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亲密关系
与世隔绝的阿尔卑斯山上,女作家桑德拉的丈夫塞缪尔被发现坠亡在自家门前,没有目击者。妻子桑德拉成为唯一的嫌疑人。
第76届戛纳金棕榈奖最佳影片《坠落的审判》,在过去一年各大影奖中获奖无数。上个月举办的第36届欧洲电影奖中,它继续横扫,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女演员等多个奖项收入囊中,被认为是冲击本届奥斯卡奖的热门影片。
《坠落的审判》以悬疑的调子引入,追寻着坠亡的真相。无人目击的坠亡案,让德国作家桑德拉不得不在法国异国他乡出庭自证。过程中,这对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铺陈而出,他们的矛盾也被呈现在外人面前。拨开性别滤镜,观众和庭审参与者一样,在故事进行中,感受着亲密关系中掌权者和被掌控者各自的境遇,特别是失权者的无奈和愤懑。
故事开端,一些场景就暗示了这对夫妻的关系模型。
法国阿尔卑斯山上的一栋木屋里,40多岁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正在接受文学系女研究生佐伊的采访。桑德拉时不时抿一口红酒,酒精和对视将氛围变得暧昧不明。绕开了有关写作的提问,桑德拉将话题转到了女学生佐伊身上。
氛围正融洽,阁楼上传来了嘈杂的鼓点,是美国说唱歌手50美分《P.I.M.P》的器乐版,一首带有贬低女性色彩的歌。桑德拉语气淡淡地向女学生解释,丈夫塞缪尔正在阁楼上工作。
塞缪尔没有露面,锋利嘈杂的音乐声代替他介入妻子和旁人的谈话,彻底搅乱了原有的氛围,终止了楼下两人的谈话。
这是塞缪尔的最后一次挣扎和抗议。佐伊离开一个多小时后,塞缪尔被发现坠亡在家门前。
桑德拉站上了审判席。为了洗清嫌疑,她被迫将自己摆在丈夫的对立面,为自己辩护。这段看似平和的婚姻关系里隐秘的伤口终于暴露在公众眼前。
《坠落的审判》在塑造这对夫妻关系时,设置了大量细节。
桑德拉和塞缪尔同为作家。然而,桑德拉成就不断,写作、采访、著作出版连轴转,塞缪尔则投入大量时间在家庭事务和儿子的养育上。在他看来,自己一直跟随着桑德拉的步调组织家庭生活,失去了自己的创作空间。
这是家庭分工。
在这之外,夫妻二人在性格气质上也区别于社会传统。与女性被要求的温柔顺从不同,桑德拉冷静锋利,一头干练的短发向后梳,露出锐利的五官。他们的孩子四岁时遭遇意外事故,桑德拉用短暂的出轨发泄情绪而后振作,找不到出口的塞缪尔则长久沉湎在痛苦之中。
失衡的权力会扭曲一段关系,而关系中的失权者则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事实上,塞缪尔也渴望在写作上真正实现自我追求。在亲密关系中话语权孱弱的他,曾提出抗议,希望跟妻子重新分配双方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时间。他声音颤抖地述说着自己为家庭的付出,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急。面对丈夫崩溃的情绪,桑德拉不动如山地坐着,蹙着眉看他发泄,轻描淡写就拒绝了让步、改变。
这段婚姻关系明显为桑德拉提供着相对而言更多的便利。处于优势地位的桑德拉难以理解丈夫的需求,也拒绝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失语的塞缪尔,只能用大声外放的嘈杂音乐,一遍又一遍强调自己的存在。
影片没有大篇幅地叙述婚姻生活,而是通过庭审过程中对各项证据的剖析,深刻展露了一段失衡关系背后的种种隐痛。有关这点,影片里庭审过程抽丝剥茧的对话铺陈,和由此展开的故事碎片,是语言无法描述的观影体验。
塞缪尔的心理医生站在证人席上,与桑德拉针锋相对,他揭开了塞缪尔对桑德拉最负面的情绪。塞缪尔将桑德拉的行为描述为“像是对他的阉割”,他认为自己独自承受着关系不平衡带来的精神压力,而桑德拉是造成这一切的中心。
性别处境对调的设置,使得身为男性的塞缪尔落入了现实中女性更常遭遇的困境中。自我实现的无望、被琐碎家务淹没的困窘、不被理解与肯定的失落,塞缪尔品尝着女性们的苦楚。而桑德拉作为掌权者,站在了以往男性们的位置上,扔出了一句轻飘飘的否定:“没人强迫你。如果你想要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我从未阻止你。”
到了影片的中后段,谁是真凶已经不再重要。观众们随着控辩双方证词的交锋,沉浸地体味着这段亲密关系中夫妻双方的不同处境。
当社会中长久处于掌权者的男性,沦为关系中的失权者,权力对于一段关系和人的异化,变得更加明显。不像一直被规训着要做贤内助的女性,她们习惯了将自己放到家庭之后,男性难以舍弃自己的社会价值,更难以接受自己成为辅助的“第二性”。
桑德拉的辩护律师的一句台词,总结了这段关系的困局:“桑德拉唯一的罪名,就是她在塞缪尔失败的领域获得了成功。”获得权力的女人,和失去权力的男人,无法在社会传统的角色脚本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爱在自我的相互倾轧中扭曲变形,最终迎来了这段关系的坠落。
颠倒的处境
