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初，新冠刚开始全球流行时，因为还缺少特效药，一些科学家尝试进行老药新用的筛选，将目光聚焦在多款早已上市的药物上。比如，治疗艾滋病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有抗炎功效的地塞米松等。这其中尤以羟氯喹受到的关注和争议最大。羟氯喹在新冠疫情之前已是问世超过半个世纪的老药，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疟疾。但是在有限的证据支持下，从2020年3月开始，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里推荐羟氯喹，称它是能扭转乾坤的灵丹妙药，有望成为医药史上一个最大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3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羟氯喹的紧急使用授权。


在新冠大流行初期，羟氯喹一度被不少人视为拯救生命的“神药”。视觉中国|图

总统亲自宣传羟氯喹，这只是新冠期间老药新用的一个典型案例。事实上,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一些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在新冠疫情之初启用了这一老药。但不幸的是，随后的试验结果表明，羟氯喹不仅未能展现其治病救人的优势，反而造成接受治疗者死亡率更高。

最近，法国和加拿大的医学研究人员利用公开的研究数据，对疫情初期羟氯喹相关的死亡案例进行了估算，保守估计，仅土耳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这六个国家里，与羟氯喹治疗相关的院内死亡人数就有近1.7万人。

其中土耳其、法国、比利时的相关死亡案例数从几十到一两百不等， 意大利和西班牙各有1800多例，而美国估计相关的死亡人数最多，达到1.2万多人。这一研究2024年1月发表在《生物医学与药物治疗》(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其他国家并非没有这类案例，只是缺乏相关的公开数据，或信息不全，以至无从估算。

因此，最新研究顶多是揭开了这类死亡案例的冰山一角，全球范围内的相关死亡人数可能要远超1.7万。而这些死亡案例表明，在缺乏充分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凭感觉和经验进行老药新用风险较大。回看羟氯喹在疫情早期的效果证据和流行史，时间线证明，对该药的一些相关推荐着实显得草率。

最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2020年3月至7月的相关数据。而实际上，仅几个月间，人们对待羟氯喹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反转。较早支持使用羟氯喹治新冠的是法国的一项临床试验研究，3月20日，马赛地中海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抗菌剂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发表小规模的对照试验，发现接受常规治疗的16名新冠病人6天后转阴的比例为12.5%，而接受羟氯喹治疗的14人这一比例高达57.1%，其中6名同时使用了阿奇霉素的病人转阴的比例更是达到了100%。

这项研究在发表第二天就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力推荐，相关结论因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质疑声也很大。主要是因为这项临床研究样本量太小，样本遴选的标准也不够明确，且没有进行随机对照，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偏低。在新冠初期科学界对该病毒认识尚浅的情况下，这类小样本的探索性研究原本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尽快地报告一些发现，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参考，但关键在于如何去解读。

在特朗普的解读里，这是应对新冠的神药，值得大力推广。不过，这种强行推广的行为受到了包括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内的众多科学家的反对。即便如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是在大约一周后就批准了羟氯喹的紧急使用授权，还放出国家战略储备库中的羟氯喹供医生治疗新冠病人。最新研究也发现，在法国等地，羟氯喹的使用量正是从3月中旬开始显著增多。

但是，此后很快，知名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BMJ）和《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的更大规模、更长周期的对照研究都显示，羟氯喹对治疗新冠没有什么疗效，甚至有些人因为心电图异常还停止了这一疗法。然而，特朗普随后仍公开表示，自己已经服用了羟氯喹，并继续推广这一疗法。除了美国，印度也顶住争议扩大了该药的使用，允许用于新冠病人的治疗以及一线医护人员的预防性治疗。

由于不同国家在老药新用、对待羟氯喹的政策上有差异，最终，羟氯喹的使用情况在不同国家差别很大。早在3月25日，英国就明确表示，虽然一些报道宣称羟氯喹可以治新冠，但在英国，这个药还没有获批用于治疗新冠，因而只会在临床试验中使用，直到有确凿的安全有效证据后才会批准用于治疗新冠。在持续的争议中，到了2020年6月15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终撤销了羟氯喹的紧急使用授权。

按照药物正常的论证过程，获批上市前至少要经过三期临床试验，先要小范围的试验证明其基本安全，随后逐步评价其疗效，并继续扩大试验人数确定其疗效。而且，即便证明是良药，可以救人，大多药物也都有一定副作用。羟氯喹原本就可能造成恶心、头疼、腹泻、视力受损等大量副作用，叠加新冠感染这一新情况，在疫情之初没有人说得准大规模使用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事后来看，羟氯喹之所以造成了病人死亡率升高，部分原因是用药后对心脏产生的副作用，比如心律失常。但面对用药后产生的各类异常事件，这显然不能解释全部的致死风险。真相究竟如何，在没有全面研究之前，也很难有定论。作为疫情期间一个政治与科学相互影响的事件，相关临床试验已成尘封往事，不仅羟氯喹治疗新冠全面、长期临床效果无从得知，全球多少人当时曾服用此药，又有多少人因此死亡，这些真相也很难全然浮出水面。

从这点来看，最新研究虽然仍存在诸多局限，但通过仅有的公开数据尝试估计了相关的死亡案例，给老药新用的管理以及紧急公共卫生问题的应对都带来了一些追问。它表明，无视科学证据，仅凭个人感觉去处理专业问题，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在没有希望的路子上强行制造希望，更是贻害无穷。就老药新用的问题而言，即便面对有效药物缺乏的局面，也应重视临床前研究的结果和临床试验证据，而非单靠推理。

药物的开发通常要平衡疗效、毒性、成本等多重因素。一直以来，新药研发都面临着成本高昂、耗时长久等问题，特别是疫情突至时，时间不等人。老药新用，对各类药物的再利用，至少省去了制药环节的时间和成本，可以直接进入到临床前的试验阶段和临床试验阶段。但在论证安全有效程度的问题上，不论是老药还是新用法，只要用在人身上，标准应该是一致的。

在实践当中，药物再利用虽然困难重重，成功案例也不算多，但透过疫情时受到的广泛关注，其价值更加凸显，亟待再利用流程的优化和加速，从而出现更多老药新用的成功案例，更好地应对新发传染病等情况。不过，正如最新研究所建议的，无论如何，在成功获批可以再利用之前，适应症以外的使用，还是应该严管。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