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的电脑里,存着近20年学生发给她的邮件甚至短信。


“那时候的手机容量很小,只能存100条信息。有些学生写给我的内容特别触动(我),手机里存不下,我就会把它们敲进电脑里。” 


她家中的塑料箱中,保留着一摞摞厚厚的牛皮纸袋,里面是十几年来写作课上学生的作文,每页400字的稿纸上密布着稚嫩的、张扬的、羞怯的、豪迈的字迹。每当看到学生期末考卷中有趣的内容,她就会把它们复印下来留存。


2020年,基于在校园中对学生的观察,黄灯写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至今已印刷了24版。许多人觉得她是“用文字拍纪录片的人”。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22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193万人,二本平均录取率高达40%,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新增近500万二本大学生。但这也是一个在主流舆论场被掩盖的群体。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站在老师的维度、讲台之上的维度,裸露地呈现了学生身处的暗礁——房价、求职、北上广的去留,让“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之外的年轻人发声。这种发声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共振。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共有3000多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1200多所,一本学校仅占12%。媒体中常常聚焦的211、985高校,在全国各省的平均录取率更是分别只有5%和不足2%。


二本学生隐蔽在社会舆论的冰川之下,却构成了中国14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很多人在书中看到了自己。


但黄灯仍觉得不够。每当通过字里行间与学生无声对话,她觉得学生们背后,是与一个个巨大的家庭的密切勾连:“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长大的。”


于是就有了黄灯说走就走的家访,以及《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以下简称《去家访》)这本“双胞胎”书籍。


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愈发疏离的时代,黄灯用最质朴、最身体力行的方式,勾勒起了前互联网时代与学生的紧密纽带。


令黄灯没有想到的是,她对学生背后家庭毛细血管般的充分触达,不仅记录了当代普通高校学生的家庭日常,还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她对二本学生的认知。


“我原本以为,一些学生上二本是因为没有好好学习,后来才发现,他们中的更多数,是‘小镇做题家’,在家人拼尽了全力的托举之下,才成为了本科生。” 


在家访中,黄灯看到了逆着时代洪流返乡的学生,在家乡过着自洽、安定的生活。“和家人保持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能挣到钱,生活也很有生机。”她欣慰地看到了北上广高薪族之外,年轻人的另一种生存可能。


那种大时代背景下单向度的衡量尺度所带来的忧虑,在她眼中渐渐退散。黄灯不再施加给自己过多的使命,她只是希望在写作课堂中能多给学生带去一缕微光。


“灯哥”


“三阳”过后不久,黄灯憔悴了不少,“感觉瘦了十几斤”。


成名之后,黄灯照例每周一在高校教授非虚构写作课。除了上课时间雷打不动,做科研、写论文、接受采访都占据了她大量的时间。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视频访谈前一晚,黄灯才从2000公里外的深圳飞来。专访结束后,她又得赶去一个活动。但就在摄影灯开启的那一刻,黄灯把双手端端正正地放在双腿上,像一位认真听讲的学生,丝毫未见频繁访谈后的疲态。


摄影:邓攀


当被问及自创的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剥开了丈夫一家人琐碎而颠沛的日常,是否担心“自己的家就此拆了”时,黄灯并不回避,解释时笑容依旧飒爽:“公开内容前,我事先征得了丈夫的同意。我不觉得那需要胆量,直到同事把‘大胆’那个词说出来时,我才觉得做这些需要勇气。”


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那个真诚的黄灯。学生总爱把她当成知心的平辈,与她聊天,她在学生中的绰号是“灯哥”。


“我老家湖南的地域文化里,为了人为地摒弃重男轻女,女性的称呼里没有姐妹、姑姑,只有哥哥、叔叔。跟男性之间称呼的差异,就在于前边加一个‘名’。”黄灯介绍,学生觉得这种叫法很有趣,于是也随了俗。


直呼“灯哥”更重要的是代表着黄灯与学生之间零距离的关系。


很多人会觉得,人到中年的黄灯,当了十几年二本大学的教师,人生轨迹从写下《我的二本学生》的第一行字时开始幸运地转了弯。但其实这种所谓的命运际遇改变,始于黄灯每一次认真聆听的学生对话。


黄灯的学生一般在初相识听了她一节课后就会很喜欢她。高校里的老师来去匆匆,和学生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藩篱,但黄灯课后总是愿意在教室里多停留一会儿与学生唠唠家常。