桑德拉和塞缪尔式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当下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与男性一同追求自我实现,不少女性像桑德拉一样取得了比丈夫更为出色的成就,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家庭分工也随之改变,一些男性成为了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女强男弱”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常见。
有数据显示,过去30年,美国因为经济下滑,全职爸爸的数量几乎翻倍;英国、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全职爸爸比重也明显上涨。在我国,全职爸爸的相关话题也不断在互联网上引起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大量亲历者的感受和讲述,一个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在此前的夫妻关系中,照料家庭的那一方存在着被忽略的贡献。
在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女主角森山实栗与男主角津崎平匡结成契约婚姻,靠在津崎平匡家做全职主妇赚取收入。她计算出,全职主妇一年无偿劳动的时间为2199个小时,换算成年收入,超过了300万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大约20万人民币。
作家毛利的丈夫陈华椋成为全职爸爸后,也像塞缪尔一样,感觉到个人时间被家务侵蚀。他辞掉工作前,幻想着自己能一个星期游泳四次,真正成为全职爸爸后,他才发现要在下午抽出完整一个小时的空闲,几乎难以实现。白天的时间被琐碎的家务挤满,只有等到晚上十点半孩子入睡,他才真正获得自由。
对于陈华椋来说,全职爸爸也是一份职业。2018年,他辞职回家,妻子毛利继续按照他当时年薪30万的薪酬水平,每月给他发放2万元工资。
像作家毛利这样,有意识也有能力,用金钱和情绪给无偿的家务劳动赋予经济价值的家庭,并不多见。大多数普通家庭中,一个人的工资收入要负担全家的开支,都可能是在勉力支撑,更别提为另一人的家务劳动提供经济上的肯定。
比起可量化的经济收入,家务的价值在社会中一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涅茨,在书写生活成本指数的研究报告时,曾苦恼过是否应将无偿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纳入官方统计。最终,因没有可靠的依据估算它们的价值,西蒙选择放弃。直到今天,美国仍在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程序,依然把家务等无偿劳动排除在外。
在现代人类社会的家庭结构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家庭劳动主要附着在女性身上。曾经附着在女性身上的家庭无偿劳动,如同第二性别一样被放在次要位置。
创造财富的工作,被视为首要。拥有更高经济收入的人,站在了传统婚姻结构中掌握更多权力的位置,大多数时候是由男性占据。
困境总是一体两面地吞噬着两种性别。一直被鼓励要追求事业成就的男性,无法在家务中获得价值认同,他们常常陷入社会身份的失落。
做全职爸爸的五六年时间里,34岁的章辉活动范围越来越窄。他抽不出时间再与以前的朋友、同事社交。偶尔一次聚会,他也不能完全融入,其他人聊起工作时,他很难自然地谈论起自己在家中的劳动。章辉也很难融入新的圈子,每每带孩子在小区里玩,他都要远远绕开聚在一起的老人、保姆和全职主妇。他害怕落在他身上的审判目光。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副业,希望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不仅框住了男性,也将母职牢牢捆绑在女性身上。家庭职责仍被默认为女性应优先承担的责任。疫情期间,因孩子在家上网课而被动辞职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在社会严苛的审判目光中,事业成功的女性必须兼顾好家庭,才能免于诟病。
在社会的规训下,女性不停地自我反思,确认自己在家庭中的价值。难以卸下的母职焦虑,也部分传递给她们的伴侣。
女性是一种处境。当男性掉入这种处境,一样的困苦也会缠绕他们。
孩子4个月大时,王进的妻子有机会调往总部工作,获得更好的待遇。为了支持妻子,也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王进开始了晚上工作,白天带孩子的生活。整天连轴转,王进只能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抽不出更多的心力去实现妻子对孩子教育的要求。无法忍受丈夫在孩子教育上的不上进,王进的妻子辞掉了正值上升期的工作,回家发展。
丢失了工作机会,妻子变得敏感易怒。听到前同事升职的消息,她的情绪就跟着起伏。她抱怨王进辅导不了孩子的作业,抱怨孩子被照顾得不周。夫妻关系越来越紧绷,最终走向破裂。
