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青岛外卖员被保安刺死的事件，相当多的讨论集中在了外卖员的“海归”背景上。
我此前提到过，就这一案件本身而言，讨论外卖员的出身实际上是“离题”了。不过，作为当事人的外卖员处境不理想，也是事实。
关于“海归”为何“沦为”外卖员，相关讨论有两个主要的指向——其中一种观点是说，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放缓之后，“海归”也找不到好的工作，“黄金时代”已成明日黄花。另一种观点则在技术上对外卖员家庭的选择作出评判，如“普通人就不要去澳洲读水校”了，“心理学这种专业除非家里有矿还是别读了”。
这两种观点是不是有道理呢？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
如果现在是十多年前，澳洲硕士恐怕送外卖的几率确实不高。
如果这位当事人学的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种“硬核专业”，那有可能也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海归”的处境如何，经济大环境是与之相关的宏观背景，个人的毕业院校、专业是个体的微观要素，但在我看来，今天“海归”不香了这件事，还是不能要么一个极端谈宏观，要么一个极端谈微观，从中观层面来看，更持平一些。
“海归”不香了，首要的原因，显然是供需失衡。
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公布每年的留学生数据。考虑到过去三年的特殊因素，这一数据最后一次有较强可比性是2019年。
2003年，当年出国留学人数是11.73万人，留学回国人数是2.01万，回国人数不到出国人数的五分之一。到2019年，当年留学人数70.35万，回国人数58.03万，回国人数已经超过出国人数的八成。我们把当年回国人数超过当年出国人数的半数，视为中国留学大井喷的一个分水岭，这个时间节点是2011年，这一年出国留学人数33.97万，回国人数18.62万，当年回国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出国人数的半数。
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海归”，实际上都是2011年之后出国留学的。截至2011年，回国的留学生累计是81.84万，而到2019年，回国留学生累计达到423.17万，也就是说，从2011年到2019年之间的八年间，回国留学生净增341.33万，这八年的“海归”占了“海归”总数的81%。
2019年，当年留学回国人数（58.03万）已经比2011年水平（18.62万）增长了212%，这一增幅实在是太大了。2019年，国内高校毕业生只比2011年增加了26%。“海归”的增幅，超过国内高校毕业生增幅的八倍。
2011年之前，中国经济处在高增长阶段，但“海归”的绝对数并不多。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开始放缓，但“海归”却出现了大幅井喷。即使中国经济保持双位数增长，也无法让三五年就数量翻番的留学生，保持之前留学生的就业质量，遑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降速，留学生就业质量的崩盘在所难免。
“海归”不香了的第二个原因，是留学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
2003年，中国在海外已完成学业的留学生34.36万，毕业后回国的17.28万，占比50.3%，留在国外的有17.08万，占比同样接近一半。
当时，留学之后直接移居海外是留学生的主要选项之一。由于彼时中国留学生绝对数量极少，且当时中国经济不发达，能留学的几乎都是公派生或者获得海外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尖子生。当时，海外对中国留学生有很强的消化能力，而“海归”回国者绝对数量非常稀缺，在语言和见识上，也足以对当时国内的学生形成碾压。
而到了2019年，已毕业的490.44万赴外留学生中，回国工作的达到423.17万，占比86.28%。从2003年到2019年的十六年间，留学生留在海外的只增加了50万，平均每年3万人。但回国的增加了400多万，平均每年增加25万。
海量的留学生，已不可能在海外被消化。留学回国成为了绝大多数留学生的必然选择。同时，新一代留学生大多数已经是无奖学金（至少是没有全额奖学金）的自费生，留学生资质的参差不齐也不可避免。
2019年当年的“海归”数量达到了58.03万。这一数字可能已经超过了国内的985院校（“985”虽然在财政意义已被“双一流”取代，但HR和公众仍习惯使用这一名词，故在此仍用此指代）毕业生数量。考虑到绝大多数“海归”的自费生背景，对用人单位而言，“海归”的含金量甚至已不能和985院校毕业生相比，当“海归”比985毕业生还多的时候，谁还敢确信这些“海归”都是精英呢。
很多人讨论“海归”的投入产出比问题。应该看到，如果今天还把留学当成一种为未来高收入进行的“投资”，完全是不成立的。
