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采访摘要
“范总”是王家卫导演
鼓励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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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董勇
电视剧《繁花》中，说着一口夸张杭州普通话的小老板范总，刷新了大家对董勇的认知。首先，他竟然是杭州人，还有，他戏路竟然这么宽。《繁花》之后，董勇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他自己都没想到的变化。
△电视剧《繁花》董勇 饰 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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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董勇
3月初，我们和董勇相约在杭州做访问，在家门口他常去的小面馆，我们先一起品尝了地道的杭州美食。
董勇：杭州最多的就是网红面馆。现在大部分网红面馆都是按年轻人口味做的，但有的在小里小巷的，那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这家面馆我爱吃就是因为它有我小时候的味道。
田川：那些网红面馆你都尝过了？
董勇：经常去，哪有网红面馆我就去哪。但这种面馆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停车，所以就需要准备一辆小电动车，去哪都很方便。
田川：你还有电动车？
董勇：有啊。
田川：你不怕在街上被人认出来吗？
董勇：杭州人不太关注我们这种人，杭州文化都是比较高傲的。比如咱俩正吃面呢，你看见刘德华从边上走过来了，跟我说那是刘德华，我如果回头看都会被你骂。杭州人就会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就是这样的。
我每天生活在这条街上，刚在对面剪完头，早上在后面修的脚，因为过两天要去徒步。早上吃早点，人家看我进门了也就说一句，“董老师来了。”就完了。杭州人生活挺自乐的，不太关注别人的事情。
△董勇
董勇：我一直认为我是北方人，我9岁就到北京了。我所有成长，哪怕是味觉的定型都是在北方，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当北方人。去菜市场我买的就比较快，纯杭州人他且转悠呢。过去我们京剧团的一个老师，他就是进菜市场后问第一家店，这青菜多少钱？人家说两毛，他说先看一看，等会儿再来。然后他就一家家看，转一圈40分钟过去了，最后还是买的门口这家。
南方人更精打细算一点，北方人更粗犷。北方存储大白菜，都是来100斤，大葱也是两捆十捆的买，他还用一个个去看吗？不用。杭州人是恨不得上午去买中午的菜，下午去买晚上的菜。就拿吃饭这事说，我就是一碗炸酱面，手里拿一根黄瓜，咵咵咵一吃就完了，倍儿香。但南方的习惯是，哪怕今天晚上吃饺子，也得弄两荤两素一个汤。概念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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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董勇
董勇前前后后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身上有不少北方人的特质，此前也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警察、军人、硬汉形象，像是早年间《重案六组》里的神枪手江汉，《黑洞》里的刑警队副队长王明，还有近年来《北平无战事》里的曾可达，《三叉戟》里的“大棍子”等等。所以当《繁花》中的范总一出场，你一定先是觉得眼熟，然后就是觉得颠覆。
董勇：其实现在所呈现的范总不是我设计出来的，是王家卫导演鼓励出来的。他的鼓励不是直接跟你说可以往喜剧上演，而是“好好好，这样挺好，可以可以”。他就是让你飞，我看你能飞多高。他还会让你知道，拍戏不是一条过最好，你还可能可以演出18种来。
田川：比如都是喝咖啡，范总和警察两种身份，您会为他们设计怎样不同的动作细节？
董勇：如果是演年轻警察，我会拿起杯子喝一口然后叫唤“噗噗噗，烫死我了”，就是莽撞。范总就是拿起杯子后先环顾四周，看看别人是怎么喝的，原来还要放糖，放下杯子加糖，然后再喝。他们是不一样的。我还喜欢演大亨，如果也是喝咖啡，有杯咖啡在这儿，但我可能不会去喝，最多就是用勺子搅几下。最好的演员给每部戏的每个动作，基本都会设计三套以上的方案供导演选择。
