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还有可能在美国生存吗？《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能否获得续签？
如何看待“中美处于相持阶段”的表述？中美关键领导力在何处？特朗普式民粹主义会退潮吗？
带着上述问题，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就上述问题对话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兼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甘思德博士（Scott Kennedy）。
甘思德作为中国经济政策和中美商业关系的权威专家，有35年赴中国工作的经历，此次专程赴华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DF）相关讨论。
核心提要
1. 甘思德认为，TikTok在美命运存疑，现阶段正处于“篮球比赛第二节”，前景仍充满各种可能性。目前，美国尚未制定出一套关于数据隐私或数据安全的清晰而全面的规章制度，存在监管空白。加之，中美存在信任“缺口”，将数据和算法转至第三方国家或美国公司都并不是最优解。
2. 《中美科技协定》不断推迟延期，需到今年8月再看有何转机。中美在AI领域密不可分，两国在AI社区共享一种语言，社群性的开放合作需扩展到学术、商业甚至政府层面。中美两国需弥补各自国内的监管空白，也应加强双边合作，力避在TikTok案中迈向更危险一步。
3. 全球化的逆流之下，美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是由生产效率的提升、自动化的进步和美国税收政策调整所致。民粹主义的兴起根植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中，而特朗普的崛起助推浪潮“翻涌”。但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岗位增加和中产实际收入上升也在一定程度缓解人们的焦虑。
4. 中美关系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脆弱”。由于双方都具有高度威慑力量，反而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更为稳定。因此，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脆弱稳定”关系。双方在军事、经济上相互制衡、依存，共创利益，也存在冲突加剧。冲突之下，双边人文交流和对话起到了“调和”作用。双方应该摆脱“零和博弈”思维，建立起更强大、更具弹性的机制来解决问题，达到“求同存异”。
5. 美国的领导力不在于拜登上台还是特朗普上台，而在于学界、商界、政府等各个领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样，北京具有“行为主体性”，能够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TikTok还有可能在美国生存吗？
《与世界对话》：您好，肯尼迪博士，欢迎来到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第一个问题是关于TikTok在美国的生存可能性，您认为它能在美国继续存在下去吗？
甘思德：TikTok在美国存留下来是有可能的，但它同样也面临被禁止、无法在美国运作的可能。它的前景仍充满各种可能性。我们正处于一场四节篮球比赛的第二节中，最终结果还难以预测。很多因素将决定结果，首先是这个法案能否顺利通过国会。这个提案已经通过了众议院，但它在参议院还将面临投票，甚至可能根本不会被排上日程进行表决。
▎当地时间3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涉TikTok相关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六个月内剥离旗下短视频平台TikTok。
即使该提案获得通过，并被总统签字成为法律，这还不意味着故事的终结。还可以通过法庭寻求禁令，并以国家安全、第一修正案原则及言论自由为基础对该法律提出挑战，这是TikTok和腾讯面对此类限制时先前已经尝试过的策略。即便在这些议题上败诉，要想真正从技术上禁止某个社交媒体机构及其产品在美国运作，也并非易事。美国没有巨大的网络防火墙。所以，从现在到某个虚构的将来节点，还有很多变数存在。因此，我认为这个故事还远未画上句号。
《与世界对话》：那么，长期来看，您觉得中美能否寻找到一种折衷方案呢？可能将数据和算法转移至第三方国家？
甘思德：目前，这起引发了美国、中国，甚至全世界广泛讨论的案件，正处于美国的监管空白之中。美国尚未制定出一套关于数据隐私或数据安全的清晰而全面的规章制度，这套规则本应适用于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和那些仅从客户处收集数据的公司。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规则体系。
因此，面对这家公司所引发的挑战，国会正在试图在缺乏一个更全面框架的情况下找到解决方案。这也是问题迅速政治化的一个原因。美国需要制定一个更广泛的政策框架。考虑到美中之间的信任缺口，将TikTok的所有权转移给一个受到更直接监管，并且能够获得监管机构信任的美国公司，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但这种方案在这个特定情况下或者普遍情况下，可能都不是最优解。
▎2023年10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安全、稳定、可信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为监管人工智能建立安全和隐私保护标准；在他身旁的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中美之间还需要科技合作协定吗？
《与世界对话》：昨天您还谈到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您认为在哪些领域，两国之间存在主要瓶颈？您也提到了TikTok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去解决。那么，如果我们就人工智能达成共识，我们昨日讨论过的AI协议，我们能否把TikTok的挑战转化为一个机遇，形成一个新的科技合作协定，其中也包括TikTok的议题呢？
甘思德：好的，您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来逐一解答。我们首先来谈谈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个协定可能不为大家所熟知，但它实际上是美中两国政府在1979年1月签订的首个协议，正值邓小平访问美国、双方刚刚恢复外交关系之际。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该协议构成了一个促进美国与中国间学术合作的总体框架。虽然其名为科技合作协议，但其适用范围远不止科技领域，而是包括了广泛的学术研究。该协议主要聚焦于两国间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并倡议开展各类适宜的活动。它下辖50个子协议，涵盖了从生物医学研究到地质学等众多学术领域，鼓励研究者们进行合作。
通常情况下，该协议每五年需要更新一次。在2023年8月，当协议到期时，两国并未就是否续签、修改还是废除协议达成共识，因此选择了临时延期六个月。这六个月的延期在2月底结束后，双方再次选择了六个月的临时续期，但依旧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据我所知，美方可能希望确保中美之间的学术合作，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能够在道德上得到保障，确保参与合作的学者在往来两国时的人身安全，保护数据安全，并确保数据对其他学者开放。
▎2月29日，《自然》杂志发表社论，称“终止中美科学协定将是危险的愚蠢之举”。图为杂志页面。
