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留下名字与事迹的历代人物中，拥有企业家粉丝最多的是三个人：苏轼、王阳明、曾国藩。
喜欢苏轼，是因为其旷达洒脱，可以对冲创业的种种压力；喜欢王阳明，是因为其通过“心学”将成圣贤与成英雄融为一体，符合创业的愿景；喜欢曾国藩，是因为他有一套兼具“困勉”与“拙诚”“刚毅”与“谦谨”的功夫，是创业最需要的领导力。
当然，这三人所思所行致广大而尽精微，都难以定义，更无法标签化。如此分类，只是为了入门方便，不过难免以偏概全，陷入言辩与文字上的着相。
以出生年记，苏轼早于王阳明435年，曾国藩晚于王阳明339年。“唯达者知通为一”，跨越数百年的三人身上又都兼有彼此的特点。真正的圣贤，反而没有所谓的“独特魅力”，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给后来者提供一个自我触见、自我啄破的机会，这种触见与啄破，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去真诚体悟。
对企业家而言，从他们三人身上最容易体悟到的是，从逆境里转败为胜的希望哲学。恰如历史学家王尔敏所说：天下有一帆风顺之庸才，却并无一帆风顺之英雄，庸才必与草木同朽，而圣贤豪杰之坎坷起伏，生死荣辱足以供后人凭吊与研讨。
这三人后世风光无限，其实在他们自己的时代，活得都挺悲催。苏轼自正式入仕为官，就煎熬于官场倾轧，最后新党、旧党皆不容他于朝堂之上，半生在被贬逐、起用之间折腾；王阳明下过锦衣卫的诏狱，杖刑之下几死复生，又被贬到九死一生的蛮荒之地，时常疾病缠身，立下平定藩王的战功却多次遭人构陷；曾国藩屡试不中，做京官皇帝给他小鞋穿，和同僚关系也不好。从愤怒青年混到落魄中年，终于有机会组织团练，却没钱没权没兵没资源，被兵痞追骂，让太平军打得几次自杀。
中国人喜欢用数字“三”来概括提炼，苏轼有三起三落，王阳明有“前三变”“后三变”，曾国藩也有三次脱胎换骨，每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狼狈。他们也有肉身，也有绝望、恐惧、孤寂、愤怒，但最终内圣而外王，不但战胜了自己，也不战而胜赢了环境，既是思想的巨人，更是行动的巨人。
二
“苏王曾”在人到中年，事业低谷时，都发生过一次蜕变，企业家可由此管窥如何突破“被卡住”的状态。
苏轼被卡在“黄州时刻”。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罗织材料，称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毁谤国事、反对新法，结果苏轼身陷乌台诗案，在御史台经历了103天酷烈的审讯，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1080年2月，他到了黄州（今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从名满天下的文士， 一下子坠落到污泥浊水，与渔民樵夫混杂，被醉汉推骂 。
宋代文官的俸禄虽然丰厚，可是做官的人一经谪放，就只剩下微薄的实物配给。苏轼手头的钱款最节俭也只可支撑一年。贬谪漫漫无期，虽有大江风月，又岂可充当柴米油盐。他每日为稻粱谋，而时间奔流向前，他已45岁，一个热爱生命又满怀抱负的中年人，茫茫不知前路。初到黄州时，他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等词句，已有穷途之悲鸣。
王阳明被卡在“龙场时刻”。正德元年（1506年）， 大宦官刘瑾专权，操纵朝纲。南京科道戴铣因为弹劾刘瑾被打入大牢。王阳明义愤难平，向皇帝上书试图救出戴铣等人。刘瑾大怒，代拟圣旨，把王阳明杖责四十，关进大牢。在1507年春天，他被贬到了贵州的龙场驿，担任驿丞。1508年春，他到了龙场。龙场比黄州还偏远得多，自古就被视作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恶劣，道路艰险，当地居民与外人语言不通，还常把中原来的人杀了祭神。
王阳明无米、无菜、无盐、无油、无火、无水，为存活下来，一介书生亲自去砍柴、挑水、采蕨、摘菜、煮饭、浇园。当地缺医少药，瘴疠侵于外，忧郁攻其中，还要小心刘瑾的魔爪伸到眼前。他时年37岁，某次在小溪中戏水，却从澄清的溪水中看到倒映出的白发，愕然不已，写下了“溪水清见底，照我白发生。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
曾国藩被卡在“湘乡时刻”。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把军队扔到江西，自己回老家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守孝，实际是和皇帝赌气，希望能获得实权。没想到咸丰一怒之下，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等于解除了他的兵权。曾国藩一下成了弃妇，他的官场宿敌个个喜形于色，大骂他假道学、假忠义，气得曾国藩卧病在床。
更让他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业的千载良机就这样眼睁睁跑掉了。当时太平军发生了天京事变，正处在由盛转衰之际，眼看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却只能冷冷清清待在家里。这一年他46岁，虽然素以坚忍著称，也挺不住了，满腔怨气，跺着脚把江西文武都骂了个遍，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儿，后来连弟媳妇都开始骂。语言粗俗，大儒的风度荡然无存。
这三个时刻的他们，中年危机与事业危机叠加。今天的企业家遇到资金链吃紧、市场萎缩，投资人翻脸、合伙人拆台时，不妨想一想这三位。他们正站在黄州、龙场和湘乡挥手：你还惨得过我？
三
“不经历风雨，就不能见彩虹”，听来洒脱，可只有在风雨中的人才知道有多难熬，而且不知能否熬过去。毕竟死在放逐之境的人，比走出来的多得多。然而，他们置之死地，终于真正后生了。
初到黄州，苏轼曾“专读佛书”，这只是一时纾解心中郁结之气，后来又读史书，与现实交相印证。他还经常去黄州近郊闲逛，赤壁是去得最多的地方。他泛舟江上，悄立矶头，三国时的风流人物如露如电闪过，一木一石也前所未有的亲近。
心境真正的转变约在1082年3月，他去沙湖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其中有“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千古名句。虽然淋雨后大病一场，可终于进入仰俯自得的状态。后来游蕲水清泉寺，传说晋代王羲之曾在此挥毫，唐代陆羽曾在此品茗，他看到寺门前流水由西向东，写下了《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此时他已年近半百，可不再悲叹白发，而是融入一切有情众生，获得了游于万化的自由。