我为什么喜欢《繁花》，刚拍摄的时候，我还一直想尽量不要因为我再重拍一条，拍到后半段我完全明白王家卫导演是怎样的拍摄风格了，就完全放开了。王导就像一个大孩子，他最大的玩具就是拍戏。戴着个墨镜盯着监视器，把我们当乐高一样，左拼拼右拼拼，上拼拼下拼拼。拼完回去一看觉得不好，全部拆开重拼，这是他最大的乐趣。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乐园，特别是像我这种爱演的人，你就去想吧，各式各样的，怎么演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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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董勇
1968年出生的董勇，在《繁花》的那个年代，正是20多岁的年纪。自幼学习京剧的他，那时已经是杭州京剧院的一名武生演员了，有着一份铁饭碗的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按时上下班，等着单位涨工资、分房子，一辈子可能就这么过了，直到时代大潮的变迁开始渐渐被普通百姓感知到。
董勇：九十年代前后，我们突然知道如果指着单位的工资，这辈子可能都追不到女孩了。然后发现外面有好多有钱人，一个大企业的驻浙江办事处主任，一出门就一堆人围着，要从他手里拿代理，拿经销权。我也见过有人拿很多张身份证去上海股市买股票，回来就办了一个企业。
当时在京剧团，我知道要用自己现有的本事去挣钱。我会翻跟头，可以去武侠片里当替身，但剧团不让。没人找你拍电影的时候你也没事做，但只要有人找你拍戏，剧团就一定会给你安排下乡演出。后来我就买了两瓶酒去找领导，到领导家门口后我站了好长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进去，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找了一支笔一张纸，用我丑陋的字写了一封辞职信，然后铺盖包一包就回家了，酒我自己喝了。
田川：当时还没找到工作，却把很稳定的一份工作辞掉了，心里有底吗？
董勇：没底，但就觉得自己能活。辞职的时候我在京剧团的工资是82块钱一个月，但那时候我出去拍戏已经可以拿到400块钱一个月了，而且还有很多机会等着我。比如去歌厅唱歌，人家唱的好的一晚上有40块，我也拿过15块一晚的，20块一晚的也拿到过，但唱了三天那个歌厅倒闭了。反正中间就坑坑洼洼，绕来绕去的，到最后都放弃了。后来我去做广告了，我们总部在上海，我就一个人在杭州跑广告。我们是购进国外的电视剧免费给电视台放，然后可能会有三个30秒的广告位置，我就负责把这个广告卖出去。
董勇：那个时候我经常要去上海，记得最苦的一次是，早上电话一响，老板说上午10点前要从杭州电视台拿到带子母版，然后送到上海。疯了，8点钟就过去等着，带子好重，拿到以后两个手拎着，打不到车就跑着去火车站。最后上火车的时候，我是先把带子扔上去，然后自己再跳上去的，因为车都已经开了。当时还没有直接从杭州到上海的车，我先到松江，之后坐摩托车往上海电视台奔。
我在《繁花》里演的范总，进入上海后他就想往里挤，我当初在上海就有这种感觉。一个外地人到了上海，到了一个除了上海人，全中国人民都是乡下人的城市，你在哪都是孙子。去找客户你是孙子，回来求创意部赶紧给我出创意，“客户有要求，你能不能改一改”，又是孙子。事办成了你又是财务的孙子，得去催款。天天当孙子，就没有作甲方的时候。
田川：你说自己最不愿意去酒局，去求人，这种社交对你来说很难吗？
董勇：太难了，一个不认识的厂长你要想办法见到他，说服他给你广告。我就是用最笨的办法，去这个企业等，甚至连续去一两个星期，就在人家办公室一坐。最后人家说，行了，十分的广告，给你一分。剩下九分早就让那些出现在饭局上的哥们儿们拿走了。
田川：兜兜转转一大圈，做了那么多个行业，对您塑造范总有帮助吗？
董勇：在别人眼里可能是这样，但在我眼里，我觉得都是潜移默化的。我没有特别地去关注那些人，但毕竟做了那么多，肚子里就有这些东西了。我女儿都遗传了这个天性，观察很细。我经常在街上训练她，我说一个东西，她一眼就能找到。她还经常能发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除了学习不关注，什么都关注。我就是这样的人。
当一个我心目中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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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董勇
走过热火朝天，全民下海的90年代，董勇辞掉了京剧院的铁饭碗，只身在时代的大潮里奋力扑腾，尝试过很多行业，挣到过钱，也败光过，但始终没有一个工作，是他愿意干超过三年的，直到他开始进剧组当演员。董勇幸运地赶上了90年代末到新世纪之初，公安刑侦剧大发展的黄金期，凭借武生演员的功底和俊朗的硬汉外形，他成功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警察形象，随着电视剧《重案六组》和《黑洞》的播出，董勇发现自己出名了。
董勇：那时候太开心了，不是一般的开心，那时候剧本不好就绝对不去，根本不知道其实可以去跟导演商量，可以把剧本改的更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好剧本如果导演乱拍就跟导演急。
田川：是因为有点膨胀了吗？
