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了她吗？
打了，没有她说的那么厉害，打了十几个巴掌，没有掐脖子，没有骂她儿子是傻叉。但我打她的时候不是没有分寸，如果失控，她就发不了微博了。
无论如何打人不对。为啥要打人？
打人是不对，但有隐情：她酗酒，酗酒后她的行为失态；她骂了我家所有人，不止是女儿；她用极其粗俗的语言侮辱我人格后，说要去找别人，我这才没忍住，扇巴掌十几下，有重有轻，但还算有分寸。
▷ 2022年，余秀华家暴事件中男友杨储策的回应
人们常说，爱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另一个人面前，就像小猫翻过身露出自己的肚皮，相信对方不会伤害自己。
几乎没有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始于暴力，就像余秀华也曾以为自己“久旱逢甘露”，终于找到了那个不嫌弃自己脑瘫残疾的“他”。
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的开篇词是这样写的：“家暴，并非始于一个人卡住另一个人的脖子，而始于“我爱你，你属于我”。”
我们看到，许多家门之内掩盖着有关“暴力”的挣扎和痛苦，甚至有一些伴侣之间的“暴力”，以我们不太熟知的面目存在和发生。
据数据统计，在新冠疫情流行前，有27%的15～49岁且有过伴侣的女性曾遭受过来自亲密伴侣的躯体暴力或性暴力（Sardinha et al.， 2022）；疫情期间，流行率更是进一步上涨（Moreira & Pinto Da Costa， 2020）。
尽管女性遭受暴力的广泛性和严重程度均高于男性，但研究表明，男性也可能成为伴侣暴力的受害者（Scott-Storey et al.， 2023）。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一段亲密关系走向暴力、又是什么让受害者无法脱离危险的暴力关系？当身边的人陷入暴力时，我们又该如何为他们提供帮助？
今天这篇这篇文章将借助心理学过往的研究成果，与大家一同探讨亲密关系之间的暴力。
一、不是只有“动手”才叫暴力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指的是过去或现在的亲密关系中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身体、性或心理伤害的行为，包括身体攻击、性胁迫、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WHO， 2010）。
根据伴侣双方是否施加暴力及是否试图控制对方，IPV被划分为情境性伴侣暴力、亲密恐吓、暴力抵抗和相互暴力控制四种亚型（Johnson， 2006）。
情境性伴侣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是一种在特定场合下偶然发生的IPV类型，表现为伴侣之间相互施暴，男性和女性均有可能作为施暴者。该类暴力之所以发生，往往是因为伴侣在试图解决冲突时下意识使用了暴力的方式，但双方都并非意图通过暴力控制伴侣，因此，情境性伴侣暴力的程度通常相对较轻。
相比之下，亲密恐吓（intimate terrorism）对受害者造成的健康和社会后果则更为严重，它是指关系中的一方反复出现以强制控制和恐吓为手段、意图引发恐惧的暴力行为。该类暴力的施暴者通常是男性，试图通过威胁和暴力行为树立自己在女性面前的权威形象，且行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往往随时间不断升级。
在受到亲密恐吓的威胁时，受害者可能采取暴力行动以避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从而产生了另一种IPV亚型——暴力抵抗（violent resistance），该类暴力往往由女性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暴力抵抗的行为动机仅限于阻止进一步的伤害行为。如若伴侣双方都试图通过暴力控制对方的言行和思想，用不断的威胁甚至拳打脚踢来表明自己不容违逆、胁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情况就属于相互暴力控制（mutual violent control）。
无论是何种类型，IPV都会对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Scott-Storey et al.， 2023）。
除暴力导致的抓伤、淤青、割伤、烧伤、骨折、刺伤和枪伤等躯体损伤外，IPV受害者的抑郁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焦虑、自杀倾向等心理指标也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进一步地，为了缓解IPV带来的压力和伤痛，受害者可能出现药物滥用、酗酒、吸烟、反社会行为等问题，导致健康状况更加恶化。另外，还有许多受害者报告因IPV放弃了兴趣爱好、错失工作机会甚至失业、与亲朋好友渐行渐远。
IPV不仅摧残着伴侣双方，还会给孩子的童年投下厚重的阴影。研究表明，经历或目睹暴力与孩子的多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有关，包括抑郁、焦虑、自伤行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物质滥用、违法犯罪、攻击行为、反社会行为、同辈关系问题和学业困难等。
二、施暴与受害的风险因素
早期暴力经历
亲密伴侣暴力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童年的暴力经历是未来在婚姻中施暴和受害的风险因素（Riggs et al.， 2000）。
许多研究发现，对妻子施暴的男性比非暴力对照组更有可能报告自己曾在原生家庭中目睹或经受过父母的暴力。Hotaling和Sugarman曾对97个实证研究进行综述，结果表明，妻子早期目睹父母暴力的经历与她们未来成为家暴受害者具有稳定的关联。
儿童虐待经历同样值得关注，在Weaver和Clum的IPV受害妇女样本中，71%报告了童年期身体虐待经历，53%报告了童年期性虐待经历。尽管不同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儿童或青少年遭受虐待仍被视为IPV受害的重要风险因素。
关系特征
与非暴力关系相比，暴力关系往往具有更压抑、更具冲突性的特征，且通常表现出更多的消极互动行为（如挑衅、说教、打岔、抱怨等）。此外，关系内的暴力史也相当重要。追踪研究结果显示，婚前实施过攻击行为的男性在婚后18个月内施暴的概率显著高于其他男性（分别为51%和15%; O’Leary et al.， 1989）。
言语和情感暴力往往是身体暴力的前兆。尽管实际上，大多数夫妻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言语冲突（Straus et al.， 1980），但辱骂或威胁性语言的使用与身体暴力呈正相关（Pan et al.， 1994; Sugarman et al.， 1996）。因此，冲突中“对事不对人”显得尤为重要。
个体特质
研究表明，在婚姻冲突情境中，IPV施暴者往往更容易感到不自信，并试图通过愤怒和敌意来填补这种感受（Eckhardt et al.， 1997）。后续研究者也发现，对于被抛弃的恐惧是施暴男性的重要行为特征，且他们对关系中的暴力也具有更高的接受度（Dutton et al.， 1994）。
此外，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性人格障碍量表得分也与IPV施暴有关；酗酒、药物滥用、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时与IPV施暴和受害有关。
三、脱离暴力关系为何如此困难？
不幸的是，由于感知到被抛弃的威胁很有可能刺激IPV施暴者，为了维持对伴侣的控制，暴力行为可能升级，导致试图离开施暴对象的女性承担着更高的受害风险（Riggs et al.， 2000）。
司法报告显示，与丈夫分居的妇女受害率是离婚妇女的3倍、已婚妇女的25倍。这表明脱离暴力关系的尝试很有可能威胁到女性的人身安全。除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外，经济问题、孩子抚养问题、对关系的承诺亦是受害者留在暴力关系中的重要原因（Langhinrichsen-Rohling， 2005）。
