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我父母作为农民的黄金时代。
母亲无数次回忆，我们山东十年九旱，那年老天爷直接赏饭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来不用下山挑水浇花生。她经常给我描述这个画面：山上吹着凉凉的风，漫山遍野的花生开着焦黄焦黄的花，正白正白的天空飞着很多很多蜻蜓和蜜蜂，雨后彩虹架在两座山腰，泉水哗哗流淌。描述完，她还总加一句：你说，我大字不识一个，种了一辈子地，那是唯一一次亲身感受到农村风景如画。
父亲也回忆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是一句话：但是一条，那年花生大丰收，但是一条，就丰收了那一年。父亲对一件事定调时，喜欢用“但是一条”，相当于“ALL IN ALL”吧。
那年自然是个好年。
春节临近，我从河里滑冰回来，一进门，炉灶的火通红，一股毛发烧焦的味扑鼻而来，母亲说，别碍着你爸“煳猪头”，父亲不停地加火，把一根铁火柱烧得通红，对着半个猪头一顿输出，不一会，猪头变得面目全非、黑黄相间，连鼻毛都烧没了，洗干净，大锅开炖，父亲说，可惜是半个。
不一会，热气升起，继而腾腾，几小时后，纯正的肉香味丝丝缕缕入鼻，我的嘴唇翕动，母亲说，看你，馋虫都出来了。我早就洗好了手，打了几遍肥皂，就坐在小板凳上一动不动，堂弟喊我，我也不出去玩，就静静等在炉灶边。
我们一家三口人的脸庞被炉火映照得通红，书面语说就是，洋溢着幸福的笑靥。多少年后，我到过很多很多地方，每当想家时经常脑补这个定格的场景，炉灶里通红的火，那是千家万户的烟火；锅里开水沸腾的声音，那是家的声音；三张映红的面庞，那是自然而然的全家福。
我和母亲全程瞩目的“煳猪头”，你们知道了开头，但猜不到结尾，剧情突然间、毫无预谋地彻底反转。
傍晚时分，锅里猪头肉熟透了，两个现象可以佐证，一是父亲随手轻轻一撕就能撕下来，二是，院子里拴着的狗已经不停地想挣脱绳索，我呢，也实在难以控制要吃猪头肉的那颗心。
父亲终于决定揭开锅盖，左手用一双筷子插住猪头，右手把猪头上的肉撕到一个我家最大的碗里，手被烫得不行，也不能停下来，他说，得趁热才好吃，母亲提前做好的蒜泥已经放在炉灶旁。
我伸手从碗里拿了一块，不等放嘴里，被父亲立刻打掉在碗里。他说，这一碗是给你爷爷奶奶的。他继续往碗里撕肉，我和母亲眼睁睁看着，碗里的肉已经“FU LIU”了（家乡土话，对应汉字貌似“富流”，形容很多），父亲还在往碗里压。最终，锅里几乎只剩汤了，母亲开腔了：你倒是给孩子留点。父亲回：孩子还小，老鼠拉木锨。
我家离奶奶家是一条100多米的山腰羊肠小路。一个肚里没有几滴油水的少年，端着一碗满满的猪头肉，行走在隆冬腊月的小路上，突然间就哭了，痛哭的那种，感觉从未有过的艰难和委屈，一边哭着，一边一股子一股子地闻着肉香。猪头肉的香是余音绕梁的香，是沁人心脾的香，绝非猪身肉和排骨可以媲美。那是浔阳江头夜送客，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那是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是锦瑟无端五十弦。
那是一场极其倔强的哭泣，我尽可能地闻够香味，又固执地一眼不看碗里的肉。尽管走出家门时，母亲朝我使过眼色，可以在路上偷吃一点，但那时的我，敏感而自强，坚定地一口没吃，对父亲充满莫名的怨恨。奶奶看到这么多肉，说，带一半回去。我说：家里还有满满一大锅，满满的，满满的。奶奶回：哎，跟你爸说，丰收了也不能这个吃法。
我回去时，显然，他们已经吵完了。炉灶里的火灭了，锅里的肉汤开始变凉，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再靠近锅台。突然父亲怒吼一声：等有大钱了，杀头猪过大年，一斤都不卖的那种吃法，放开裤腰带吃个够。
我和母亲没回话。第二天，母亲把一锅汤煮成了花生冻，我一口没吃，整个春节都没碰那锅东西。
