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万科发布了2023年年报。过去一整年，万科以3761.2亿元的销售额排名行业第二，但数字本身已经回落至2016年的光景，而万科的市值也从2018年顶峰时的4500亿一路缩水到1000亿，回到了2014年的水平。
从“涨价去库存”的中国地产奇观，到行业集体性地陷入生死存亡，这种跌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加速的。
直到2021年，中国地产行业的韧性，仍然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机构的预测：在新冠疫情冲击、居民杠杆率高企以及人口灰犀牛等多重约束条件下，全国地产销售额历史性地突破18万亿元。然而，一切在此后急转直下。2022年这个数字滑落至13万亿，到2023年时，只剩下了11万亿，同万科一起回到了2016年。
八年的世事并不如烟随风而逝。从“刚性泡沫”中清醒过来的人们陡然发现：房子不是永远上涨的，债务却是终究要还的。
朱宁在2016年首次出版《刚性泡沫：中国经济的增长和风险》时，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解释“刚性泡沫”这四个字的用意。国内读者有时会把“刚性”理解成泡沫不会破裂，但考虑到这本书最初用英文写作，刚性泡沫实则由“guaranteed bubble”翻译而来，指的是一定会发生的泡沫。
在最标准的解释里，刚性泡沫指的是受到政策等非经济因素支撑而产生的经济泡沫，源于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
最初驱动他做这项研究的动力，是让西方世界能够真正理解中国金融市场[2]，但后面发生的事，最终让他更多地参与到国内政策转向的实践中。
彼时，四万亿政策之后，积累在房地产、金融业和地方债等领域的刚性兑付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朱宁最关心的风险。但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棚改货币化推动的“涨价去库存”轰轰烈烈地开启了中国地产行业此后六年陡峭的增长。
在质疑声中，朱宁仍然坚定地认为在政府以不同形式对房地产、金融行业提供隐性担保的刚性兑付之下，严重的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将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和债务高企，从而威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2018年，《刚性泡沫》荣获两年一度的中国经济金融研究大奖——孙冶方奖的唯一一部著作奖。同一年，朱宁参与撰写的《资管新规》和高度呼吁的“房住不炒”成为了资管界和地产业打破“刚性兑付”的强烈信号。
但就像朱宁的耶鲁导师、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在《非理性繁荣》里写的一样：尽管造成崩盘的宏观因素有很多，但对于具体时间点的预测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市场的微观结构十分难以预测。
直到《刚性泡沫》初版面世的第8个年头，朱宁的预言几乎成为了每个中国家庭都在承受的现实。而在远川的访谈中，这也正是他所痛心的地方：
“我一直认为，我写书的2016年，是主动刺破或者压降刚性泡沫的一个好时点，因为整个泡沫的规模并没有现在这么大，同时整体经济增速也较高，提供了更有余地的环境。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速在逐渐放缓，但泡沫的严重程度几乎是翻倍的，这一切就给政策制定和金融稳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信心。
地产、股票等主要大类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叠加着就业市场和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提升。在持续下行的利率中，居民储蓄仍然不断刷新纪录。社会整体风险偏好的急剧收缩，也可以说是对“跌麻了”的应激反应。
在今年1月出版的《刚性泡沫》增订版中，朱宁也记录了例如2016年棚改货币化、2018年资管新规和科创板推出的影响、2020年三道红线之后地产企业的陆续暴雷以及此后的保交付和断供问题、过去三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地方国企债务问题等社会变化。
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当今天“刚性泡沫”已然开始破裂，我们重读《刚性泡沫》的意义又是什么？理解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否帮助我们每个人更好地面对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经济学在当下又能否指引我们过更好的人生？
远川投资评论就这些问题与朱宁教授展开了一些讨论。以下，是我们的对话正文。
一、泡沫刺穿之后
远川投资评论：你是从什么开始关注到“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风险？
朱宁：我从2013年左右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起因是那年夏天，我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邀请，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访问了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好像整个IMF对中国隐性的政府担保和债务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这让我很吃惊，因为IMF是全球研究各国财政和经济最权威的组织，但他们可能都对这个问题的紧迫性缺乏理解，这引发了我的一个警觉：需要让大家关注到这个迫切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在2013年～2014年的中国宏观经济体里面，整体债务增速非常快。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债务背后有很多政府担保和道德风险。
远川投资评论：自《刚性泡沫》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7年，中国的金融政策和市场预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个领域的刚性兑付已经在逐渐退出，这些变化是否符合你当初的预期？
朱宁：《刚性泡沫》出版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年了，金融政策和市场行为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资管新规和房住不炒。