校园里的教师食堂时常挤挤挨挨,黄灯会走出学校划定的“框框”,去学生食堂坐坐,和大家一起吃饭。


“有些性格外向一点的(学生),就会哐当坐在我边上,打开话匣子和我闲聊。”访谈中黄灯突然杵了一下茶几,说起孩子们,她的眼神总是很雀跃。


《风》“吹”起的书


《我的二本学生》的书写契机是一节命题作文课。


那天,南方的风很大,呼啸而过。黄灯随意以《风》为题,让学生们写下彼时彼刻的感受。那次写作课上,学生邓桦真的字句赤诚相见:


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内心免不了一阵阵剧痛。“我要上大学”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承受着村里人“不孝”的看法,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写“贫困证明”、写“贷款申请”等等那么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却要被“你父母才四十五岁,还很年轻啊”一句话宣告白费……


这些文字对黄灯的触动很大。


在她从前既定的认知里,高校的核心工作就应该是做科研、评职称、写论文,“那堂课之后,我突然觉得讲台下面的那么多学生,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存在,走进他们、与他们为友,一点都不比做科研论文的价值低。


于是,原本就喜欢与学生沟通的黄灯又订立了一个新的目标——一边接受学生的成长咨询,一边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


“尤其是当我的教学生涯走到第10年,带的学生从80后走到了90后,很多孩子在我的脑海里‘走来走去’,我觉得有好多话要说,就打算在这个时间节点写一本10年从教记。”黄灯的回忆奔涌而出。


在她笔下,二本学生不是上帝视角下需要被关照的“弱势群体”,而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


她的书不会刻意筛选学生的生活境遇,但也不是“漫无目的地照相”。这其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主人公与近二三十年中国剧烈转型之间的时代勾连。


“这个时代作用在某一个人身上,究竟呈现了一种怎样的命运感?”这是她试图去勾勒的图景。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学生关于就业、深造、定居等人生节点的话题,都在与黄灯的交谈中抛出。


当学生在遇到生命中的囹圄时,作为人生导师,而不是成功学专家的黄灯,不会给他们具体的指引,而是将迷途中的学生,指向内心的声音。


15年前,学生问黄灯是否要考研时,黄灯会反问学生考研是出于做学术的考量,还是家中施加的压力?“叩问内心,答案就会显现。”如今,这一建议被升格用在了考博上,但仍然是同一种方法。


黄灯还倾向于在非虚构作品中让学生自己出场,最大限度地呈现他们细致的成长经历、生存状态和生命去向。


“我比较警惕过于戏剧化的叙事,在找不到确定性的结论之前,尽可能让他者直接发出声音。”她强调。


去家访:抚慰者被抚慰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一些普通高校学生“心如止水”的平静,被一石击穿。


黄灯抚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在社会突围、奋斗中,目睹了书中素不相识的人同样在夹缝中奋力攀爬,内心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渐渐消退。


在这部纪实作品的影响下,学生张正敏以母亲的身世为课题,公开写下了从前难以启齿的家庭故事《我的妈妈,是2800元买来的越南新娘》;也有学生不再设防,向她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掩藏多年的性取向秘密。


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黄灯愈觉得他们的故事没有写完。在学生的作文里,她看到了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家庭无形牵引的力量,这驱使她走向了孩子们的家乡。


从2017年到2022年,黄灯跋涉了腾冲、郁南、怀宁、韶关、孝感、东莞、佛山等地,写下了学生背后家人的故事。


来源:受访者


她来到学生家中,陪孩子父母剥豆子,一起出海去看学生父亲养蚝的地方,观察他们的生活,顺便聊天。她和学生们的父母年纪相仿,同样作为70年代在农村出生的人,容易打开话匣子,像久未见面的老友。


在这种深入的对话中,原本只是想记录家庭对学生的隐匿作用,但黄灯却在家访中获得了来自学生的“治愈”。


在她家访前的预设中,二本校园中的多半学生,蜷缩在高考失利的卑微、遗憾中。但在家访后,她才发觉,他们中的多数,是家庭中鲜有的大学生,是家族中的一道光。


“罗早亮的妈妈吃饭时就和我聊起,她结婚远嫁20年,当她得知儿子超了本科线几十分,离一本线也就差几分时,‘腰板终于挺直了’。”黄灯忆起那次对话,从前看待二本学生不由自主的“精英式俯视”就此打碎。


