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域话题中,关于车牌号的讨论从来很热闹,也时常引起“口水仗”。
人们一般认为,车牌号顺序代表了一个城市在省内的“地位”。但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省份的车牌号排序和各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又并不匹配——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中,“B牌”城市是省会之外GDP最高城市的只有11个,只占三分之一。大多数省份的“B牌”(如江苏无锡、黑龙江齐齐哈尔、河南开封、湖北黄石、贵州六盘水、陕西铜川等)其实不是“经济一哥”或者“经济老二”,至于“C牌”、“D牌”,更有很多经济总量属于全省后列。
为什么是这样呢?有一种大而化之的解释,车牌号是上世纪定的,车牌号的顺序反映的是当时不同城市经济的强弱,现在时过境迁了,自然车牌号和各城市的经济、人口表现就对不上号了。
不求甚解地说,这种解释大致不错。但要细究起来,并不完全是这样。与其说车牌的排序体现的是上世纪的城市经济排位,不如说它更多地是旧的行政区划体制的遗产。
本文就用QA的形式,让大家一文读懂当代车牌编码是怎么来的,以及它为何与当下各个城市的经济、人口表现不太吻合。
Q:现行车牌制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A:1994年。1986年之前,中国的机动车很少,所以机动车号牌号段只分到省。1986年7月,中国实行“省份+数字”的号牌编码方式,譬如“广东01”即是广州,“广东02”即是深圳,这是现行车牌号体系的前身。1994年,全国各省统一使用现行号牌,即“省份简称+英文字母”的编码。虽然1986年版车牌已经精确到了地级行政区,但1994年换新牌照的时候可以重新调整不同城市的车牌排序,所以可以说,现行车牌号体系是1994年形成的。
Q:车牌顺序是如何排列的呢?
A:其实,各省、自治区的车牌顺序应该按什么排列,并没有统一的明文规定。在实践中,实际上主要有四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根据行政区划代码排序,哪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代码(就是身份证号的前六位)在前,哪个城市的车牌就排在前,在27个省份(不含直辖市)中,有20个省份是大致根据行政区划代码排序的。
第二种做法是大致根据不同城市的经济实力和重要性排列,不直接关联行政区划代码,有5个省份是这样。
第三种做法是根据地理位置排列,只有福建一个省使用这一方式,即牌号从省会福州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安排,厦门(闽D)也由此成为唯一一个不是“B牌”的计划单列市。
第四种做法是海南模式,除省会海口和第二大城市三亚分别使用A和B以外,从“琼C”到“琼F”分别供若干县市使用,这种方式和2017年之前的重庆直辖市也类似,海南实行这一模式的原因是海南大多数地区实行的是省管县的两级制,而不是其他省份的省、地、县三级制,和其他地方不具可比性。
Q:既然现行车牌号是1994年开始实施的,那么车牌号靠前的城市,是不是反映的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省的经济强市?
A:未必。对于不直接关联行政区划代码的5个省而言,车牌号谁靠前,是和这个省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头部城市的分布是比较吻合的。这五个省份是河北、黑龙江、浙江、江西和新疆,尤其是河北、浙江、江西,车牌号靠前的城市和经济头部城市契合度极高,浙A、浙B、浙C、浙D分别对应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浙江经济四大强市,而在行政区划代码中,绍兴实际上排在浙江省第六位,在嘉兴、湖州之后,但车牌号却在湖州、嘉兴之前。
但是,对于车牌号关联行政区划代码的省份而言,车牌号谁靠前,更多的就反映的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了。
Q:那么,行政区划代码能够体现什么年代的城市排位顺序呢?
A:现行的行政区划代码是1980年出现的。根据行政区划代码的编制原则,行政区划代码尽量保持稳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调整,但不会互换,新增的地级行政区划新增的行政区划代码,多数情况下都排在原有地级行政区之后,除了个别特殊情况不插队。
由于行政区划代码一经确定,插队就比较少,所以根据行政区划代码确定车牌的省份,其车牌排名顺序,更多反映的是1980年当地的行政区划情况。
在20个根据行政区划代码确定车牌顺序的省中,有10个省份(辽、苏、皖、鄂、湘、粤、贵、藏、青、宁)的A牌到E牌完全符合该省1980年的行政区划代码前五位,占到一半。
Q:1980年时,行政区划代码的排序规则是什么呢?
