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时代没落了。曾经，作为划时代的“巨媒体”，电影让世人着迷。成百人坐在一起，眼前的巨幕上流动着超脱现实的“另一个时空”，牵动人心。观众共同在两个小时里做一个奇妙的梦，经历不同的人生。
在银幕上扮演着千面人生的电影明星们，也成为一代代人的文化偶像与精神图腾。
如今，短视频病毒式地扩散，人的精神世界被切割进一个个小屏幕。电影明星，也因此成了消亡中的职业。
无人在意的电影与明星
全球最驰名的电影明星聚会，莫过于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今年颁奖礼后，获得最佳男配角的影星小罗伯特·唐尼成了最受关注的人。网友并非讨论他获奖实至名归与否，而是反复拉动视频进度条，研究他领奖时的动作是否意味着种族歧视。
对电影略知一二的网友，大概都知道小罗伯特·唐尼。他因扮演过福尔摩斯与超级英雄“钢铁侠”而为人熟知，是欧美演艺圈炙手可热的明星。
获得奥斯卡奖，这还是头一回。在听到自己获奖后，他却没有表现出兴奋，而是以沉稳自信的姿态走上台。上届最佳男配，亚裔演员关继威为他颁奖。领奖时，小罗伯特·唐尼单手接过奖杯，没有面向关继威与他握手示意，而是“路过”了他，径直走向前。
这一表现，引发了网友的极大不满。批评他种族歧视的帖子在社交网络上涌现，网友还开始研判其他演员的动作，发现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影星艾玛·斯通也有无视她的颁奖嘉宾、华人影星杨紫琼的嫌疑。
事件发酵，杨紫琼在社交媒体上解释误会，网友则继续讨论关于东亚女性习惯“自谦”的话题。相较之下，在这个电影业最大的盛会上，哪些电影获得了哪些奖项，评奖是否公允这些话题，似乎已经无人在意了。
这样的情况已持续多年。人们或许早已忘记2022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健听女孩》，但只要稍加提醒，一定能记得那届典礼上影星威尔·史密斯为维护妻子上台掌掴了主持人。
曾经奥斯卡给人的印象是“星光熠熠”，国内的视频平台会从明星走红毯的环节就开始转播，社交网络上滚动更新着每个奖项的归属，网友激动地守候一个上午等待各大奖项的最终归属。
时至今日，经济下行，人们对红毯上明星的华贵礼服与首饰的关注度下降，也不那么在意他们的光鲜生活。更多时候，明星成为人们一向热衷讨论的种族、政治与性别话题的载体。
电影明星曾经站在演艺圈鄙视链的顶端被仰视，如今却是一个正在沉没中的职业。对此，电影明星们自己也有所感知。以出演《这个杀手不太冷》出道、凭电影《黑天鹅》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知名影星娜塔莉·波特曼在2024年2月接受杂志采访时，记者问她觉得这些年来好莱坞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她回答说，一个鲜明的感受是电影作为主流娱乐形式的衰落。如果向她的孩子的同龄人询问电影明星，他们不知道有谁能和当下的YouTube名人相比。
她认为，创造力变得民主化。在她成长的年代，居住在小镇上的人看不到伟大的艺术电影。而现在的人只要能上网，就能接触到任何东西。
在美国，近年来流媒体网站的崛起撼动了好莱坞的地位。2018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侧面映证了当时电影业对流媒体的恐慌和抵触。当年，最佳影片的热门竞选者是《罗马》，这部电影由墨西哥知名导演阿方索·卡隆创作，细腻讲述了在墨西哥动乱年间一个年轻女佣和她的雇主一家人的故事。
在奥斯卡之前，这部电影就受邀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只是，这部电影是由流媒体网站“网飞（Netflix）”制作发行，因为没有在院线上映过，而没有达到参赛门槛。知名导演阿莫多瓦层曾公开批评：“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把金棕榈大奖颁发给一部大银幕上看不到的电影”。
