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说：“幸福由闲暇构成。”
然而叔本华说：“普通人的命运注定难得有无干扰的闲暇。”
2023年夏天，北京一家名叫“未读”的出版企业上了热搜，因为他们的员工将拥有更多闲暇——这年8月1日到12月31日，该公司试行每周工作四天半的新制度，并根据试行效果决定来年是否延续。
如今年关已过，“未读”实验的结论如何？
守护好每周四天半的工时制
效果可能很不错。进入2024年，“未读”的员工告诉虎嗅，他们将继续享受每周休息两天半的福利。
专心工作的“未读”打工人。
但“未读”创始人兼CEO韩志不觉得这是一项福利。“我更希望定义为‘激励’，因为每周4.5天的工时制度是我们主动为之，而‘福利’更像是法律做出的要求。”这种激励显然让公司的陈卓（化名）很受用，她是一名图书编辑，每周工作四天半让她颇感幸福。
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缩短工时是否意味着工作节奏变紧张？陈卓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体会，更多的休息时间也让她效率更高。“但我在编辑部门，其他部门会不会节奏变快，这个不能确定。”
缩短工时是否导致加班增多，或者薪水降低？陈卓也没感觉到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年底，她被加薪了，幅度并不比往年低。她还注意到：“很多同事不会一到周五12点就真的下班，手头有事的话还是愿意做完再走，比如下午3点下班。”
韩志介绍，最初试行新工作制，缘起去年六七月间在企业内部组织的一个创新大赛，包括让员工提工作方式创新的建议。“有人觉得可以小范围试行4.5天工作制，这让我眼前一亮。而且此前国家也有过灵活设置工时的倡议，那就别小范围了，索性在全公司都试行起来。”
缩短工时提高了员工的幸福质量。韩志提到，“摸鱼”成为近些年的流行词，“是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其实当事者也不愿意，但没办法，因为上班必须打卡。比起每周多半天的休息，摸鱼还要担心被老板发现，幸福质量并不高。”
他还发现，缩短工时后，公司员工的离职率下降了。“对于我们出版行业，更加稳定的团队有利于企业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中，“未读”各项指标的业绩都大幅提升。“当然，如果把业绩提升都归因于新工作制也不科学，主因很可能还是公司在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等方面的优化，但至少说明，缩短工时并不必然导致业绩下滑。”韩志说。
图为“未读”创始人兼CEO韩志。
他认为，每周休息两天半，也提升了所有人的个人能力。因为任务还是那么多，无论员工、部门主管还是企业负责人，都要提高统筹规划能力、管理能力。能力提升不仅让企业受益，也有利于员工的职业前途，甚至应用到生活中。“这也是为什么工作效率提高了，但不会感到更累，因为你能力变强了。”
陈卓还向虎嗅介绍：“尽管今年一季度继续执行4.5天工作制，但二季度是否顺延，依旧要看一季度的执行效果，而且将由各部门领导而不是公司老板决定。”
“只是对于我们来说，四天半真的太棒了，大家都尽量把工作做好，保住新制度可以一直执行下去。”她还笑道，“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看到其他企业员工没我们幸福，有时心里也偷着乐。”
效率提高不等于缩减工时
无论韩志还是陈卓，都提到了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效率或许是缩减工时的前提。
我们为了闲暇而努力工作。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认为，可以把闲暇理解为一种商品。一般情况下，生产效率提高了，工资才会提高。有一部分人想少工作，愿意为此放弃更高的收入，相当于花这部分钱去购买了闲暇。“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是一种浪费，所以选择多工作，花钱去购买别的商品。”
从长期看，生产效率提升有利于缩减工时，但在某些阶段并不必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赖普清在一项研究中统计了英国工人的工时变化：“在1350年至1550年间，英国工人每周仅工作30小时左右。18世纪中期开始工业革命后，他们每周的工时从52小时左右急剧上升，到1800年至1850年之间，已经超过了65个小时。当时也是工资水平最低的时期，为了满足最低的必需支出，英国工人不得不增加劳动时间，这个时期被称为英国工人的‘悲惨时代’。”
尽管说不上悲惨，但当代中国打工人也面临类似苦恼。我们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CPI及必要性消费支出也在增长，仅靠法定工作时间获得的工资性收入，难以应付必要的消费性支出。尤其是绝大多数低收入者，由于难以获得经营性、资产性收入，需要“追求”加班来提高收入。
赖普清还向虎嗅解释：“工资水平主要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悲惨时代’的英国劳动效率虽然提高了，但农民、女工、童工大量涌进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自然压低了。但说实话，企业和资本家也只能服从市场规律，如果提高工资，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和资本家都倒闭破产了，工人找工作会更难。”
工业革命时期，矿井里运煤的童工。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可能处于，或即将处于一个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时代——正如工业革命的机器替代了大量体力劳动，今天的AI技术正在替代部分脑力劳动。