我对目前谈判的细节并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它们已经进入了又一次六个月的临时延期。因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谈判通常是秘密进行的，外部人士无法参与。因此，我们只能等到今年8月底看会发生什么，届时他们是选择再次延期，还是就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达成某种协议。广义上讲，我们的人工智能社区之间有着深入的联系。中国的人工智能社区是从全球，尤其是美国的人工智能社区发展而来的。例如，微软等公司在这里设立的研发中心为中国的AI研究人员提供了初步动力，同样，那些在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美国其他高校学习的中国学者也是如此。
▎世界顶尖AI研究机构25强，数据来源于美国智库MacroPolo《全球AI人才追踪2.0》报告。
我们与彼此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这让两国的AI社区拥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确切地说，是一种让彼此沟通无阻的语言。全球性的开放社群让AI研究人员能够分享他们的工作并进行交流，但这种交流需要从学术、专业和商业领域扩展到政府层面。目前，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治理缺口。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正在迅速扩大，芯片的计算速度不断加快，人工智能的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快速进步。然而，相较之下，监管进程却缓慢得多。我们不仅需要制定国内法规，也需要加强双边合作。尽管存在一个尚未举行会议的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但他们必须尽快开展工作。此外，我们还需要推动多边合作。
▎2024年3月21日，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由美国主导的关于“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决议——这是在联合国大会上磋商达成的首个独立决议，为人工智能治理确立了一个全球共识的方法。
联合国最近发布了一项新决议，呼吁建立共同标准，明确人工智能应当以及不应当使用的领域。因此，我们面临着大量的工作。我不认为将TikTok案例作为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乃至更广泛的科技与学术合作的动力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应从这个案例中寻求避免最糟糕情况的发生，并防止它成为双边关系破裂和两国治理失败的象征。
美国是否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与世界对话》：去年我曾采访过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当时我询问，在通货膨胀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是否会考虑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特朗普时期的关税？她没有给我直接答复。那么您认为，美国政府在今年或明年，是否有可能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关税呢？
甘思德：美国贸易政策的未来方向有着广泛的可能性，这包括了从可能提高关税、撤销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是特朗普候选人时提出的可能性之一）到维持目前关税不变，甚至可能取消特朗普政府初期对那些与技术竞争或知识产权威胁无关的非战略商品征收的关税。原先征收关税的根据是所谓的“301调查”，关注的是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因此，可能出现的情形众多，这既取决于谁将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也取决于美国经济的状况，特别是目前通胀率正在下降的背景下。
▎ 2月12日，戴琪分别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院以及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所举行的讨论会上，为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辩护。
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降低这些关税能够根本上影响美国的整体通胀情况。 当美国最初考虑撤销部分关税时，通胀水平更高。但通胀有可能再度上升。我们还需要观察中国的贸易政策及其对美国的总体策略。
中国如果能够解决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减轻外界对中国因国内需求不足而在全球市场大规模倾销电动汽车或其他产品的担忧，这将是中国回应这些担忧的方式之一。如果这些产品的出口量突然大增，我们可以预见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也会因为不希望面对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新进口潮而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走向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美中两国经济状况，以及中国的具体政策。遗憾的是，除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几年贸易政策的走向可能五花八门之外，我无法具体预测未来的具体情况。
特朗普式民粹主义会退潮吗？
《与世界对话》：我们知道您是一名政治学家，还与王缉思教授合著了一本书。他提出，美国的民粹主义趋势可能会在20年内逐渐消失，存在一种民粹主义的循环，那您怎么看？我们了解到，中国把这称为“第二次麦卡锡主义”。在未来几年，新一代成长起来，民粹潮流会有变化吗？
▎中美智库学者互访，力促两国之间建起更多沟通管道。图为2022年3月2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办公室会见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
甘思德： 在冷战结束后的年代，随着生产线从美国陆续迁往东南亚、四小龙，再到中国，以及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比的下降，我们见证了一波全球化的逆流。这导致了美国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布局有关，但也是对美国税收政策变化的反应，包括为富裕阶层减税，以及限制了大部分美国民众实际收入增长的其他政策。
不过，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对于全球化的加深担忧。民粹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根植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或者至少是人们对全球化影响的预期，制造业岗位从美国转移至东亚，进而转移到中国。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美国某些行业失去岗位的根本原因。更多的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自动化的进步，还有美国税收政策的调整所致。
