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相比多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最鲜明的符号就是她既是女性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又是女性的职业发展与家庭平衡问题。戈尔丁在其著作《事业还是家庭？》中回顾了美国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
我今天的演讲也想从女性的就业与家庭这两方面切入，把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做些对比，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女性未来的发展前景。这里报告的中国数据是我的博士生毕汝岱整理的。
一、女性就业
1. 中美女性的就业率差异
图1 美国1890年~2003年男女就业率Goldin，图片来源： Claudia. "The quiet revolution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Americaneconomic review 96.2 (2006): 1-21.
图1展示的是1890年~2004年这一百多年间，美国男女就业率的差别情况。纵轴代表就业比率，横轴代表年份。图中最上方的那条线代表25岁~44岁年龄段的男性。不难看出，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该年龄段的美国男性基本是全部就业。
美国女性的就业情况则有所不同。1900年前后，女性就业率非常低，25岁~44岁女性的就业率仅有20%左右，35~44岁已婚白人女性就业率基本为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女性就业率缓慢但大幅提升，2000年前后女性就业率已经接近80%。
回望美国一百多年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史，女性逐渐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劳动经济学中一个公认的重要现象，是很多研究关注的对象。
图2展示的是我国25岁~49岁年龄段男女就业率情况，主要根据我国最近几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蓝色代表男性，就业率基本在95%；橘色代表女性，就业率在80%~85%区间浮动。
从图2不难看出，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我国女性就业已达到很高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非常鼓励女性工作，比如在公社时期所有农村女性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城里女性也都要进工厂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就业率虽然有所下降，仍略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相比之下，美国女性的就业率是一个缓慢自然升高的过程，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受计划经济的干预影响较多，虽然回归传统但并未落后很多。
2. 大学生与非大学生的就业差异
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学生的就业率更高。
图3 美国大学毕业女性就业率（1930~1974），图片来源：Goldin， Claudia， and Joshua Mitchell."The new life cycle of women's employment: Disappearing humps， saggingmiddles， expanding top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2017): 161-82.
从图3中可以看出，美国1930年~1934年间出生的女性等到孩子出生后才逐渐去工作。然而在1970年~1974年间出生的女性，刚毕业后就业率非常高，生孩子后的就业率反而下降，等到孩子长大再重返职场，因此，其就业率呈现出“马鞍形”的变化。
图4呈现的中国女大学生就业率则看不出“马鞍形”。中国的女大学生一旦进入职场，就会想办法一直做下去，直到退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同样如此，一直工作到退休。
3. 工资的性别差距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美国女性的工资是男性的60%。到2000年时，美国女性工资已经升至男性工资的80%以上。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工资的性别差距更大一些，美国女大学生的工资只有男大学生的70%多。
根据北大CFPS的数据，在2010年~2020年这十年间，不分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女性的工资约占男性工资的75%。到202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70%以下，低于同时期美国80%左右的水平。如果看大学毕业生工资，中美两国情况差不多，2020年时，女性工资约占男性的75%左右。
4. 美国的新现象
最近一二十年，美国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女性相比男性，在就业率和工资率方面停止进步。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美国妇女解放、消除性别歧视的政策红利已经基本耗尽。目前美国学界正在热议，为什么女性不再进步？为什么就业的性别差距不再进一步缩小？这也是诺奖获得者戈尔丁关注的议题。
大背景是最近几十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高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居高不下，如律师、医生、金融行业高管、投行高管等。而这些群体中的男性比例很高。
相比之下，女性职业选择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照顾孩子成了制约女性进入高收入职业的绊脚石。生育后的女性发现自己的收入已经无法达到生育前的水平，但男性的工资没有下降，甚至还不断上升。这个现象称为“生育惩罚”或“母职惩罚”。