西方国家有大量调研结论认为，缩短工作制（例如每周工作4天或35小时），可以提高雇员工作效率，从而保证甚至提高企业营业额和利润。但如果是硅基的AI帮助企业提高了工作效率，雇主还愿意缩短碳基雇员的工时吗？
更重要的是，AI提升生产效率后，让10个人每天干8小时才能完成的任务，有可能只需要8个人了。如果参考19世纪的英国历史，不裁员甚至可能削弱企业的竞争力。
“用上AI了，技术提高了，雇员工时短一点，有可能，但不是企业的最优考量。”陈玉宇认为，除非解雇工人的成本太高，正常情况下，企业会选择裁员。“就算不裁员，企业也会减少每个工人的工时，如果小时工资不提升，人们的收入是会降低的。”
但关于失业，中国学界保持着一种乐观——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与AI革命最终可以创新商业模式、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方式。
但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不容易。陈玉宇强调，未来要保持市场活力，创造条件让企业家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缓解短期内人工智能对于劳动力的替代。“这个过程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痛苦的，而且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赖普清还担心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马太效应”。“我最近做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知识和技能在今天越来越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会导致高能力和高人力资本的人工作时间更长，收入也会高得多。无论在工作时间、工作强度，还是工作收入上，都呈现出‘马太效应’。”
他建议：“要加强社会保障，使社会每个成员在困难时期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各类培训，包括由政府资助的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再就业能力。”
“未读”经验未必可复制
陈玉宇指出，也不必把新旧生产力的转变过程想象得过于可怕。“AI来得太快，担心我们的努力跟不上它的速度，不是毫无道理的。但回顾历史，19世纪后期发明了拖拉机，而在美国或者其他很多地方，直到二战以后，拖拉机在田地里提供的马力数才真正超过牛马等畜力。再看中国，我们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农业机械化。”
生产力提高以后，工资才可能提高，这是缩短工时的前提。陈玉宇说：“从个人角度讲，我甚至希望AI技术发展得更快一点，尽快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应用。”
韩志也认为现阶段AI的能力有限。“未读”缩减工时后，网上很多人认为AI是大功臣，但韩志说：“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原因，但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原因，主要还是其他因素提高了工作效率。可能因为AI是当下很火的一个概念，所以公众夸大了它的作用。”
事实上，过去一些国家缩减工时，当时也没有遇到生产效率快速提升的契机。但对于政府，缩减工时有别的考量，比如增加就业。从1959年到1975年，奥地利每周工时从48小时减至40小时，年休假从3 周延长到4周，其国内就业机会因此增加了60%。而从1967年到1976年，法国工作周每减少半小时，就业机会就会增加5万个。
打工人更关心的是，能否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复制“未读”经验。
陈玉宇向虎嗅说：“对于单个企业，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企业文化也好，各种老板的特殊想法也好，出现工时缩短而收入不下滑的情况，只能当作个例来看。”
韩志也认为，不是每个企业都可以复制“未读”经验，因为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特性。“从事图书出版，我们公司希望员工能够很有创意，而灵感很可能是在泡温泉或沙滩上晒太阳时获得的。我们难以将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割，适度的休闲不但不影响工作，还有利于做好工作。”
“未读”经验在当下难以在各行各业复制，但更令打工人伤心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21年2023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7.8小时、47.9小时和49小时——即使包括合法加班，中国人也可能将要触及合法工时的边缘。
如果要找一个理由去说服老板和社会，20世纪上叶的福特或许可以帮助打工人。
这位美国汽车大王认为，缩短工时有利于社会繁荣：“正是因为休闲对于消费的巨大影响，才使缩短工作时间大有必要。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消费大量商品的人，也正是生产商品的人，这也正是社会繁荣的秘密所在。”他还曾预言：“不这样做的话，全国就消化不了各个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国家的繁荣也难以持久。”
不久后的1929年，福特预言在美国出人意料地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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