在2011年之后的“留学潮”中，大部分留学生的家长，还是从此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成长起来的“中产”。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海归”非常稀缺，他们往往看到和自己同龄的“海归”比自己更加成功，因而也希望子女复制前人的成功路径。
但事实上，早年“海归”的普遍成功，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经济高增长和中观层面的“海归”极度稀缺两个因素的叠加上。而现在，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了。
而且，此前在中国取得财富和商业成功的“海归”，大部分在微观路径上，要么是进入顶级的外资企业和机构，享受Global Pay（跨国公司全球相对统一的高薪酬），要么是从事创业或投资。不管是GlobalPay，还是创业、投资，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的收入可以完全与中国社会的平均收入脱钩。如果说“海归”拿的是GlobalPay，他们的收入更多和留学国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中国的收入水平挂钩。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高等教育收费策略。但即使在高等教育实施收费而非免费制的英美体系国家，大学的学费整体和社会的收入水平仍然是匹配的。即使家长把学费真的作为一种“投资”，在一定年限之后这一投资，仍然可以通过学生的现金收入收回，并且这个年限不会太长。
其实在中国，不讨论学生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前期投入，单看大学学费，即使是民办本科的高学费，毕业生哪怕是做几年产业工人都可以收回投入。
把留学当投资，最大的bug在于：你投入的成本是海外发达国家的学费，但你一旦回国，你的收益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只能对标中国的收入。中国的人均GDP目前大约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人均收入的比例甚至更低。拿美国文凭在美国挣钱，可能五年回本的事，在中国就得三十年，等于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有人会说，既然是留学生，那么在中国赚的钱就一定会比一般中国毕业生多。对不起，真的没有这回事。很多人没有分清因果关系。以前的留学生挣得多，是因为他们占据了Global Pay，或者顶级投行、美元基金这些生态位，他们的高收入是他们的岗位带来的，不是他们的学历带来的。
最近十年内，中国的“海归”增加了300多万。我们的社会哪怕是在过去最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匹配海外学费“投入产出比”的工作。所以，对于大多数以回国工作为目的的留学家庭而言，财务账大概率是亏的，对这一点，一开始就得想明白。
今天去海外发达国家留学，如果追求绝对的“财务回报”，除非是有最好的条件去最顶尖的大学，只能锚定最容易留在海外的专业和路径，寻求当地就业，“海归”在国内做“人上人”的年代，早已是明日黄花。
但本质上，留学作为个人选择，本来就不应该只是出于就业的功利目的，看见新世界，形成新思维，探索新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价值本来也不能用金钱量化。
其实，这篇文章就留学谈的这些点，没什么新鲜的。但我想提醒各位读者实际上是在本文开头就提到的——做选择不能只看“宏观”和“微观”，更要看“中观”。
在当下的舆论场上，很多关于个体命运的分析，要么完全诉诸宏观环境（譬如“海归”不香了就是因为经济不再高增长），要么纯粹诉诸微观的个人选择（譬如“海归”个人的不成功都源于学校、专业等等个人选择）。这两种逻辑其实都很偏颇，前一种观点完全否定了个人主观能动的可为性，而后一种观点又是典型的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事实上，对于今天的个人选择，“中观”层面的因素至关重要。比如要不要留学，去哪里留学，这其实就是个典型的“中观”层面的决策，只有回到“中观”层面看，才可能作出最适当的决定。
平心而论，再复杂的宏观形势，都可能有中观层面的机会。而要把握这样的机会，也未必都需要非常具体的微观门槛。没学计算机就不能进互联网吗，没学工科就不能做新能源吗？所谓的专业门槛，往往其实也只能决定一个人从事什么工种，而并不能决定一个人能进入什么领域。
所以，不管宏观大势如何，不管个人在学历、专业上的微观条件如何，人还是有空间寻求相对较优的解。洞察“中观”，把握“中观”，或许能让人不惑于宏观环境的波动，也不囿于微观条件的限制，从而在时代沉浮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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