资管新规逐渐打破了理财领域里面，原来普遍存在的刚性兑付做法。房住不炒方面，终于在2022年左右，逐渐打破了房价永远上涨的这个预期。这两点都在短期给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于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来说，化解金融风险才能保证经济更可持续行稳走远。
在整个方向上是非常符合我当时的预期，但在步伐节奏和顶层设计的细节上，我觉得其实也还是有一定可以商榷和提升的空间。
远川投资评论：目前还有哪些领域的刚兑问题仍然是相对棘手的？
朱宁：目前比较棘手的刚兑问题，我觉得仍然还是回到三个吧，股市、楼市和外汇。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股市正在逐渐打破刚兑。证监会将更看重信息披露，而不是短期的股价表现。在打破刚兑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市场信心和资金意愿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时间股市的表现，确实是不尽人意。
从楼市来讲，我们看到目前已经基本上打破了“永远涨”的预期。但在打破过程中，对政府救助的呼声还是持续出现，我想这也是宏观经济必然的一个需要。但即便有政府救助，地产永远涨的那种信心和预期已经打破了，未来我认为也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
第三点就是汇率，人民币汇率有一定的市场调节或者宽幅震动的趋势，但是2023年年中以后，干预的迹象又在增加，说明央行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放弃对汇率提供隐性担保。
远川投资评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信心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命题时，刚性兑付的打破伴随着各类资产价格的变动，是否会对居民与企业的心态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进行更多的储蓄、更少的投资与借贷？
朱宁：我觉得信心的确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2021年和2022年这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就提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信心转弱。
其实刚性兑付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凡事都有两面，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提供的刚性兑付是不是太多太久了，以至于造成了整个社会风险偏好的巨大扭曲，最终在宏观层面对于长期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形成了负面影响？这也正是《刚性泡沫》这本书特别想要解释的一个方面。
我们必须要在短期和长期、速度和可持续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但这个平衡，在2009年的四万亿通过举债和房地产泡沫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打破了，也导致我们今天面临这么多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刚性兑付很重要也有必要，但是如何能够控制和削减它对于社会形成的负面影响，是同样重要和必要的事情。必须要在它的泡沫还没有吹到特别大的时候，或者债务还没有到不可控的时候，采取相应的措施。
远川投资评论：你在很多公开场合都提到了多元化多资产投资的重要性，但过去这几年时间，股市、楼市资产价格的双杀挫伤了许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导致社会整体风险偏好急剧收缩，所以其实在多元化投资之前，还有一个前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让大家先从中资产价格下跌的伤痛中修复过来？
朱宁：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政策界和理论界经常在一起讨论或者说争论的一个话题。
我在2016年写《刚性泡沫》的时候，其实对2009年的四万亿政策提出了一定的批评，包括它的政策幅度和执行过程中缺乏的必要控制。但基于中国经济形势的现状，稳定经济形势——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各类资产价格和投资者信心，的确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前置条件。
为了达到这个条件，我认为有几个路径。
第一点和我过去一贯的主张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就是要对房地产进行一定的救助和稳定政策。我的想法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二点是加大对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投入，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方面面，这也都是这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政策里有很大体现的。
第三点是要加强统计工作，提高统计数据的可靠性，让投资者的预期、公共媒体的预期和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经济体感，能够尽可能的吻合。因为统计数据和人们体感上的差异，其实是会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和预期的。
远川投资评论：所以现阶段，你会认为当地产危机逐渐蔓延到万科这类系统重要性房企时，政府应该提供一定的担保来化解潜在风险？
朱宁：我并不认为万科本身是系统性重要，但我认为万科确实是整个房地产领域的一个重要标杆，所以从稳定整体市场信心的角度，我会建议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稳定措施，来防止不仅仅是万科，而是整个地产行业的进一步下滑。
我比较担心的是整个市场的预期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剧烈的转向之后，即使整个房地产市场基本面得到改善，可能市场的情绪仍然不会很买单，或者市场预期仍然比较悲观。
这种情绪的外推，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房地产恢复的速度和幅度，这种时候，政府更加积极的政策，是有必要的。
远川投资评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你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刚性泡沫退出过程中的风险？是否有新的金融工具或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更平缓地实现这个目标？