令人意外的是，有研究表明，相较于以上因素，爱情是妇女停留在危险关系中更为主要的原因（Kearney， 2001; Langhinrichsen-Rohling et al.， 1998）。
四、如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除了寻求法律和社区机构等正式支持外，大部分IPV受害者都曾向他人袒露受害经历，试图寻求非正式支持；其中，约有一半的受害者会选择在被施暴后立即向他人诉说（Sylaska & Edwards， 2014）。
那么，作为求助对象，我们应该如何为受害者提供更有益的支持呢？
情感支持
情感支持是最为广泛的、也是受害者最希望得到的支持类型。研究表明，表达对施暴者的愤怒和指责、同时不令受害者感到“必须终结该段关系”或“必须如何行动”的压力，是有助于受害者的回应方式。
适当的建议
许多质性研究结果显示，为受害者提供建议是最有帮助的支持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提供建议时应以受害者的需要为核心，需谨记：受害者才是自己生活的话事人。如果急于解决问题而过度卷入，提出太多受害者并不想得到的建议或要求，甚至试图接管整个局面，就会给受害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可能适得其反。
实质性的帮助
提供实质性支持也被认为是很有帮助的支持类型。作为求助对象，我们应该鼓励受害者寻求正式支持，如帮助受害者联系律师事务所或咨询机构，寻求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若条件允许，还可以为受害者提供居所、帮忙照看孩子或帮忙跑腿等，给予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帮助。
避免伤害
除过度卷入、试图迫使受害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外，我们还应该避免出现淡漠、轻视、回避的反应，更不能将问题归咎于受害者，或不相信“男性会遭受女性施暴”，亦或是期望受害者“容忍暴力”。
关系暴力并不是离我们遥不可及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私人问题，也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不幸发生，不要保持沉默，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亲密伴侣暴力，不指责正在承受暴力但暂时难以离开的受害者，让更多的人认识到：
暴力就是暴力，它不是情绪问题，也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发生。
参考文献
Dutton， D.G.， Saunders， K.， Starzomski， A.， & Bartholomew， K. (1994). Intimacy， anger and insecure attachment as precursors of abus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4， 1367–1386.
Eckhardt， C.， Barbour， K.A.， & Stuart， G.L. (1997). Anger and hostility in maritally violent men: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measurement issu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7， 333–358.
Hotaling， G.T.， & Sugarman， D.B. (1986). An analysis of risk markers in husband to wife violence: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Violence and Victims， 1， 101–124.
Johnson， M. P. (2006). Conflict and Control: Gender Symmetry and Asymmetry in Domestic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2(11)， 1003–1018.
Kearney， M. H. (2001). Enduring love: A grounded formal theory of women’s experience of domestic violence.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24， 27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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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hinrichsen-Rohling， J.， Schlee， K.， Monson， C.， Ehrensaft， M.， & Heyman， R. (1998).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Perceptions of marital positivity in H-to-W aggressive， distressed， and happy marriage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3， 19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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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us， M.A.， Gelles， R.J.， & Steinmetz， S.K. (1980).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Doubleday/An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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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aska， K. M.， & Edwards， K. M. (2014). Disclosur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o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Network Member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5(1)， 3–21.
Weaver， L.， & Clum， G.A. (1996). Interpersonal violence: Expanding the search for long-term sequelae within a sample of battered wome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 783–80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Prevent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aking action and generating evidence. WHO.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家姻心理（ID：gh_b23d067f4e3c），作者：卢思伶，责编：高文洁，编辑：甄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