为了参加奥斯卡评选，网飞出资在英美一些艺术影院小规模放映了《罗马》。最终，《罗马》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和最佳摄影，美国电影学院把最佳影片的大奖颁给了影片《绿皮书》——一部讲述黑人钢琴家与白人司机的友谊的电影，从影像风格到叙事都更大众化，也更呼应美国社会呼唤种族平等的语境。
疫情爆发后，电影业对流媒体的抵抗变得如同螳臂当车。2020 年美国院线上映的电影仅有 338 部，比 2019 年的 987 部减少了 66%。全年票房收入22亿美元，创下美国国内票房40年来的新低。与此同时，美国2020年数字娱乐收入总计 265 亿美元，比 2019 年增长 33%。
2022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健听女孩》在上映6个月后被苹果公司买下，之后转为在其旗下的流媒体平台上线。《健听女孩》这部电影改编自2014年的法国影片《贝利叶一家》，从原创性与艺术性的角度看，它已经大不如《公民凯恩》《卡萨布兰卡》这些经典佳作。
电影的衰落被频繁提起。202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前夕，纽约时报的作者发文评述，这年的奥斯卡提名作品汇聚了著名演员与大导演，但几乎没有人去电影院看它们，10部提名电影中有9部在美国国内的票房收入不到4000万美元。
在那届典礼前，奥斯卡的收视率已经连年下滑，威尔·史密斯的一巴掌，把收视率打上了多年来的顶峰。
流媒体同样影响着中国电影。现在几乎所有国内院线电影发行前后，都有短视频营销的高度介入。2024年春节档最热门的电影《热辣滚烫》，在上映前几个月就凭短视频造起了“贾玲减肥”的热门话题。影片上映后，大众热议的核心仍停留在“贾玲的身材”与“营销”上，一些影迷攻击贾玲营销过度，让电影变得不纯粹。
短视频营销不是贾玲独有，已经成了电影行业的惯常操作。2023年张艺谋的电影《坚如磐石》删减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篇幅，最终导演张艺谋向观众呈现了一个叙事支离破碎，有些语焉不详的版本。影片上映后，片方在短视频网站上放出了一些影片的删减片段，引导观众了解电影没有完整展现的故事。
铺天盖地的短视频毫不避讳地透露电影剧情，甚至在一些影片里，短视频呈现的花絮片段比影片本身更风靡。有网友被短视频吸引而去看电影，却失望地发现影片里没有出现短视频呈现的镜头，最后留下对电影的差评。
短视频营销能扩大电影的传播度，也可能盖过大众对电影本身的关注。
流媒体也在消弭电影与电影明星的神秘感。《老友记》的主演詹妮弗·安妮斯顿曾在访谈中感叹：“电影明星不复存在了。不再有任何光环。”发表这个感触之前，记者向她转述了一位影迷对詹妮弗·安妮斯顿的评论。“没有人会像她这样出名......她就像一众TikTok白痴中的无声电影明星。”
在影片《金发梦露》中饰演玛丽莲·梦露的女演员安娜·德·阿玛斯体会到戏里戏外皆然不同的氛围。在片场她尽力体会梦露的生活情态，回归现实后体会到新一代年轻人已对玛丽莲·梦露这样的明星没有概念。“电影明星的概念是你只能在银幕上看到的不可接触的人。”她认为，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影星的生活透明化，“没有人再对任何人隐瞒任何东西了。”
电影明星成了一种具有怀旧感的符号，一提到电影明星，映入人脑海的恐怕还是张国荣、林青霞、巩俐这些旧影星。当下知名的电影演员似乎举手投足间已没了传统印象中的明星气质。
2024年春节档，最出名的电影演员莫过于参演了好几部热门电影的雷佳音，而他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则是“窝囊废”。
明星制的瓦解
1910年，美国电影制片人卡尔·莱姆尔在报纸上刊登消息，称旗下的女演员弗洛伦斯·劳伦斯被有轨电车撞死了。消息传开后，他又登报辟谣，并借机为弗洛伦斯主演的新片造势。他安排弗洛伦斯公开露面，当地的粉丝见到她还活着，兴奋地抓住她，扯开了她外套的纽扣。莱姆尔则夸张地对外宣称粉丝撕掉了弗洛伦斯的衣服。
这是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明星炒作”的案例。在这之前，电影刚刚兴起，大众还处在对银幕上的流动影像感到惊奇的阶段，制片厂有意控制演员的地位，不在影片末尾标注演员的名字。