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很普遍。这说明，即使在高收入国家，男女家庭分工仍然存在，照顾孩子的职责主要还是落在女性身上。当孩子生病时，通常是母亲请假回家照顾孩子，但一些高收入职位通常缺乏这样的请假弹性，很多女性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限制了自己在职场的发展。
二、家庭
家庭方面的比较主要有以下几项指标：
1. 终身未婚的比例
根据中国和戈尔丁书中报告的美国终身未婚比例的数据，如果以45岁为界限来判定是否终身未婚，中国女性大学毕业生的结婚率比美国高一个数量级。大概一百多年前，美国女性大学毕业生终身未婚的比例约为30%，最近几十年这一比例稳定在10%左右。因此从趋势看，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经历了从事业到家庭的转变，而中国正经历不婚率上涨的过程。
2. 初婚年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初婚年龄都在二十二三岁左右。同时期我国女大学生的初婚年龄已在二十五六岁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虽然不得不结婚，但是在努力推迟初婚年龄，尽量晚婚。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我国女性初婚年龄出现大幅下降，我认为这可能与当时文革的时代背景有关。70年代至80年代末，初婚年龄继续稳步下滑，我认为这主要与当时的福利分房政策有关，毕竟福利分房优先考虑结婚的人，这促使很多年轻人选择早结婚。90年代以后，随着福利分房终结，初婚年龄重启上涨趋势。
3. 终身未育比例
关于美国大学毕业女性不育的比例统计，分为25岁~29岁、30岁~34岁、35岁~39岁和40岁~50岁几个年龄段。40岁以上仍未生育基本上可视为终身不育，因此可以直接参考40岁~50岁年龄段的数据趋势。
数据显示，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有50%选择终身不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历了一系列下降和上升后，最新的趋势表明，美国大学毕业的女性越来越想要生育。
在中国，无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选择终身不育的女性一直以来比例都相当低。然而近几年，中国女性终身不育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其终身不育的比例高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与美国相比，这是截然相反的趋势。
4. 生育数目（中国）
在女性生育子女的数目方面，目前我们只有中国的数据，统计的是45岁~64岁年龄段。红色实线代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生育数量，虚线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70后女大学生基本只生育一个孩子，女性中的非大学生生育数量大概在1.6个~1.7个左右。
综合前面几项指标的情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会选择结婚生子，但结婚的年龄偏晚，生育孩子的数量也偏少。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美国的数据，但我相信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其生育孩子的数量大概率少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因为通常情况下美国女性会生育两个孩子。
三、女性未来发展
1. 男女教育水平差异
未来女性的发展与人力资本素质密切相关，男女教育水平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高等教育方面，在约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内，中美两国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都是从很低的水平慢慢上升。受文革等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的这一过程有起有伏，但发展到后期仍然与美国殊途同归，先后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比例超过男性。
美国的这一现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出现，中国则晚了二十年左右，在2000年以后上大学的这批人身上开始出现。无论如何，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女性人力资本受教育的程度已经开始高于男性。
2. 美国女大学生的五个发展阶段
关于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逐渐高于男性这一现象，在美国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诺奖获得者戈尔丁在《事业与家庭》这本书中也对此有着重讲述，在百年时间跨度里美国女大学生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家庭事业二选一（毕业于1900年~1910年）
毕业于1900年~1910年间的美国女大学生，多数面临着家庭事业二选一的抉择。相关数据表明，这个年代的女大学生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们当中约有1/3终身未婚，1/2终身未育。未育女大学生的就业率非常高，毫无疑问她们选择了事业；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低于5%，这部分人选择了家庭。
第二阶段：先就业再家庭（毕业于1920年~1945年）
毕业于1920年~1945年间的女大学生，通常选择先就业再成家。制造业的兴起催生了诸如记账、推销等大量白领岗位，吸引了大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生活设施的改进和洗衣机等家电的普及减少了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为女性就业创造了客观条件。对于美国女性而言，那是一个进步的年代。很多女性具备高中文凭，拿到了就业的敲门砖。同样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大萧条催生了限制已婚女性就业的法律，比如政府、学校等机构不会雇佣已婚女性等，这就导致女性一旦结婚，必须选择辞职。