朱宁：我个人觉得2015年到2016年是一个化解刚性泡沫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及时推出房地产税，控制房价增幅，同时增加整个炒房环节中的交易成本，我认为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地产泡沫的。
但是很遗憾，因为当时的整个股市崩盘，导致了维稳的需求压倒了化解金融风险的需求。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棚改货币化以及涨价去库存，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痛苦，就是在为当时的刺激政策买单。
在棚改货币化之后，不管是房住不炒还是资管新规其实都已经逐渐在改变和打破刚性兑付的心态。我觉得其实现在并没有在更进一步的打破刚性兑付的政策，我也并不认为现在投资的放缓和风险偏好的收缩是来自于刚性兑付的打破。
我觉得这更多是来自于大家突然发现，过去二三十年形成的追涨杀跌或者线性外推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了，以及后疫情时代和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经济遭遇的挑战。
远川投资评论：现在算为时已晚吗？
朱宁：是不是为时已晚，我个人认为取决于政策。过去两年政策的速度和力度可能是低于整个经济形势所需要的预期。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现在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二、当地产不再永远涨
远川投资评论：2023年以来，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房价普遍回调，同时居民贷款新增额度明显放缓，在你看来，这会是一个长期的消化过程还是一个短暂的回落？
朱宁：我觉得房地产是一个长期的消化过程。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和全球一线城市伦敦、东京、纽约、温哥华、悉尼相比，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大概是40倍到45倍，其他的一线国际城市大概是10倍到15倍。
如果用房价对房租比例来讲，即使是香港大概3%左右的房租回报率，都比北上广深在房价调整之前的1%要高很多，而全球主要一线城市的房租回报率大概是5%左右。中国房价的基本面——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放在全球范围内都高出了两个标准差，是非常离谱的。
远川投资评论：房价下跌引发的负财富效应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成为当前一种比较主流的声音，你如何看待这个症结？
朱宁：房价下跌引发的负财富效应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点其实我在过去十年已经反复提醒。我也一直强调说，消费一定是最终推动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发达国家的不可回避的很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过去的十年里面消费之所以高度发展，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享受了刚性泡沫下的财富效应。这个其实和美国2005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房地产泡沫，非常相似。我在书里也写到，叫做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你通过杠杆和资产泡沫来享受的对消费的推动，一定会随着去杠杆和资产泡沫崩盘，付出代价。
我觉得目前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这是规律的必然，能做的就是：第一，尽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和人们的信心；第二，只能通过经济的慢慢调整，来逐渐稳定大家对收入的预期，并缓慢消化人们过去对于个人和家庭资产规模的幻想。
说到这里，我还是有点痛心。如果可以倒回2016年，有更多的人能够更加认真的把《刚性泡沫》中的建议听进去，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股市投资者还是购房者，我相信一方面个人可以避免很多损失，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中国经济面临的金融风险，形成一个更可控更持续的经济发展策略。
远川投资评论：此前为了抑制地产泡沫，政府出台了多项限购政策，但这类行政干预手段并没有真正扭转人们对“房价还会上涨”的预期，甚至涌现出了很多用购房资格套利的行为，回头来看，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房地产行业风险的聚集吗？
朱宁：在这么高的房价面前，为什么大家还买房子？我觉得只能用行为金融学里面的泡沫理论来解释，这个泡沫理论既可以说是人的不理性和盲从，也可以说他很理性，因为他买房子并不是为了买居住的权利，而是买房价上涨之后，他可以快速套利的权利。
一旦这个房价上涨的预期不再存在之后，过去二十年的上涨，可能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大规模的调整。
大规模的地产调控政策在过去15年大概有四次，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论是因为经济下滑，还是因为地方财政，前四次调控政策都是无功而返，这种失败的或者被放弃的调控政策比没有调控政策要更差。因为失败的调控政策会进一步加强房价永远上涨和政府会担保房价上涨的预期。
解决泡沫的最好的时机是在泡沫没有形成的时候。一旦泡沫形成之后，就没有两全的解决方法，无非是尽可能的挤出泡沫，或者放任泡沫进一步吹大。在行为经济学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泡沫是自我实现的预期，预期只要在，这个泡沫就会进一步发酵，要是打断预期，这个资产价格就会明显地下跌。
2015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建议三个可能解决的方案，随着整个情况的变化，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
第一点，我在过去十年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房地产税的倡导者，我觉得房地产税不但可以平衡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稳定的税基，而且会增加炒房者的持有成本，能够减少或者打击囤货居奇的动机，更好地促进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