后来，杀头猪过年成了父亲最大的梦想。不过，这个梦想逐渐通缩。他怒吼一声时的口径是：杀一头猪一斤都不卖，放开裤腰带大快朵颐。后来口径变了：好好养头猪，养肥了，过年时杀掉，把猪肉卖了还还“饥荒”（外债），剩下的猪头自己煳着吃。
可能我家没有养猪命，别人家养猪，一年出圈，我家养两年，身材依旧苗条得要命。是的，没开玩笑，这头苗条猪真要了命，啥猪食吃几口就把猪食槽拱了。父亲终于气疯了，让母亲煮面条喂猪，还是不老实吃。父亲对猪定调了：你就是一个吃面条都不长膘的“让家穷”，他抡起锄头把猪砸死了。这次，连“但是一条”都省了。
那几年，是我家喝凉水都塞牙的“黑铁时代”。
养公猪不行，改养母猪，结果要么不生小猪，要么生下来活不了。风水先生说，你家太干净，养猪成不了。总算有一年，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老母猪，生了一窝小猪，也都活了，结果被狼吃了。父亲终于消磨完了他的母猪梦想。我家老母猪卖到新东家后，据说，一年能给人家带来几千块的利润。“最终还是‘添活’别人了。”母亲说。
父亲决定重新养公猪。他说，农民家不养猪就不叫一个家。他从集市买了一头小猪，用木车推着回家。猪热死了——那个夏天，就是那个夏天，属于我的花季少年的夏天，就在父母哀伤的眼神中懵懂度过。谈不上多差，更不能说多好，就是平平淡淡穷苦人家的普通日子。
后来，父亲开始多病，一场场疾病花掉了我家所有的积存。去世前他说，一生两大遗憾：一是没能杀头猪过年，二是没有等到孩子结婚生子。
事实上，我在十六岁的花季少年时期，体验过一次放开裤腰带吃猪头肉的牛逼经历，这是父亲对他儿子最欣慰的三件事之一。
那年，我第一次给《莱芜日报》投稿被刊载，稿费8元。一下看到这么多钱，还是自己挣的，不知道咋花。父亲说，想咋花就咋花。我去买了猪头肉，正好一斤，拎回家，摆上桌，母亲配了一盘花生米。父亲说，把你舅叫来，喝酒。
那一刻，真正懂了何为大快朵颐，何为放开裤腰带大快朵颐，原来先放开裤腰带才能大快朵颐。
在我们村，我舅爱吃猪头肉人人皆知。后来，母亲说，猪头肉谁不爱吃？你舅是公家人，当老师，按月发钱，吃得起猪头肉，你要干一个按月发钱的活，别跟我们一样就会“修理地球”。
我舅不白吃我的猪头肉。他大快朵颐后，满脸喝得通红，说，好好写文章，笔杆子挣钱是站着挣钱——很多年后，《让子弹飞》里那句“站着挣钱”成为梗。我舅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我开始更多地学着运营手中的“烂笔头”。
在我村，有个知名事件，也是父亲最欣慰的第二件事，是我给市长写信为父亲讨回公道。简单说吧，父亲很少进城，又属于路见不平总要上去问问的那种，结果在莱芜官寺市场被几个小流氓打了一顿。我根据父亲的描述，随即书信一封直接寄给市长。
突然一天，我家来了两辆车，下来一群“大盖帽”，我妈以为我惹祸了，腿都吓软了。这批人听说我在学校，一路浩荡又来到莱芜二中。我出名了，校长都给我点赞。事情的结果是：市长收拾了这群小流氓，整顿了市场，父亲得到了100元钱的补偿。我惊讶地感知到“文字的力量”，后来坚定地去做了记者。那时的记者还有一个外号：“无冕之王”。
再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从高中开始，拼命写稿，拿到稿费后，大快朵颐啃猪头肉。刚到报社当记者那会，某个深夜值班，接到一个电话投诉，某街一个猪头肉作坊机器声响扰民。我骑上自行车就去为民请命，由此认识了作坊老板。后来，他的作坊成了在山东无人不知的大品牌。
再后来的后来，往返于海外和国内，每次出国最多熬到一周后，就去华人超市买猪蹄子、猪下水，回家炖一锅。热气腾腾时吃肉，冷却后吃猪皮冻。
何以解忧愁，唯有猪头肉——再说一句，海外不管啥超市，买不到猪头，我很好奇，猪头哪里去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食谈（ID：yishitan001），作者：赵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