弗洛伦斯·劳伦斯在假死事件之前已出演多部电影，经制片人一炒作，她在被大众熟知姓名，成了最早的电影明星。
这位女演员的人生十分跌宕。成名后，1915年在片场拍戏时她被大火烧伤，她所处的电影公司没有给她支付医疗费。后来她整容复出，却只能演一些小角色。她结了三次婚，最后一任丈夫酗酒、家暴。52岁那年，她服用蚂蚁毒药和止咳糖浆身亡。
在她身上，凝结了往后几十年明星故事的缩影。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好莱坞却迈入了黄金时代。有网站统计，大萧条期间每周有8000万美国人去看电影。报道描述，大萧条期间人们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低落，一个美国人只要花15美分就可以去看一场电影，看着婴儿的笑脸，忘记烦恼，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好莱坞黄金时代滋养了玛丽莲·梦露、奥黛丽·赫本、格里高利·派克等电影明星。好莱坞明星向大众展示精致的着装、妆容与时尚产品，市场上开始推销与电影相关的商品。娱乐业成为刺激经济的针。
电影学者理查德·戴尔认为，明星的总体形象可以视为美国梦的翻版，它围绕着消费、成功和日常性等主题建构。他还发现，明星代表的不仅是成功，而且是值得拥有的金钱，他们凭此进入吃喝玩乐的世界，成为精英的一分子。
电影明星这一职业，就是“通过高薪酬而实现社会迅速流动性的模式”。
学者莱奥·洛温瑟尔在研究大众杂志上名人生平传记时，发现1901年至1941年间报道的重点有了明显的变化。早期，名人传记的主体均为“生产型偶像”，即在社会上获得事业成功的银行家、政治家、艺术家和商人。但渐渐地，杂志上的面孔变成“消费型偶像”，即娱乐界和体育界名人。
明星对外展露的私人生活也是大众消费的一部分。戏里戏外明星打造的形象，成为映射时代的文化符号。
玛丽莲·梦露在银幕上总是扮演极其性感又带有孩童般天真、不咄咄逼人的女性形象，在戏外她展露的个人生活也符合这样的人设。五十年代，美国传统男性开始受到女权主义思潮挑战，梦露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宽慰。
好莱坞的辉煌没有维持很久，60年代受到蓬勃发展的电视行业的冲击。电影业开始拓寻边界。特效技术的发展，凸显了大银幕的优势。
1975年夏天，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大白鲨》上映，这部具有惊悚片特质的电影在冷气开足的电影院大受欢迎。各种有关鲨鱼的周边产品被出售，美国和日本的两个环球影城还在影片上映后开办了大白鲨主题乐园。
好莱坞开启了“大片时代”，特效加持的大场面，富有沉浸感的音效，电影提供其他媒介无法取代的的视听体验。看电影、讨论电影，成为美国主流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交活动。
1998年上映的《泰坦尼克号》标志着好莱坞大片时代的高峰。电影公司原本想要制造以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为原型的玩偶售卖，不过被演员拒绝了。
特效技术不断迭代，近十年来“超级英雄电影”成了最卖座的电影类型，从美国火遍全球。以漫画IP为卖点的大片强调粉丝文化，使得连年更新的系列电影都能有固定的观众群体。不过，在更深远的层面，这类大片在一点点为电影业与明星制挖下了坟墓。
与传统电影相比，超级英雄电影注重为观众提供娱乐与视听刺激，在内容上缺乏深度。而当流媒体风行时，各大短视频网站为人提供的娱乐与消遣更及时、更广泛。短视频的推荐机制极易诱发用户依赖。无论是身处农村还是城市，人们都可以及是从短视频中获得海量的消遣，这比出门看一场电影的成本要低。
越来越多的人的感受里，剧情最浅显的爆米花大片都变得冗长无聊了，不如看一个“三分钟解说电影”或是一分钟一集的短剧来得痛快。
超级英雄电影可以让演员出名，但也会让演员成为角色的附庸。人们爱的不再是活生生的电影明星，而是完美无瑕的虚拟角色。比起在电影中为了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的钢铁侠，他的扮演者小罗伯特·唐尼毁誉参半。在一些观众眼中，他只是一个有吸毒黑历史的自负老白男，涉嫌种族歧视。