第二点呢，积极推进保障房建设，这点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两会都有反复强调。尤其是可以参考新加坡，在解决房地产问题上他们比香港做得好很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制度，是非常科学和合理的。
第三点是对租户权利的保护，无论是房租上涨的幅度限制，还是租户和业主的同权，特别是学区和社会公共福利设施的同权。租售同权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租房来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有很多政策对租户是非常不友好的，这种对于业主和租户的区别对待是非常错误的。
三、刚兑不可能重拾信任
远川投资评论：从《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至今，整个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经历过各种风波——公募股票基金的下跌、债券市场流动性危机下的理财产品回撤、对冲产品的冲击，净值化这条路走到现在，许多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的是痛苦和迷茫，这算不算一个不太好的时间点？
朱宁：我觉得我们不能忘了过渡期其实已经延长了两年，从这个维度上讲，可能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束的时候。但如果为了追求这个时间的完美，而始终不结束，市场就不会认为《资管新规》是认真的。
过去几十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总有这么一个说法，好的时候不想改，坏的时候不敢改，结果就是没有一个是理想的改革时点。现实是，任何一个改革在任何时候，都一定会有风险，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恰恰来自于改革。
远川投资评论：那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还有机会重拾民众对其的信任吗？
朱宁：首先，资管行业重拾民众信任，肯定不是通过恢复刚性兑付来实现的。
我觉得其实还是通过三个方面。第一点监管得力，就是证监会强调的公正、公平、公开，以及《资管新规》里的“卖者有责，买者自负”，具体到资管机构身上就是要做好信息披露，做到准确和公开；
第二点，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这个治理结构和收费水平，要制定一个更严格和清晰的目标。毕竟我们要接受，很多民众非常不满的点就是自己亏损了很多钱，但基金管理者仍然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这其实对信任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还是收益率。资产管理行业怎么能够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依然给投资者带来可持续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回报？这是最重要的命题。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证监会最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调研和尝试。
远川投资评论：《资管新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在你看来，目前的理财市场在这两个要求面前，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朱宁：两个方面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买者自负方面，大家得意识到自己要负责任，比如加杠杆或者买复杂衍生品，这都是要投资者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在卖者尽责方面，金融行业也应该要意识到，告诉投资者他会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是投资者教育里最重要的部分，他必须知情，才能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回避这些风险。这也是最基本的信息披露职责：要把产品的真实信息和潜在风险公开、公正的告诉投资者。
金融机构还要加强公司治理和内控管理，避免了内部有些人做出损人利己甚至是欺诈的行为。卖者尽责也是一个能力问题，金融机构是不是有足够的资产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这些地方都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细节。
远川投资评论：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包括限制转融通、限制卖空甚至国家队救市等等情况来看，中国的股票市场监管者仍然在负担一定程度的“呵护中小投资者”的职责，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的股票市场也的确还是一个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市场，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建立一个成熟理性的证券市场”这两个目标上，能否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平衡？
朱宁：我个人觉得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建立一个成熟理性的证券市场，这两者并不矛盾。
我其实和很多位证监会的领导都沟通过，我觉得其实对很多中小投资者来讲，对他最大的保护可能就是不要让他进入A股市场，因为中小散户在任何一个股票市场都是弱势群体，但是很多人因为过度自信、因为行为偏差，他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弱势群体。
我觉得应该教育更多的中小投资者不要直接进入股市，不要直接去炒股票，我更推荐大家就是买基金，尤其是指数基金，这本身是对他的一个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比例逐渐下降，机构投资者的比例逐渐增加，这个市场就会逐渐变成更加成熟理性，这是一个动态的市场进化的过程。
那么在静态层面，我特别强调，金融行业要让投资者有风险意识，让投资者对各类资产的收益来源、风险分布有最起码的了解，要对财务数据、重要金融指标有认知，还要稍微懂一点博弈论，要知道自己和上市公司其实是处在一种竞争和博弈的关系中。
更好的加强对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培养，也是投资者保护最核心的一个方面。
四、接受人生不完美