▎3月20日，拜登在英特尔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园区宣布，通过《芯片法案》为芯片制造商英特尔提供多达85亿美元的直接资助。
然而，对于全球化如何影响美国人民收入的看法，无疑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浪潮。除了美国移民趋势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之外，这让一些经济上遭遇困难的人们，将他们的处境归咎于全球化，并把这些挑战与美国人口构成的变迁联系起来。而特朗普总统的崛起，则不只是民粹主义现象的一种反映，更是加速了民粹主义浪潮的推手。
因此，美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政治走向以及如何应对经济与社会的挑战。我们近几年见证了制造业职位的增加和中产阶级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对经济的忧虑。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医疗保障网络的进一步扩展。现在的主要挑战在于，我们仍然只是处于改善中产和工薪阶层实际收入的初步阶段。而且，我们还需要着手解决移民问题。
▎图为移民在美墨边境雷诺萨的一处收容所。
美国遭遇的问题，包括民粹主义对其国内治理及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地都能观察到民粹主义的迹象和社会紧张状态。在欧洲，正是这种趋势促成了英国脱欧。无论是法国、德国、匈牙利、俄罗斯，还是中国等地，我们都能看到民粹主义的趋势和压力。虽然它们的根源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完全无关。
对于缓解和解决民粹主义，我们或许需要一些幸运——政治幸运、经济幸运，以及地缘政治的幸运。鉴于我们最近经历了诸多不幸，现在似乎是期待好运的时候了。因此，让我们期望2024年和2025年能为我们带来些许意外的积极变化，解决那些引发深度不满、在国内造成不安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紧张的问题。
▎3月1日，法国约百名农民凌晨开着拖拉机，把成捆甘草堆在凯旋门前的香榭丽舍大道上，以抗议法国农业政策。
《与世界对话》：我们注意到当前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脆弱稳定”状态。同时，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从2021年到2050年，中美将进入一段“战略相持”的时期。这背后的心理压力在于，中国可能会超越美国，而美国对此感到紧张和担忧，尤其是在2025年前后，形势可能会变得极其危险。您对此有何看法？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中美关系的周期循环。
甘思德：实际上，我在中国进行过几场讲座。而我在这些讲座中所使用的“脆弱稳定”一词，实际上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双方都拥有高度的威慑力量，这种力量的平衡使得中美关系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更为稳定。这种稳定性基于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军事力量上的平衡，其次是高度的经济相互依存，这不仅创造了共同的利益，同时也增加了冲突的代价；最后，是疫情结束过去两年间我们见证的大规模人文交流和对话。
▎3月23日，甘思德在北大以“中美关系：稳定与脆弱的程度”为题做讲座，并与在场师生展开交流。
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构建起坚不可摧的稳定性，但中美关系也并非像风中之烛般脆弱，能够轻易地陷入冲突或断裂。实际上，这种稳定性比人们想象得要坚固一些。当然，确实存在能够引发严重紧张局势的问题，我们有可能从非冲突竞争走向实质性冲突。因此，必须对这种关系进行精心管理。我个人认为，将这种关系永远视为零和博弈并非最佳策略，那种寻求判定中国何时能或不能超越美国的思维模式，正是典型的零和思维。
这正是我中国朋友们所描述的冷战思维。我尽量避免使用这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究竟哪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在纸面上超过对方，并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经济上拥有互补性的利益。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健康问题上，我们是否能找到共同的立场。即便在国家安全领域，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点。
当我们之间存在差异时，两国政府、两种社会在多边层面上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机制来处理这些差异。不论中国或美国的增长速度如何，我期待我们能够建立起更加强大、更具弹性的机制，来处理两个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之间的任何分歧。
▎3月27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商界领袖，包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安达保险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前排左）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前排右）。
构建这些机制比以往更加关键，我相信，只要中美两国的人民和政府共同努力，我们就有可能避免冲突，但这将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任务。我们只有在避免了冲突的情况下才能称之为成功。如果发生了冲突，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失败了。因此，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我希望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能有人致力于找到以和平方式处理我们差异的方法，这对双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是有益的。
特朗普会破坏美国领导力？
《与世界对话》：领导力真的很重要，您担心特朗普会当选吗？
▎图为特朗普向在场的支持者发表讲话。
甘思德：领导力的作用不限于政府、商界、学者和记者。事实上，每个人都扮演着一定的领导角色。我所担忧的不仅仅是政治体系和政府的领导问题，而是所有领域的领导力问题。
我们不能仅因为某一领域出现了坏领导就推卸责任。我的关注点不仅限于政府层面，无论是特朗普可能的再度上台，还是拜登的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极为关键。如政治学界所言，中国具有所谓的“行为主体性”。在塑造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上，中国同样拥有与其他各方一样的能力和影响力。
▎3月28日，拜登（中）和前总统奥巴马（左一）、克林顿（右一）一同出席筹款活动，已筹到2500万美元。
人们可能会对华盛顿的情况感到担心，但同样也应该关注北京，并意识到那里同样肩负着责任。不过，责任并非仅仅落在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身上。大学教授、智库研究员、企业家、非政府组织成员，乃至两国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