董勇：其实不是膨胀，我就是这种性格。这么多年走过来，在剧组里我无论跟谁吵，全都是为了戏，不是为自己。可以去调查跟我合作过的演员，经常是人家要他别说这句词了，我就会说他就这么一句话你还不让他说。边上如果有特别想说词的演员，我还经常会分一句给他。给他一句词，让他多露一个镜头，说不定他就会因为长得帅被大家看到了。
有时我沮丧和失望的是，一个好剧本，我付出了所有努力。但到现场后发现，大家的工作状态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做好这个事儿来的，人家没把这事儿当事儿，就是一份工作。我还跟工作人员道歉过，因为我不了解每个人的状况，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服化道怎么这么不认真，但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一个月才多钱，他只拿到了很少的预算……他的要求就是迅速完成这个活儿，然后好去接下一个活儿。所以虽然我是为了戏，但我是错的。
但反过来我又觉得，如果永远都是想着赶紧把这个活儿干完然后去接下一个，那你永远都是个接活的。熬一熬，忍一忍，少吃两顿火锅，把这事儿干好，不急着接下一个戏，说不定就能再往上走两个台阶。很多人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电视剧《黑洞》董勇 饰 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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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董勇
入行20余年，董勇始终保持着稳定的产出，一年可能会有一部主演的戏，再有几部做配角的戏，随着年龄渐长，主演的戏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少，2014年董勇从北京搬回了家乡杭州，享受着舒适的工作节奏，过着安逸的小日子。但最近，因为在电视剧《繁花》中出演的范总，董勇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董勇：《繁花》让我感觉自己又重新起航了，但特别是工作的事，我觉得心浮气躁得厉害。有很多本子找过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我每天都在看剧本，心里特别高兴，和当年刚拍完《重案六组》《黑洞》的情况一样。然后脑子就开始犹豫，我是应该借着这最后一哆嗦多给自己增加一些收入，还是应该保持本性，像三四十岁那样，一看剧本不好就说什么都不去。这是特别大的一个事儿。以前耗得起也等得起，但我现在老想，我已经56岁了，还能演几年？还能有多少合适的角色？像我这样的个体户，收入全靠拍戏。我现在支撑着一个家，上有老下有小，当然太太也工作，但我的收入是大头，所以心里会躁。
刚入行的时候就是努力，就是拼，只要有工作的机会就绝不放过。这条路是直的，你不用去做选择，不用想那么多。再后来到了青壮年时期，那会儿我也不会想太多，有好戏就拍，我特别喜欢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人家跟我说，董老师过年去三亚拍个戏吧，三亚暖和，我说好啊。到那儿拍完我说再待两天吧，就给宾馆交了4天房费，最后我住了68天，离开是因为没钱了。
田川：没钱了是积蓄没了，还是没带够钱？
董勇：就是没钱了，我那会儿没什么积蓄，经常是卡里就还剩两三万。当时刚好是《北平无战事》找我，说你来试个戏，我想反正也要回北京了，那就走吧。那个时候很简单，拍了一部好戏，我自己，包括业内人士对我认可，心里挺高兴，但生活上也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还是等着人家来找我拍戏。
但《繁花》的播出我觉得是我一辈子都没遇过的，播出后自己的状态，我其实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就去找了一个在杭州的朋友，他听我说了半天然后跟我说，你就应该按照当初我们喝酒时你说的那么活，“我就是要当个艺术家，当一个我心目中的艺术家。我就耗着，不是什么事都去。虽然我喝的是二锅头不是茅台，但我就是艺术家。谁见着我都说，别看他穷，戏真可以。”我就想当这么个人。
△电视剧《繁花》董勇 饰 范总
田川：物质生活会反噬艺术家吗？
董勇：你需要屏蔽掉所有浮躁的东西，所有所谓物质带来的东西。但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很难做到，所以我其实特别想去农村住。但现实状况不允许，孩子还这么小，要上学，我们得跟着孩子走。
我到任何地方都能迅速跟人熟起来，到村子里，我相信过不了几天我就不用自个儿做饭了，可以这家蹭那家蹭，然后随时都能找到一两个酒友喝点儿酒。我想过那样的日子。
田川：希望您永远都可以回归到想要做艺术家的初心。
董勇：这是我一直想做的。我现在特别希望哪个单位要我，有劳保，可以拿退休工资的那种。因为我特别欣赏的艺术家，都不用为劳保和工资发愁，他们都是剧院的，有单位的人，工资够他们吃喝。我的生活状态单位工资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