性别角色颠倒,价值体系也跟着错位,他们的付出与努力难以嵌入社会主流的价值标准,就只能在关系天平的两端不断加码,向对方索要公平。
失衡亲密关系中,权力的争夺
“我想让你看看,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平衡。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讨论?”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塞缪尔,在争论中喊道。他希望桑德拉能正视他们失衡的关系。
这样的呐喊,在真人秀《再见爱人3》中也曾出现。纪焕博比王诗晴大十岁,一直在关系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同为模特,他认为自己经验阅历积累更多,便一直指导王诗晴的穿衣风格,把控她的职业选择。随着王诗晴年龄、事业的成熟,她越来越想摆脱这样的控制,掌握自主权。而她摆脱控制的方式,则是在纪焕博身上复制同样的控制关系。
曾经合作着在国际T台上打拼的两人,在亲密关系中变成了竞争对手,争夺着权力。
无论是在其他两对夫妻面前,还是在王诗晴的母亲面前,双方都不断强调自己的付出,否定对方。同一件事,在各自的视角里呈现出不同的样子。洗碗的次数、家务的分配、对事业的不同看法,都被堆砌在镜头前,希望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以宣判最后的赢家。
豆瓣一位网友曾评价“女强男弱”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双方都别想当男人。”这里的男人不是指生理性别,而是指掌握权力的男性位置。现实却是,这种关系的双方都想当“男人”,却都未能如愿。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一旦权力失衡,就可能会出现双方为成为上位者而争夺的场景。
失权者长久以来被刻意压制的自我,总有反弹、膨胀的时候。原本自愿的付出与妥协,成为争夺权力时的武器与筹码,连带着勾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哀怨。掌权者放不下既得的便利,失权者想要争取更多的自主空间。双方各自为战,不愿也无法理解对方的处境。
爱在互相攻击、争斗的过程中被磨损。如同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解释的:爱,被个人主义,即一种将一切事物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必要性,一种可定义当今社会所有个体自私行为的逻辑,置于濒死的边缘。
傅首尔与刘毅来录《再见爱人3》的目的,是为了确认相互之间是否还有爱,这段关系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方式。
这段14年的婚姻关系看似平和幸福,对于傅首尔和刘毅夫妻二人来说,却布满隐痛。
傅首尔演艺事业上的成功,使得她成为了家中的经济支柱,刘毅成为“全职丈夫”。等到傅首尔事业上的发展更进一步,2019年,一家人从合肥搬到上海,刘毅无需再为生计发愁,却也说,感觉到自己在家庭中不被需要。在送给傅首尔的生日卡片上,刘毅没有谈及爱,他写的是:“助你高飞。”在他眼中,妻子的成就都是个人努力换来的,他没有资格瓜分。
刘毅说,自己对生活失去热情。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也讲不出自己的失落,就用坚硬厚重的壳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再袒露自己的需求,一切以配合傅首尔和这个家为先。自我被压抑越久,人也越冷漠麻木,他不再为妻子提供情绪价值。
傅首尔追求着自我成功,也盼望着刘毅能尝到自我实现的快乐。她鼓励丈夫发展各项爱好,完成剧本创作。但在节目嘉宾的观察和分析中,傅首尔忽略了一点:这些成长都是以她的价值取向认定的。对于丈夫刘毅来说,他人生这个阶段被什么困住,又该从哪里开始“成长突破”。决心向前冲的傅首尔没能理解到刘毅的颓丧,常常恨铁不成钢。
在《再见爱人3》最后的自我对话环节,傅首尔剖白,她曾想过如果自己不是个这么有野心的人,会不会更幸福。
失去权力的男人和得到权力的女人,在亲密关系中都陷入迷茫,找不到方向。一方被忽视,一方被否定,双方都难以理解和体察对方的需求,只能渐行渐远。爱还在,但这段关系已经成为两人共同的负担。
学者戴锦华曾说:“当一切都在鼓励我们成为胜利者,成为赢家时,所有的软弱,包括女性的软弱、男性的软弱,所有的蔑视以及践踏失败者的逻辑都似乎成了一种必然。”
父权制社会将“慕强”与“恐弱”内化在社会规范中,亲密关系也成了权力的角斗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其吞噬的受害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2),作者:杨晓倩,编辑: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