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们家或者“别人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乖”孩子——他们很听话，家长老师提出的意见总是乖乖听取；他们很安静，不哭不闹、不争不抢，总能体贴家长的难处；他们很懂事，无论是做家务还是照料他人，都比其他孩子更熟练，像个“小大人”一样；他们小心谨慎、从不惹事，很少与其他孩子发生冲突，即使有矛盾，也懂得谦让……
这样的孩子就是父母最贴心的“小棉袄”，实在让人省心！正因如此，“乖”孩子的家长们也总能收获其他家长羡慕的眼光，常常被问起养儿育女的经验。
然而，在这些的背后，我们仿佛忽略了社会规则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单纯的孩子们来说，伤心难过就哭、想要什么就闹，“不乖”才是他们的天性。假如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乖巧和懂事，可能意味着Ta稚嫩的肩膀上承担了这个年龄本不应承受的重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亲职化现象。
一、是什么造就了一个“乖”孩子？
亲职化现象（parentification）指的是儿童和青少年超出自身发展水平，过早地扮演父母角色，承担成人责任的现象，是一种家庭互动模式（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可以分为工具性亲职化（Instrumental parentification）和情绪性亲职化（Emotional parentification）两种类型。
工具性亲职化，顾名思义指的是原本应该由父母承担的家庭劳动，却由孩子代为承担了。比如让孩子做家务、照顾老人和弟弟妹妹，甚至是赚钱贴补家用。
情绪性亲职化则是指孩子照顾并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倾听父母的烦恼或心事，关照或回应父母的情绪，成为父母的情感依赖对象或情绪配偶。在这种现象中，本该无忧无虑的孩子被迫卷入到成人的矛盾当中，作为抱怨和指责的倾听者（甚至是“出气筒”），承受着父母对对方或是对其他大人的怨憎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与通过适量简单的家务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不同，本文所指的亲职化现象往往具有更多的破坏性而非建设性。在这种现象中，孩子需要被迫牺牲自己的需求来承担属于成年人的责任。这些责任往往长期而非暂时地侵占了孩子的个人空间，给孩子造成过量的生理或情感负担，并且还可能得不到家长的感激或赞赏，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陈艺璇，2020；Chase，1999；Jurkovic， 1999）。
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愿意”承担那些本不该他们承担的成年人职责呢？
因为对于孩子而言，父母就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依恋对象，他们不能、也不会因为关系的不公平（Unfairness）而离开父母。
相反，由于孩子拥有着与生俱来的与他人连结的驱力和寻求客体的倾向，为了维持与父母的联结，他们很有可能长期地牺牲自身需求与真实的自我，迎合父母的需要和期待，小心翼翼地扮演着父母心目中“理想的子女”，生怕做得不好便会失去父母的关注、接纳和支持。
长此以往，孩子可能就会内化和认同父母所理想的“虚假自我”（吴东彦， 2013），导致我们常说的，乖孩子的“空心病”。
有的孩子谦让懂事、善解人意，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亲身探索，既体验过满足自己需要的快乐，也体会过帮助他人的幸福，最终学会了如何平衡自我和他人的需求。而我们所说的受到亲职化伤害的孩子，他们更像是被人为地“乖化”了——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应该”谦让，“应该”懂事，如果不这么做，父母就会失望和伤心。他们自始至终都压抑着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从而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二、被“乖化”的利与弊
1. 心理健康方面
要知道，被压抑的情感并不会就此消失。它们就像是一座沉默的火山，随时等待着爆发的时刻。研究结果表明，过多地参与亲职化任务与一系列健康问题有关，包括焦虑、抑郁、羞愧等心理痛苦和药物滥用（Jankowski et al.，2013）。此外，由于长期需要揣度父母的想法，被亲职化的孩子可能在成年后依然保持敏感的心理模式，容易被他人的情绪感染并沉浸其中，出现焦虑或抑郁的倾向（Hetherington，2006）。
2. 能力成就方面
在唯分数论的社会氛围下，“理想”的子女往往少不了“成绩好”这一特征，因此努力扮演着理想子女的“乖”孩子成就动机也格外强烈。研究表明，高成就动机的个体更可能取得成功（Uguroglu & Walberg，197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常生活中乖孩子学习更努力、成绩也更好的现象。
然而取得成就并不总能带来十足的成就感，这受到个人成就动机倾向的影响（孟莉，2012）。根据Atkinson （1957）的成就动机理论，成就动机可被分为追求成功与避免失败两种倾向，它们的强度均由个体自身的需要、成功/失败的可能性以及成功/失败所带来的结果决定。
被亲职化的孩子努力学习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害怕一旦行差踏错就会失去父母的关注。在他们看来，失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避免失败的动机。同时，如果因为他们的能力有限、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亦或是他们的成功被视为理所当然、得不到鼓励，追求成功的动机就会下降。
当避免失败的动机超过追求成功的动机，个体就会变得畏惧挑战，倾向于选择特别困难（“反正没几个人能成功，失败并不可耻”）或特别简单（不太可能失败）的任务，从而避免失败带来的羞愧感受。倘若他们一不小心失败了，就会更加受挫；即便他们成功了，也只能获得顺利避免失败、“松一口气”的感受，并不能体会到太多成就感和喜悦。
长此以往，他们就可能被日复一日、如履薄冰的成就征途折磨得疲惫不堪。同时由于回避挑战的倾向，他们的创造力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可能趋向于人们口中常说的“书呆子”形象。
3. 人际关系方面
Zvara等（2018）的研究发现，亲职化还能够预测孩子的同伴关系问题。对于被亲职化的孩子来说，虽然他们长期在家庭中扮演照料者和牺牲者的角色，但他们的付出和价值往往得不到家人的鼓励与肯定，导致他们通常具有低自尊的特质（Well & Jones，1996）。这也使得他们很难在关系中体会到同伴给予的支持，更容易产生不合群和被排斥的感受（Ingrid Obsuth， 2014）。
那么这些孩子在长大成人后的人际关系如何呢？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结果较为复杂。部分研究者发现，经历了工具性亲职化的孩子在成人后具有更强的人际能力（Thirkield，2002），具体表现为责任心强、敢于负责，在团队中常常扮演着照料者的角色，因此也更容易被人信赖（Robinson，1998）。亦有研究发现，早期有过亲职化经历的女性具有更强的人际觉察力和同理支持能力（Chase， 1999），这有助于她们维持人际和谐。
然而，这些被亲职化的孩子在成人后也更容易形成我们常说的“讨好型人格”。由于在早期亲子关系中没能形成安全的依恋模式，这些个体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时容易缺乏安全感，因害怕被抛弃而过度自我牺牲，造成关系的不对等（Hetherington，2006）。