王阳明的龙场顿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从“顿悟”两字，可见其戏剧性。生死，是一大关，儒家专注于生就是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如果不能打通生死，哪怕闯过了其他所有关卡，也不能成就圣贤之道。王阳明在龙场以超脱生死念头为主要追求，他在屋后建了一个石棺材，日夜端坐其中，参悟生死之要义。
一天夜里，他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欢呼雀跃，感觉就像云开雾散。他觉悟，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心中，一直沿用的心外求理就是一个错误。他心中郁积的活力，如火山喷发，第一次体会到“心”与“理”的融合，再尝试用儒家的经典学说去验证自己顿悟的成果，结果一一契合。
曾国藩在困居的极端痛苦中，开始重读老庄之学。其实青年时期他就曾经熟读这些典籍，但过去对“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弱脆，其死也枯槁”，并无感觉，如今读来，却像劈入大脑中的一道闪电。曾国藩家训中很重要的一条来自他的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男子汉，就要刚强倔强，和困难直面硬怼。他现在才发现，原来自己片面理解了。道家的圆融无碍和儒家的勇猛精进是不冲突的。
他把自己从京城到起兵以来的种种情景在大脑中一遍遍过，渐渐打开心结。原来自己“胸多抑郁，怨天尤人”，在官场上一再碰壁，不只是因为皇帝心胸狭隘，大臣私字当前，更主要是由于自己性格上的种种缺陷。他过去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光明正大，人浊我清，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四
事要做得通，先要想得通，可若只想得通，出了房门还是一筹莫展，就限于精神胜利法，鸡汤式的自我疗愈。此刻他们毕竟还是被囚禁在一片小天地中，外部环境并没有变化，幸好，三位都是行动派，从心随境转，到心能造物。
苏轼认真种地，朋友帮他请领到一片荒地，大约50亩，贫瘠不说，还到处是瓦砾。他根据地势高下，做好规划，开荒垦殖。荒地本无名，他命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从苏轼到苏东坡，他终于脱胎换骨。
这期间他的创作迎来井喷，在黄州4年又2个月，期间写出了753篇（首）诗词歌赋文札，一个月将近29篇作品。在1082年大悟这一年，就写下了豪放派开宗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词由此在婉约外再开豪放一派，还写下了“二赋双珠可夜明”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写出了中国古代三大行书之一《黄州寒食诗帖》。他作为一个资深吃货，美食能力大爆发，研制了东坡肉等美食、美酒80余种，并改变了中原地区认为猪肉是贱肉，上不得台面的饮食习惯。
王阳明也认真种地，他学习当地人的方法，焚烧草木，开荒种田。除了求生之外，他能做的事，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讲课。他在当地人给他建的小木屋“何陋轩”办起了文化班，还置办些教具，“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最初学生都是土人，渐渐吸引了附近州府的生员。他对学生的教化与其他儒学家又大不相同，不是诵读经书，而是和诸生一起游山玩水，听风赏月，饮酒弹琴，在不知不觉中，随处点化人。
没过多久，仰慕他的学生不远千里而来。“何陋轩”就成了名垂史册的“龙岗书院”，偏远的西南小县，竟也气象万千。到1510年3月，他结束了流放生涯，到庐陵上任，做了7个月县令。
曾国藩倒没有种地，他认真写信。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其中有一位曾经的幕僚罗汝怀，寄来了一封长信，毫不客气地把他骂了一通。1857年下半年，他写下一句话：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又写自己的四大缺点：偏激而好名；喜欢公开批评讨论别人的过错；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此刻机会突然又降临了，咸丰同意了他好友胡林翼的请求，让他办理浙江军务。这次他出山之后，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一个人，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以前做事不讲究俗套，现在也和那些官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主动拜访大小衙门，而且应酬周到，每信必复。他对皇帝不再直言不讳，奏折的风格沉稳谦逊，毫不讨价还价。其实他的风骨未变，只是学会了应物而不自伤，以无厚入有间。
五
他们三人的“悟”，不是从虚空中悟，不是以学解道，而是从日用中，从俗务中打捞自己的本心，再将本心放回到生活中去，这是活泼的，生生不息的一股活水 。即使在悟后，他们也并非就一路坦途了，只是从此找到了生命的舵柄，不管风浪再大，只要舵柄在手，就不会慌张。他们永远不躺平，也不急迫地奔向目标， 最终都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过。
在“苏王曾”的时代， 自然还没有企业家这种角色，可他们身上都有“企业家精神”，在如何打通身心关系、物我关系、人己关系、天人关系等方面，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今天我们看乔布斯的极简主义，看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看稻盛和夫的利他之心，从那些最卓越企业家的底层逻辑中，尽管他们可能对“苏王曾”并不了解，但依然能感觉到相似的脉动。读懂了他们，不管在何种际遇之中，企业家也都能保持大丈夫气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 （ID：iceo-com-cn），作者：何伊凡，编辑：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