来写作课上学生的作文，每页400字的稿纸上密布着稚嫩的、张扬的、羞怯的、豪迈的字迹。每当看到学生期末考卷中有趣的内容，她就会把它们复印下来留存。
2020年，基于在校园中对学生的观察，黄灯写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至今已印刷了24版。许多人觉得她是“用文字拍纪录片的人”。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22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193万人，二本平均录取率高达40%，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新增近500万二本大学生。但这也是一个在主流舆论场被掩盖的群体。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站在老师的维度、讲台之上的维度，裸露地呈现了学生身处的暗礁——房价、求职、北上广的去留，让“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之外的年轻人发声。这种发声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共振。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共有3000多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1200多所，一本学校仅占12%。媒体中常常聚焦的211、985高校，在全国各省的平均录取率更是分别只有5%和不足2%。
二本学生隐蔽在社会舆论的冰川之下，却构成了中国14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很多人在书中看到了自己。
但黄灯仍觉得不够。每当通过字里行间与学生无声对话，她觉得学生们背后，是与一个个巨大的家庭的密切勾连：“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长大的。”
于是就有了黄灯说走就走的家访，以及《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以下简称《去家访》）这本“双胞胎”书籍。
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愈发疏离的时代，黄灯用最质朴、最身体力行的方式，勾勒起了前互联网时代与学生的紧密纽带。
令黄灯没有想到的是，她对学生背后家庭毛细血管般的充分触达，不仅记录了当代普通高校学生的家庭日常，还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她对二本学生的认知。
“我原本以为，一些学生上二本是因为没有好好学习，后来才发现，他们中的更多数，是‘小镇做题家’，在家人拼尽了全力的托举之下，才成为了本科生。”
在家访中，黄灯看到了逆着时代洪流返乡的学生，在家乡过着自洽、安定的生活。“和家人保持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能挣到钱，生活也很有生机。”她欣慰地看到了北上广高薪族之外，年轻人的另一种生存可能。
那种大时代背景下单向度的衡量尺度所带来的忧虑，在她眼中渐渐退散。黄灯不再施加给自己过多的使命，她只是希望在写作课堂中能多给学生带去一缕微光。
“灯哥”
“三阳”过后不久，黄灯憔悴了不少，“感觉瘦了十几斤”。
成名之后，黄灯照例每周一在高校教授非虚构写作课。除了上课时间雷打不动，做科研、写论文、接受采访都占据了她大量的时间。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视频访谈前一晚，黄灯才从2000公里外的深圳飞来。专访结束后，她又得赶去一个活动。但就在摄影灯开启的那一刻，黄灯把双手端端正正地放在双腿上，像一位认真听讲的学生，丝毫未见频繁访谈后的疲态。
摄影：邓攀
当被问及自创的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剥开了丈夫一家人琐碎而颠沛的日常，是否担心“自己的家就此拆了”时，黄灯并不回避，解释时笑容依旧飒爽：“公开内容前，我事先征得了丈夫的同意。我不觉得那需要胆量，直到同事把‘大胆’那个词说出来时，我才觉得做这些需要勇气。”
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那个真诚的黄灯。学生总爱把她当成知心的平辈，与她聊天，她在学生中的绰号是“灯哥”。
“我老家湖南的地域文化里，为了人为地摒弃重男轻女，女性的称呼里没有姐妹、姑姑，只有哥哥、叔叔。跟男性之间称呼的差异，就在于前边加一个‘名’。”黄灯介绍，学生觉得这种叫法很有趣，于是也随了俗。
直呼“灯哥”更重要的是代表着黄灯与学生之间零距离的关系。
很多人会觉得，人到中年的黄灯，当了十几年二本大学的教师，人生轨迹从写下《我的二本学生》的第一行字时开始幸运地转了弯。但其实这种所谓的命运际遇改变，始于黄灯每一次认真聆听的学生对话。