远川投资评论：2016年《刚性泡沫》出版之后，便遭遇了一个巨大的现实压力——棚改货币化之下，中国地产行业进入了“涨价去库存”的奇观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你对刚性泡沫的风险提示，在这种巨大的现实面前，你是如何度过那一年的？
朱宁：我在2016年看到涨价去库存和棚改货币化的政策时，其实是非常痛心的。它们让之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再一次的半途而废。正如前面所说，我认为半途而废的政策其实比没有政策还要更坏。
但当时很多人对我的判断提出很多质疑，同时对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素养提出了一定质疑。好在比较幸运的是，我在耶鲁的导师和合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教授一直敦促我快点儿把《刚性泡沫》写完。其实我当时并不觉得泡沫会很快破裂，但是我也没有意识到最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我想就是尽可能的基于我们的学术素养，对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职业投资者还是中国家庭、普通居民，都能产生有益的影响。特别是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里，很多朋友和学生都会和我说，特别后悔没有早点看到这本书。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终还是希望自己能给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压力肯定会有，任何一种预测也都有不正确的可能性，只有等待历史最终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远川投资评论：你曾经深入论证过中国几大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眼下中国金融行业自身也进入一个“去产能”的节点，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您认为金融行业未来的使命是什么？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朱宁：我一直认为金融行业是个特别重要的行业，希勒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书《金融与好的社会》，被很多企业所推崇，我也跟他就这个话题在公开论坛上进行过讨论。
我认为金融行业的使命其实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一是要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和对风险定价；第二是能够通过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帮助人们更好的规划生活、享受生活、创造财富；第三是平滑代际之间的财富与风险上错配，让更多人能够管理好自身财务的长期平衡。
过去一段时间，国内一直存在一种想法，把金融和实体经济对立起来，我是不太认同的。
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行业里的很多钱其实就是实体的钱，它只是一种中介服务，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最终决策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金融作为一种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就像原子能可以用来造核弹，也可以用来建发电站，关键在于你怎么来用它。
我认为金融行业仍然是会长期的发展，因为金融是整个经济的血脉，金融活了，经济才可以高速和顺畅的发展。比如创投行业对于整个创业企业的帮助，比如保险行业对于农户的帮助，比如整个这个理财行业对于居民家庭的帮助，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金融业现在特别需要复合型人才，通俗来说就是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的人。一方面，金融要和数字打交道，要有非常强的分析和推演能力；另一方面，金融最根本的基础是信任，而信任是需要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来达成的，对人的道德水准和沟通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无论是在交大高经还是清华五道口，我都是以此为目标，希望能为中国培养世界级的金融人才。
远川投资评论：经济学在当下，如何帮助一个普通人更好的生活？
朱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写过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他建立了一种哲学体系和价值体系，用经济学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生存指引，像指南针一样，带来哲学层面的内心安宁与价值取向。
我在整个经济学的大类里，比较专注在行为金融学领域，这个领域对普通人来说有三个很重要的价值。
第一帮助你投资理财，行为金融学会发现人犯的很多错误。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你不用做得特别好，你要只要能避免这一般散户都犯的错误，你就能打败90%的散户，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的。
第二个层面是对于人际交往来说，你会知道，人为什么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些错误也许并不是别人针对你个人的敌意，而是人性非常普遍的弱点。当你能够理解更多的行为时，对整个社会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宽容和平和。
第三点就是在行为金融学里，你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者，更是一个人，行为金融学带给我的很大一个认知是人天生就是不完美的。
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大环境之下，如何过好个人生活？这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课题。接受“人是不完美的”，让我在面对生活中一些重大变化的时候，可以更加容易泰然处之。
参考资料：
[1] 刚性泡沫：中国经济的增长与风险，朱宁
[2] 孙冶方金融创新奖落幕 关注资产泡沫和影子银行，财新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投资评论 （ID：caituandzd），作者：张婕妤，编辑：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