第三阶段：先家庭再就业（毕业于1945年~1950年）
这个阶段从二战结束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在二战后出现一波“婴儿潮”，那时候大家都想赶快结婚生孩子，普遍倾向于早婚早育，这也是战争的后遗症之一。女性把家庭置于很高的位置，普遍希望等子女长大一些后，自己再回归职场。
随着战后美国经济复苏，劳动力市场逐渐兴旺起来，以前那些对女性就业不友好的法律逐渐被废除，很多子女已经长大的女性在此时回归职场。然而她们中的大多数在重返职场后遭遇严重的困境，由于生育子女造成了很大的职业空档期，她们的技能与职场的现实严重脱节，导致她们无法胜任高薪工作。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痛点，也出现了许多针对当时女性困境的学术研究。
第四阶段：先事业再家庭（毕业于1965年~1970年）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也发生过一场文化革命，女性解放运动是代表性潮流之一。毕业于1965年~1970年这个时间段的美国女性，经历了思想上的洗礼和解放，再度倾向于“先事业，后家庭”。避孕药的出现也起到助攻作用，让女性可以恋爱结婚，但不必着急生育。在女性解放运动的加持下，一些不利于女性事业发展的性别歧视也得以消除。
第五阶段：兼顾事业家庭（毕业于1980年~1990年）
毕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大学生，其受教育程度已经超过男性，人力资本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男女平等的观念也深入人心。这一代女性中更多的女大学生选择在追求事情的同时结婚生子，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帮助女大学生得以兼顾事业和家庭。
3. 美国女性百年发展的启示
戈尔丁书中谈到的这五个阶段，从最初的事业家庭二选一，到最后的兼顾事业家庭，这体现了非常重要的百年变化。
纵观以上五个阶段，我认为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女性就业水平重要的推动力。比如白领岗位扩张提升了女性就业，也间接带来了女性教育水平提升。生活电器、避孕药这些技术进步都是解放女性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第二，就业市场竞争有助于消除歧视女性法规。比如在第二阶段出现的婚后就业禁令，就是因为就业市场出现竞争，劳动力需求大量上涨才得以消除。戈尔丁最近的研究聚焦“贪婪的岗位”这个课题。“贪婪的岗位”指的是那种没有任何灵活性，只要客户一个电话打过来，不论员工处于何时何地，都必须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的情况。戈尔丁特别提到，一些高收入的岗位尤其缺少灵活性，在她来看，随着女性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未来这种情况也必将受到市场的制约。我们今天也已经看到一些IT公司在逐渐缓解员工996的工作状态，增加岗位灵活性。
第三，结婚和生育都是女性的愿望，选择不婚或不育的女性，某种程度上都是迫不得已。只有致力于创造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女性才有可能达成愿望，兼顾事业与家庭。
4. 我国新一代女性发展前景
对中国传统女性而言，即便面临很多歧视，她们也只能选择结婚生子。与美国女性相比，中国单身、未育女性曾经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最近三十年，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提升已得到长足进步。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已经超越男性，这得益于《义务教育法》的普及和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的高校扩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白领岗位急剧扩张，这也为女性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尽管如此，目前我国社会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家庭暴力、重男轻女的现象仍然存在，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严重不均，即使职场中身居高位的女性，回到家里也依然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歧视女性的现象在农村地区更加普遍。
此外，“职场漏斗”现象也严重限制了女性在职场的发展。以高校为例，女博士数量不少，但讲师中女性比例较低，女性副教授更低，正教授更是凤毛麟角。在政府部门同样如此，能够获得职位的女性不少，但能晋升到处长、局长、甚至部长的女性逐级减少。“职场漏斗”现象值得我们重视研究。
在我看来，我国女性目前的处境类似于前面提到的美国女性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女性的能力得到空前提升，但歧视女性、约束女性的情况仍然存在，两相冲突之下，许多女性可能就此选择不婚不育，这种趋势在未来或将进一步加重。
四、该如何帮助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
只有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才能帮助女性兼顾事业家庭。为此，我们要推动三个改变：
1. 改变观念，重塑文化。男性长辈和其他家庭成员一定也要接受性别平等的观念，婆婆们也该鼓励自己的儿子多做家务，更多地分担儿媳的家务负担。
2. 社会要创造有利于家庭发展的职场环境，尽量创造灵活的工作时间。
3. 整个社会要想办法提供非常质优价廉的育儿服务，特别是0岁~3岁这个年龄段的育儿服务依然缺口很大，很多女性不得不放弃高收入职业的光明前景，选择竞争程度比较低的职业，以便照顾孩子。
我们相信市场和技术的力量最终有能力纠正很多性别方面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偏差与扭曲，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全社会都应该行动起来，主动创造一个对女性更加友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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