比起造神，毁神更有乐趣。当下社会愈发出现“泛道德化”的趋势，名人尤其被架在大众的审视目光与多维度的道德界限中，一旦言行有越过标准的苗头，就会引发无休止的声讨与争论。“捕捉隐私”也不再是某几个娱乐记者的专长，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做到偷拍、跟踪、从明星的社媒照片的细节分析其婚恋状况，查询明星购买婚戒的记录、高考成绩......进而制作pdf，挑起一场又一场战争。
倦怠社会滋生丧文化与“发疯文学”，人们对电影明星的期待变了。原先明星受人崇拜的光鲜与富足变得引人反感，现在人们喜欢的是挖掘明星的疯癫与不堪。
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电影明星”这份职业，已经渐渐名存实亡了。
有影评人认为小罗伯特·唐尼未必是种族歧视，而是在扮演钢铁侠耍酷，作为一个“超级英雄”，就是要表现得目中无人。
这样的猜想不无道理。毕竟在电影明星没落的当下，也许只有让“钢铁侠”上身，才配得上人生的荣耀时刻。
被全面切割的精神世界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在书中提出，正是电视的出现，才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他大概不会预想到，在他死后的世界，短视频把人们的精神世界切成了更小的碎屑。
在文娱产业，大众了解一个“明星”已经不需要对一个人有全面、细致的感知，一个微小的“梗”就可以在互联网上病毒式传播，留下深刻的印记。
对演艺圈不熟悉的人很难说得上来当红明星有哪些代表作，但多少都会在网络上看到诸如恶搞蔡徐坤打篮球之类的搞笑视频，进而记住这些明星的名字。
在万物皆可切片化的时代，李安导演的《色，戒》也可以被制作成几分钟看电影的短视频模式，在互联网流行。更流行的是李安“我看不懂但我大为震撼”的表情包，它们频繁出现在年轻人的聊天界面上。相较之下，李安作为知识分子导演的属性似乎已被淡忘。解说《色，戒》的短视频没有空间呈现李安对张爱玲原作的解读：“她其实是用女人的性心理去解构一个父系社会里面最荣耀、最神圣的事情。”李安用丰富细腻的影像来呈现王佳芝这个人物，她的一点点反抗，就如同抽走中国几千年父系社会结构体系的铆钉，使之瞬时瓦解。这层深意，是无法通过短视频解说领悟到的。
曾经，李安、是枝裕和、贾樟柯等知名电影导演是无数年轻人的精神领袖，他们的电影深入探寻人性，严肃讨论社会议题，也在不断突破“创意”的边界。李安在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跨时代地使用了120帧的拍摄技术。将传统电影的一秒24帧提高到120帧，并非为了拍特效科幻大片，只是为了让观众能看清演员的汗毛，更沉浸地感受战争中紧张、冷肃的氛围。“人的气色，能从皮肤表面下透出来，眼睛放大后，内在的感情，脑里的思绪，可以从细节、眼睛里看得很清楚。”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进入电影业之前，拍了几年电视纪录片。他关注牵涉社会福利问题而自杀的官员与妇女，集体养小牛三年的小学生，日本第一位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患者，因伪造护照、非法居留日本被捕的韩国人……他在这份工作中形成了创作观：“我通过纪录片讲述的大多是事物中关于公共领域的部分，因此不管批判哪个方面，不管批判谁，最后都不会停留在个人攻击。我重视的是解读催生出这样的人的社会结构，从而展现出的宽度和深度。”
成为导演后，他身上保留着曾经“媒体人”的属性，在电影《下一站，天国》中把纪录片访谈移植到虚构创作里，电影《距离》则是基于东京地铁投毒案进行构思。
在纪录片公司工作时，是枝裕和还为杨德昌与侯孝贤拍过纪录片。后来，侯孝贤为是枝裕和在导演创作路上提供了启蒙性的帮助，是枝裕和将侯孝贤视作没有血缘的父亲。
侯孝贤与杨德昌也影响了一众华语导演，比如贾樟柯。贾樟柯的电影始终与社会议题和被时代抛下的普通人的命运紧密相关：进城的农民工，厂矿子弟，三峡移民，富士康跳楼员工......2020年，贾樟柯监制的讲述关于调查记者的电影《不止不休》完成拍摄，却停滞了三年才在2023年上映。