黄灯的学生一般在初相识听了她一节课后就会很喜欢她。高校里的老师来去匆匆，和学生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藩篱，但黄灯课后总是愿意在教室里多停留一会儿与学生唠唠家常。
校园里的教师食堂时常挤挤挨挨，黄灯会走出学校划定的“框框”，去学生食堂坐坐，和大家一起吃饭。
“有些性格外向一点的（学生），就会哐当坐在我边上，打开话匣子和我闲聊。”访谈中黄灯突然杵了一下茶几，说起孩子们，她的眼神总是很雀跃。
《风》“吹”起的书
《我的二本学生》的书写契机是一节命题作文课。
那天，南方的风很大，呼啸而过。黄灯随意以《风》为题，让学生们写下彼时彼刻的感受。那次写作课上，学生邓桦真的字句赤诚相见：
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内心免不了一阵阵剧痛。“我要上大学”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承受着村里人“不孝”的看法，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写“贫困证明”、写“贷款申请”等等那么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却要被“你父母才四十五岁，还很年轻啊”一句话宣告白费……
这些文字对黄灯的触动很大。
在她从前既定的认知里，高校的核心工作就应该是做科研、评职称、写论文，“那堂课之后，我突然觉得讲台下面的那么多学生，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存在，走进他们、与他们为友，一点都不比做科研论文的价值低。”
于是，原本就喜欢与学生沟通的黄灯又订立了一个新的目标——一边接受学生的成长咨询，一边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
“尤其是当我的教学生涯走到第10年，带的学生从80后走到了90后，很多孩子在我的脑海里‘走来走去’，我觉得有好多话要说，就打算在这个时间节点写一本10年从教记。”黄灯的回忆奔涌而出。
在她笔下，二本学生不是上帝视角下需要被关照的“弱势群体”，而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
她的书不会刻意筛选学生的生活境遇，但也不是“漫无目的地照相”。这其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主人公与近二三十年中国剧烈转型之间的时代勾连。
“这个时代作用在某一个人身上，究竟呈现了一种怎样的命运感？”这是她试图去勾勒的图景。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学生关于就业、深造、定居等人生节点的话题，都在与黄灯的交谈中抛出。
当学生在遇到生命中的囹圄时，作为人生导师，而不是成功学专家的黄灯，不会给他们具体的指引，而是将迷途中的学生，指向内心的声音。
15年前，学生问黄灯是否要考研时，黄灯会反问学生考研是出于做学术的考量，还是家中施加的压力？“叩问内心，答案就会显现。”如今，这一建议被升格用在了考博上，但仍然是同一种方法。
黄灯还倾向于在非虚构作品中让学生自己出场，最大限度地呈现他们细致的成长经历、生存状态和生命去向。
“我比较警惕过于戏剧化的叙事，在找不到确定性的结论之前，尽可能让他者直接发出声音。”她强调。
去家访：抚慰者被抚慰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一些普通高校学生“心如止水”的平静，被一石击穿。
黄灯抚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在社会突围、奋斗中，目睹了书中素不相识的人同样在夹缝中奋力攀爬，内心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渐渐消退。
在这部纪实作品的影响下，学生张正敏以母亲的身世为课题，公开写下了从前难以启齿的家庭故事《我的妈妈，是2800元买来的越南新娘》；也有学生不再设防，向她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掩藏多年的性取向秘密。
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黄灯愈觉得他们的故事没有写完。在学生的作文里，她看到了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家庭无形牵引的力量，这驱使她走向了孩子们的家乡。
从2017年到2022年，黄灯跋涉了腾冲、郁南、怀宁、韶关、孝感、东莞、佛山等地，写下了学生背后家人的故事。
来源：受访者
她来到学生家中，陪孩子父母剥豆子，一起出海去看学生父亲养蚝的地方，观察他们的生活，顺便聊天。她和学生们的父母年纪相仿，同样作为70年代在农村出生的人，容易打开话匣子，像久未见面的老友。
在这种深入的对话中，原本只是想记录家庭对学生的隐匿作用，但黄灯却在家访中获得了来自学生的“治愈”。
在她家访前的预设中，二本校园中的多半学生，蜷缩在高考失利的卑微、遗憾中。但在家访后，她才发觉，他们中的多数，是家庭中鲜有的大学生，是家族中的一道光。
“罗早亮的妈妈吃饭时就和我聊起，她结婚远嫁20年，当她得知儿子超了本科线几十分，离一本线也就差几分时，‘腰板终于挺直了’。”黄灯忆起那次对话，从前看待二本学生不由自主的“精英式俯视”就此打碎。