尤其对于女性而言，越是在家庭关系中顺从父母、满足父母要求，在发展亲密关系时对于自身需求的探索就存在越大的困难（Campbell， Adam & Dobsom，1984）。她们在关系中习惯于付出和照顾他人，又非常容易忽视自己的需要，这使得她们有时会出现强迫性助人行为，而在自己遇到困难时也更少寻求帮助（Broszormenyi -Nagy & Spark，2014）。
三、给家长们的建议
1. 保持自省
呵护孩子健康成长是一件复杂又充满挑战的事，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也没有人能做得天衣无缝。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学习和反思，在教养孩子的实践中与孩子共同成长。
理解了亲职化对孩子可能造成的伤害，我们就能在生活中时常反问自己：
我有没有在孩子身上尝试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我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还是孩子的需要来决定如何对待孩子的？
我是否有一些未解决的个人议题，可能影响到我对待孩子的方式？
2. 大人的责任，尽量由大人来承担
孩子的身体和心智都尚未成熟，如果过早地承受了大人所面临的责任，很可能会使得自身发展受到影响。
假如我们通过内省发现自己有一些未被满足的需要在无意识中施加给了孩子，可以思考这些需要是否可以由其他成人亲友来满足。例如，对婚姻生活存在不满，可以向亲近的好友诉说；家务上照应不过来的地方，可以请亲戚来帮忙。如果依然存在困难，亦可向咨询师寻求专业帮助。
3. 懂得适度、公平的亲职化
亲职化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它受到文化背景、具体条件、孩子自身特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综合以往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不公平（Unfairness）”是亲职化导致消极后果的主要原因（Hooper & Wallace，2010）。
也就是说，假如由于经济困难等种种因素不得不让子女过早地承担家庭责任，可以通过尽量做到“公平互惠”来减轻亲职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父母在接受孩子帮助的同时，及时地向孩子表达感谢、关怀和赞许，或是给予孩子物质上的奖励，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孩子的需要，减少孩子对“不公平”的体验。
“乖” 与“不乖”，从来都不应该成为对孩子的唯一界定。
我们理解，对于“乖”孩子，可能每个家长都会心存期待；但我们更需要明白，作为成年人的父母，我们不应该将孩子的“乖”与给予他们的“爱”划上等号，驱使孩子健康成长的，不是对乖与懂事的追逐，而是他们对自我真实的接纳和肯定。
参考文献：
陈艺璇. (2000). 早期亲职化对大学生人际关系满意度之影响机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闽南师范大学， 漳州.
孟莉. (2012). 成就感问卷编制及其与成就动机、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吴东彦.(2013).亲职化个体的“依赖困难”: Fairbairn的观点. 辅导季刊，49(3)，45-52.
Atkinson， J. W. (1957). Motivational determinants of risk-taking behavior. Psycholoqical Review， 64， 350-372.
Boszormenyi-Nagy， I. (2014). Invisible loyalties. New York:Routledge.
Boszormenyi-Nagy， I. G.， & Spark， G. M. (1973). Invisible loyalties: Reciproc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herap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Chase， Nancy D. (1999). Burdened children: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parentification (Vol. 4). London: Sage.
Hetherington， E. Mavis. (2006). Families count. London: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Hooper， L. M. ， & Wallace， S. A. (2010). Evaluating the par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psychopathology correlates.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32(1)， 52–68.
Jankowski， P. J.， Hooper， L. M.， Sandage， S. J.， & Hannah， N. J.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ymptoms: mediator effects of perceived unfair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1(3)， 285–292.
Jurkovic， G. J. (1998). Destructive parentification in famili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amily psychopathology: The relational roots of dyfunctional behavior (p. 237–255).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Robinson， B. E. (1998). The workaholic family: A clinical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6(1)， 65–75.
Thirkield， A. L. C. (2002). The role of fairness in emotional and social outcomes of childhood filial responsibility.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2(12-B)， 5982.
Wells， M. and Jones， R. (2000)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shame-prone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8， 19–27.
Zvara， B. J.， Macfie， J.， Cox， M.， & Mills-Koonce， R. (2018). Mother–child role confusion， child adjustment problem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child temperament and sex.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10)， 1891–190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家姻心理（ID：gh_b23d067f4e3c），作者：卢思伶，编辑：甄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