A:行政区划代码的排序规则实际上是,各省份省会排在最前面。接着是省辖地级市。排完省辖地级市之后,再排地区(内蒙古称盟)和自治州。
现在,地级市已经成为地级行政区划的主要形态,但在1980年形成行政区划编码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1980年,全国只有102个地级市,远远少于地区(含盟,内蒙古的地区称为盟)(179个)。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地级市和现在的地级市很不一样。
上图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川省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在图中,地级行政区划用红字标出,如果是地级市就写成“XX市”,而如果是地区,就没有“市”字。
在图示范围内,只有三个省辖市——成都、重庆、自贡。重庆作为当时三线建设最重要的军工城市,尚管了巴县、綦江县,成都市和自贡市两个市都是不辖县的。事实上,当时四川全省也只有四个省辖市,第四个是在图以外的渡口市(今攀枝花)。
其实,“市”在最初的逻辑是和“县”平行的,一个省分为若干个地区,每个地区里有市,也有县。如果哪个“市”重要,就从地区里拿出来,直属于省,成为省辖市。如果这个省辖市特别重要,有带动辐射周边的能力,那就可以管一点县,就是所谓的“市带县”。
这样一说这逻辑就很简单了。在当年,省分为地区、自治州,个别特别重要的城市设置成省辖地级市,这和全国行政区划逻辑是一样的——全国分为省、自治区,个别特别重要的城市设置成直辖市。
所以,省辖地级市在一个省里的地位,是比地区要高的,就如直辖市的政治地位高于省一样。所以,地级市的行政区划代码,一律置于地区之前。
Q:那么,地区改成地级市,行政区划代码是不是就可以前移?
A:是的。由于行政区划代码必须是地级市在前,地区在后,一个城市只要撤地设市,那么就自然可以排到地级市序列里,从而实现“插队”。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地区的行政公署设在某个地级市,但地市是分别设置的(如苏州地区在苏州市办公,但苏州市和苏州地区平行),这种情况会实施地市合并而非地改市,那么地区所属行政区划的行政区划代码会自然向地级市看齐,从而直接往前排。
在20个车牌号根据行政区划代码设置的省份里,有10个省份现在的车牌顺序,和1980年的行政区划代码顺序略有差别,大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譬如,1980年陕西省只有铜川、宝鸡两个地级市,行政区划代码在后面的依次是渭南地区和咸阳地区,但是后来咸阳先于渭南地区设市,咸阳的行政区划代码就前移到第四,咸阳也就成了陕D。
山西、云南和四川的情况稍有点不同。分别简单说明下。
山西最初行政区划代码排在第五的是雁云地区,雁云地区后来一部分成立了朔州地级市,朔州自然就成了晋E,而没有划入朔州改隶大同的县级行政区,自然变成大同的晋B。
云南是全国唯一没有云B的省份,因为云南在昆明之外最初只有东川市一个地级市,自然东川就成了云B,但东川市后来并入了昆明市,云B自然取消,云南省也没有安排其他城市填补。
四川省在1980年只有四个地级市,1983年泸州建市,自然排在了行政区划代码的第五位。1997年重庆直辖,川B出缺,绵阳市停用原川G牌照改用川B,绵阳也成为全国仅有的一个“递补B城”。
Q:总结一下,是不是哪个城市先建地级市,哪个城市车牌就在前?
A:对,就是这样。1980年以前就设置地级市的城市,在20个按照行政区划代码排序的省份里,必然是排在车牌最前面的。如果一个城市在1980年到1994年之间新设,或者进行“地改市”,那么设地级市越早,车牌就越靠前。
这里举个例子。1980年之前山东只有四个地级市,济南、青岛、淄博、枣庄,所以它们自然占据了行政区划代码的最前端,也就成了鲁A—鲁D,1983年建市的东营、烟台,就只能屈居E和F了。
但一个城市如果在1994年之后才建地级市,那车牌号就只能排在原有其他城市的后面了。因为车牌号要保持稳定,最后一次大调就是1994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Q:为什么先成立地级市的城市,现在未必成规模?
A:过去,大部分地区是农业地区,工业化地区很少,设置地级市的,除了省会,都是重要的工矿城市。在一些有工业基础的省份,工矿城市往往本身就是传统大城市,譬如山东青岛,辽宁旅大(1981年旅大才更名大连),但在中西部内陆省份,工矿城市往往是平地新建的,譬如甘肃嘉峪关(甘B),四川攀枝花(川D),贵州六盘水(贵B),这些本身就是从地区里析出的,天然就面积小、人口少,如果后来没有合并周边的地区,很可能就变成经济和人口小市。
所以,车牌号靠前的城市,一定是计划经济时代有重要工矿项目的城市,但它们的经济总量,未必在全省的地级行政区中就排在前面,很多省辖市当时的产值就不如一些地区(就像直辖市GDP未必高于省一样))。很多“B城”、“C城”和“D城”现在明显不如车牌号排在后面的城市,并不见得是这些城市衰落得多厉害,这些地方原本可能也没那么强,之前排前面不过是因为地级市和地区在行政区划代码编制时有“隔离”而已。
Q:排名不靠前的城市,车牌号顺序有什么讲究吗?
A:只有车牌排名靠前的城市,车牌顺序(行政区划代码顺序)和地级市的设置时间有关,从而可以看出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排名靠后的城市原来都是“地区”,“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通常就是按照方位顺序排的,和每个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没有关系,自然车牌号靠前靠后也不说明城市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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