自那以后，她发现很多学生的父母，也都以他们考上大学为傲，他们的家长都杀猪宰羊地端出“满汉全席”，把黄灯当作贵客招待。
“那种乡里间的自豪，在都是高校生的二本院校里，你可能感受不到，学生可能也不会与你分享。”但黄灯在一次次抵达中，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存在，更接近地照见了构成二本学生的人群画像。更多的孩子能成为二本生，不是因为“下坠”，而是一种“跃升”。
黄灯对一些学生毕业后选择逆流返乡，也不再忧心，而是感受到了慰藉。
学生黎章韬大学毕业后放弃留在银行工作的机会，回到老家腾冲继承父亲的根雕生意。黄灯认为他大学“白读了”，其实黎章韬把大学的学识转化为做生意的实践，将父亲的线下业务拓展到了线上。当黄灯在黎章韬家中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时，脑海中那个空泛、偏远的腾冲印象，慢慢消解。
《去家访》中还提到，黎章韬在大学期间泡在图书馆里读的“闲书”，也成为他与客户交流时的文化储备，提升了客户对他的信任，为家族的根雕生意积累了人脉厚度。
彼时，黄灯发现，进城与返乡，都可以让生命归于自洽、安定。
对于归乡学生而言，大学教育也可以不只是一纸文凭——理科的熏陶能以先进的技术或思维方式，驱动传统业态升级转型；文史教育也能让学生在提升人文素养后，无形中获得更多人的尊重。
“卸下重担，人生会轻松很多”
走出校园，黄灯对学生的理解维度不再单一，也少了从前审视学生时过多的悲观。
回归高校，她把更多精力聚焦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用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打开普通学校学生与这个世界之间的沟通壁垒。
现今，黄灯的三尺讲台从广东金融学院换到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其他的一切照旧。在高校课堂上，她希望学生从应试教育的麻木中走出，恢复鲜活气息。
“初遇见他们时，你会觉得学生内心被掏空，作为一个空心人来到你身边，带着塑料的气味和电子产品的气味。”在访谈节目《十三邀》中黄灯感慨道。
尽管大学语文的课程只有学术知识，但黄灯出于人文智识培养的考量，在课程中穿插了写作。“我刚刚带学生时，他们在课堂上的发言都是书上照搬的词汇，完全没有自己对生活的直观感觉，没有具体的形象，这很致命。”她回忆。
于是，黄灯写作课最大的目的就成了“格式化”学生曾经的思维模式，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觉。
她发现他们能够说出真实的感受，对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回望，这就达成了她教学最初级的愿景。
“越是二本、职业院校，越该重视人文学科。一定的教育质地之下，学生的底色才会在那里：他们需要具备的不仅是功利的尺度，还有融入到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待他人的敬畏和谦卑。”
黄灯的有些学生，因成绩差在中学阶段就不被重视，早早将自己贴上了“工业废水”的标签。在那种泥沼中，她试图帮内心期许很低的孩子，找到心中的那束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理想主义，二本学生也是。当你聊到这些东西，对他们的精神冲击会很大，那种感觉会被激活。”黄灯说。她从来不会定义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只能养家糊口，而是告诉他们：“像北大清华学生那样，做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事情，你们一样可以。”
这种培育也真正鼓舞到了学生。学生于卫华在黄灯的课堂上就曾经豪迈地说出：“老子就是来改变世界的！”学生得到的些许滋养，已经让黄灯很满足。
黄灯承认，“现在的大学生挺难的”，但家访也让她有了很多新的体会。当她自身的命运与当代学生交叠，她发现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走过一段披荆斩棘之路。
“我和同龄通过读书直接进大学里的人不同，读完大专在工厂当了4年女工，然后再重返校园。这4年不重叠的路径，让我完全跳脱了那种纯粹的学院视野，发现真实生活的另一种逻辑。尽管让我有挫败感，但从一生的长度来看，它对我的益处更大一些。”黄灯回忆。
在名校中一路攀登的学生，或许会觉得毕业后的顺境理所当然。“但其实很多人都在努力，但并不一定会得到所期许的。”黄灯表示，“人一旦有了心理准备，做好最坏的境况自己能做什么的打算，就会卸下很多重担，你就可以变得很轻松。”
“做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很快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 （ID：iceo-com-cn），作者：陶淘，编辑：李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