而在这几年间，陈思诚成了中国最成功的导演。他是中国第一位票房过亿的导演，《唐人街探案》系列始终是春节档的热门，也始终差评如潮。他的电影剧情粗浅缺乏逻辑，一个电影里能植入14个广告，却凭借堆叠各种娱乐元素与烂俗笑话博得热度。2022年，陈思诚携手傀儡导演推出的《消失的她》再度获得高票房，这部影片看似在呼应社会上频发的杀妻事件，实则仍停留在用剧情反转制造悬疑氛围，很难谈得上人文关切。
当下的经济环境与娱乐氛围里，商业片的成功路径可以被不断复制，留给严肃电影与小众艺术电影的空间则在不断收窄。
2023年底，迪士尼预计 2024 在财年将削减数十亿美元的内容预算。《名利场》的记者预感人们将迎来一个“更小、更注重预算、更不愿意冒险的好莱坞”。
美国电影业在疫情后持续低迷，直到去年《芭比》和《奥本海默》的上映引发了一波观影潮，提振了士气。这两部影片在主题和拍摄手法上各有创新，但也同样具有迎合市场的商业气质。《奥本海默》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采访中提到电影的营销策略：“是我一再逼着他们把它当成一个商业大片来营销，因为我们知道影片会在暑期档上映，而且期待它能在全球更多的市场上同步首映。”
诺兰凭小成本电影《追寻》进入电影行业，但在后续的发展中，他拍摄的影片以《蝙蝠侠：黑暗骑士》《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大制作为主。
最近接受采访时，诺兰提到自己2023年最喜欢的电影是《晒后假日》与《过往人生》，这是两部讲述私人情感的小制作电影。但他说自己大概率不会去拍这种制作了，“我被拍摄大片的工作所吸引，我知道整合这些资源的机会很难得。世界上有那么多电影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想得到我汇集的资源。我有责任以最富有成效和最有趣的方式利用这些资源。”
面对电影业与电影明星的没落，娜塔莉·波特曼有着最新的思考。她将其视作一种解放。当电影不再流行，电影创作者们反而可以去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而非追求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要警惕自己滑入精英主义。她对记者说，当一个艺术形式变得不受欢迎时，明星们必须要思考，“好吧，我们还在为谁创作呢?”
*参考文献
Natalie Portman on Striking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Vanity Fair， 2024;
The Year That Broke Hollywood， Vanity Fair， 2023;
Ana de Armas， an Oscar Contender for Blonde， on Trying to Preserve Some Mystery in an Instagram World，Vanity Fair， 2023;
The Golden Age of Hollywood: Its Rise， Decline， and Legacy， The Beat， 2022;
Jennifer Aniston Has Nothing to Hide，allure，2022;
是枝裕和为偶像侯孝贤和杨德昌，做了一件事，虹膜，2022;
李安：《色，戒》是一部很悲伤的电影，虹膜，2022;
When Was the Golden Age of Hollywood — And Why Did It End?， studio binder， 2021;
短视频直面价值困境，“娱乐至死”何去何从？，澎湃新闻，2020;
是枝裕和 等待一只蝴蝶 | 封面人物，南方人物周刊，2018;
李安脸红了两分钟丨导演，南方人物周刊，2016;
《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吉尔·布兰斯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明星》，理查德·戴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2），作者：佟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