自那以后,她发现很多学生的父母,也都以他们考上大学为傲,他们的家长都杀猪宰羊地端出“满汉全席”,把黄灯当作贵客招待。


“那种乡里间的自豪,在都是高校生的二本院校里,你可能感受不到,学生可能也不会与你分享。”但黄灯在一次次抵达中,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存在,更接近地照见了构成二本学生的人群画像。更多的孩子能成为二本生,不是因为“下坠”,而是一种“跃升”。


黄灯对一些学生毕业后选择逆流返乡,也不再忧心,而是感受到了慰藉。


学生黎章韬大学毕业后放弃留在银行工作的机会,回到老家腾冲继承父亲的根雕生意。黄灯认为他大学“白读了”,其实黎章韬把大学的学识转化为做生意的实践,将父亲的线下业务拓展到了线上。当黄灯在黎章韬家中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时,脑海中那个空泛、偏远的腾冲印象,慢慢消解。


《去家访》中还提到,黎章韬在大学期间泡在图书馆里读的“闲书”,也成为他与客户交流时的文化储备,提升了客户对他的信任,为家族的根雕生意积累了人脉厚度。


彼时,黄灯发现,进城与返乡,都可以让生命归于自洽、安定。


对于归乡学生而言,大学教育也可以不只是一纸文凭——理科的熏陶能以先进的技术或思维方式,驱动传统业态升级转型;文史教育也能让学生在提升人文素养后,无形中获得更多人的尊重。 


“卸下重担,人生会轻松很多”


走出校园,黄灯对学生的理解维度不再单一,也少了从前审视学生时过多的悲观。


回归高校,她把更多精力聚焦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用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打开普通学校学生与这个世界之间的沟通壁垒。


现今,黄灯的三尺讲台从广东金融学院换到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其他的一切照旧。在高校课堂上,她希望学生从应试教育的麻木中走出,恢复鲜活气息。


初遇见他们时,你会觉得学生内心被掏空,作为一个空心人来到你身边,带着塑料的气味和电子产品的气味。”在访谈节目《十三邀》中黄灯感慨道。


尽管大学语文的课程只有学术知识,但黄灯出于人文智识培养的考量,在课程中穿插了写作。“我刚刚带学生时,他们在课堂上的发言都是书上照搬的词汇,完全没有自己对生活的直观感觉,没有具体的形象,这很致命。”她回忆。


于是,黄灯写作课最大的目的就成了“格式化”学生曾经的思维模式,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觉。


她发现他们能够说出真实的感受,对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回望,这就达成了她教学最初级的愿景。


“越是二本、职业院校,越该重视人文学科。一定的教育质地之下,学生的底色才会在那里:他们需要具备的不仅是功利的尺度,还有融入到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待他人的敬畏和谦卑。


黄灯的有些学生,因成绩差在中学阶段就不被重视,早早将自己贴上了“工业废水”的标签。在那种泥沼中,她试图帮内心期许很低的孩子,找到心中的那束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理想主义,二本学生也是。当你聊到这些东西,对他们的精神冲击会很大,那种感觉会被激活。”黄灯说。她从来不会定义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只能养家糊口,而是告诉他们:“像北大清华学生那样,做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事情,你们一样可以。”


这种培育也真正鼓舞到了学生。学生于卫华在黄灯的课堂上就曾经豪迈地说出:“老子就是来改变世界的!”学生得到的些许滋养,已经让黄灯很满足。


黄灯承认,“现在的大学生挺难的”,但家访也让她有了很多新的体会。当她自身的命运与当代学生交叠,她发现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走过一段披荆斩棘之路。


“我和同龄通过读书直接进大学里的人不同,读完大专在工厂当了4年女工,然后再重返校园。这4年不重叠的路径,让我完全跳脱了那种纯粹的学院视野,发现真实生活的另一种逻辑。尽管让我有挫败感,但从一生的长度来看,它对我的益处更大一些。”黄灯回忆。


在名校中一路攀登的学生,或许会觉得毕业后的顺境理所当然。“但其实很多人都在努力,但并不一定会得到所期许的。”黄灯表示,“人一旦有了心理准备,做好最坏的境况自己能做什么的打算,就会卸下很多重担,你就可以变得很轻松。”


“做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很快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 (ID:iceo-com-cn),作者:陶淘,编辑:李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