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手段五花八门。下面引用一阶段报道原文——
“华北某地一家农业企业试验时，在播种环节故意将水稻间距留得很开，等到收获前几天，事先悄悄把同时播种在别处相同品种的移栽到试验田里，数据自然变得好看。还有一些农业企业把提前准备好的稻谷藏在沟渠、收割机或地布里，趁现场忙碌之际悄悄混到测产稻谷中。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这种直接在试验田里动手脚的情况并不鲜见。“
更为隐蔽的作弊手段，则发生在种植环节：说是“海水稻”，实则是不克制地使用淡水灌溉；为了追求数据好看，在试验田投入大量化肥、增产剂，安排多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一亩收入两三千，成本五六千，这样获得的超高产有推广意义吗？”
《半月谈》就此提出诘问：农业试验本是一种严谨的科研手段，“一测就破纪录”的怪象从何处泛起？
恍惚间，亩产万斤的荒诞年代似乎又回来了。
二
这个时候，我很容易就想起了那张著名的照片，一个小姑娘，坐在密集的稻穗上。
那是1958年，一个疯狂的、常识被扭曲的年代，全国开始大放卫星。那张照片，拍摄于安徽省枞阳县一块号称亩产1.6万斤的“卫星田”里，那些能托住小姑娘的稻子，实际上是从各处移栽来的——《半月谈》里曝光的造假手法，“事先悄悄把同时播种在别处相同品种的移栽到试验田里“，与此如出一辙。
安徽省枞阳的记录很快被打破。不久后，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当时的报道这样写道——
“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 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配合这样的报道，也刊攀登了一张同样著名的照片，四个孩子站在稠密的稻穗上跳跃，就像站在沙发上一样。显然，它轻轻松松就将小姑娘坐在稻穗上的照片给打败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话说广西环江县委发现自己远远地落后于兄弟县市，心里很着急，决定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于是，195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放了一颗巨型卫星，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这也是当年“吹牛比赛”的高峰。
不过我好奇的是，这个亩产13万斤没有留下照片，终究有点美中不足。很可能，以他们的想象力，找不到恰当的图片表达方式了，要我说，找台收割机压上去试试？
这里顺便说一下，环江县放了这颗巨型卫星后，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这数字是环江县1957年任务数额的4.8倍。为了完成任务，县委把各社队的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上交了。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征购任务是粮食1亿斤。民众无粮可交，县委连猪、牛牲畜的饲料粮都全部并入国家仓库。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县委书记洪华表态：〝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60年1月，洪华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10月，洪华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三
说回《半月谈》揭露的一些地方农业试验田造假现象，这才过去多少年啊，坐在稻子上的小女孩不出意外的话还健在吧，可是，那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似乎又回来了。
据说，如此造假可以一举多得，对农业企业来说可以推销种子，套取补贴资助，对相关专家来说名利双收，可以拿到高额咨询费，对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则是夸耀的政绩——可是，此风如果继续蔓延，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吹牛就是正能量，大家一定会心照不宣地开展吹牛比赛；如果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就被视为负能量，甚至扣上别有用意之类的大帽子，让人战战兢兢、胆战心惊，我们面对的，就会是一片巨大的令人不安的沉默。
无论如何，我要在这里大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历史并未走远，造假之风绝不可长！我还要顺便再次向《半月谈》表达敬意——上一次，是它披露某地财政供养人员超过税收5倍——这一次，它戳穿了你糊弄我糊弄你的造假把戏，体现了媒体的使命担当。毕竟，揭示真相，是帮助社会回归正途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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