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看《繁花》，不由想起前“上海首富”周公子。
都是起于微时，游走在贸易与资本市场之间；
都是“卖相老好”，与多位女性纠缠不清；
······
如果宝总有原型，周公子必为其一。
电视剧开始未久，爷叔对前来拜师的宝总，提出“三个钱包”理论：
“一个人应该有三个钱包，第一只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只是你的信用，人家钱包里的钞票，你可以调动多少；第三只呢，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
这个理论，在周公子从白手起家到加冕“上海首富”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电视剧里情感戏大于商战，想要偷师，还是来看周公子的实操吧。
周公子的第一只钱包与“资本神话”
周公子出生于上海“下只角”普通家庭，相貌俊秀，说话机灵，但学习成绩不佳，17岁就外出打工。
1982年，周公子接班进入父亲工作的辅机厂，在仓库当搬运工。他学历有短板，个性又张扬，如果一直在厂里干，或者在国企体系发展，大概率成就有限。
辅机厂显然容不下周公子的野心，他因表现不好受到处分，在进厂一年多后选择了离开。
80年代中后期，周公子以到日本留学为名，赴日闯荡，倒腾买卖。这段经历，跟《繁花》的宝总有点类似。
综合公开信息，周公子年轻时疑似做过“蛇头”、走私过电子产品、开过烟草店、歌舞厅等。这些要么游走在法律边缘，容易出事；要么是小生意，做不大。
后来遇到阿毛，两人相伴至今。阿毛曾在香港打工，遇到贵人相助，回沪开餐馆创业。这段经历，与《繁花》中的李李如出一辙。
1994年，阿毛和周公子在上海美食街黄河路，开设了主打高端粤菜的“阿毛炖品”，红火一时。好的年景，阿毛炖品年盈利达到千万量级，跟《繁花》中的至真园同一档。
这时的周公子在当时已经算有钱人了，但离首富还是差着几个数量级。
90年代中后期，周公子和阿毛进入了两大造富领域：房地产和股市。这两个领域资金容量巨大，且都带有杠杆属性，真正有可能造就首富级别的财富，但对本金的要求也高。
周公子变相解释过自己的造富路径。按其自述，1995年—1997年间，国内许多国企排队上市。他们用个体户名义，收购职工股。这些股票大多以2－3元的低价买进，上市后有的涨幅多达十几倍。
周公子还说他们在铜期货上获利颇丰，女友阿毛也声称当时在证券市场“赚到不少个亿”。有财经媒体则说周公子在“327国债事件”中一夜之间身价过亿。
这些营造出的“资本神话”，并无可靠验证。在后来的审判中，相关信息透露出，周公子投入股市和烂尾楼上的大笔资金，并非他开餐馆或者炒职工股、玩期货赚来的。
根据资料披露，周公子在电解铜生意中没有赚到钱，但通过电解铜交易，他虚开增值税发票贴现，从银行套取80余亿元的周转资金，开启自己的资本运作。如此看来，后来福建商人的钢贸融资，或许就是偷师于他。
从公开及可验证信息看来，周公子的“上海首富”头衔，不是靠他自述的“资本神话”，更多是靠“第二只”和“第三只”钱包。
这也是几乎所有草根富豪的共性。他们在原始积累阶段，不可能只靠着“第一只钱包”的内生式增长，慢慢变富，而是必然要通过借鸡生蛋、以小博大等手法，做大“第二只”、“第三只钱包”，迅速实现财富的跨越式增长。
周公子的第二只钱包与“银行之劫”
《繁花》里的至真园，俨然是上海商战的中心，人脉在这里汇聚，信息在这里交换。
周公子的阿毛炖品，也有同样的功效。他与阿毛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上海达官显贵，尤其是银行界高层，阿毛炖品一度号称“上海银行家的食堂”。
跟宝总一样，周公子出手大方，交游广阔，在上海滩颇有排面。包括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这样的大佬，也是其好朋友。刘金宝后来调任中银香港分行行长，港币上有他的手写签名。
通过银行界的人脉，周公子开始大手笔获得贷款。大概是高人指点，贵人相助，文化水平一般的周公子与阿毛，玩起了资本运作，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行业之间构筑了一条“圈地－借贷－圈钱”资金链。
他成立农凯集团，重金收购上市公司，直至控股四家上市公司：海鸟发展、英雄股份、上海商贸（HK）和上海地产（HK，已退市）。当时坊间还编顺口溜“英雄问世、海鸟欲飞、商贸开路、地产为王”，足见其声势。
他用银行抵押贷款收购烂尾楼，再通过上市公司来套现。农凯集团投资物业达21万平方米，投资额约14亿，经他“包装”后总估值达25亿元。
风险最后都累积到银行。2003年5月，周公子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虚报注册资本被逮捕。根据《财经》杂志的统计，周落马后，共有六家主要银行在上海分支机构陷入对周公子旗下公司多达100亿至120亿的贷款资金链里，堪称“银行之劫”。周的好友、原中银香港分行行长刘金宝则在2005年被以贪污罪判处死缓。
在中国民营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野蛮生长时期，周公子这样的“首富”并不鲜见：总资产虚高，其中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继周公子之后落马的上海另一富豪张荣坤，靠社保和银行贷款，获得了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权，简直是“空手套白狼”的典范。
爷叔说的“第二只钱包”，体现出商人的个人信用，也代表了其调动资源的能力。而像周公子、张荣坤那样，利用中国银行业风控机制不健全的漏洞，以银行贷款成就其财富神话，则是对“第二个钱包”的透支。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这种“贷款富豪”越来越难以重现江湖。
周公子的第三只钱包与“上海首富”
《繁花》里，爷叔教导宝总，上海人做生意，讲究“派头、苗头、噱头”。宝总借钱也要长包和平饭店，定制红帮西装，就是为了“让别人认为你很有钱”。
周公子也深谙此道。早在阿毛炖品时期，他就搞了一辆大红色法拉利，号称上海第一台法拉利，时常停在餐馆门口。
与上海滩老法师“闷声发大财”的教诲不同，周公子生怕别人认为他钱少。2000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估算周公子当时资产有0.66亿美元，周气愤地说：“不止这么多，我家族总资产要近150亿元！”
有一年，周公子带领香港媒体、基金经理畅游上海，向他们介绍即将装入上海地产的项目。他指着几处楼盘说这都是自家的物业。
当被问及：这些物业有几成出售、几成出租？周淡定作答：“没卖、没租，我不需要动用这些资金。”语惊四座，豪气逼人。
他在香港的大手笔也为港媒津津乐道。花费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独立大屋，与刘銮雄做邻居，并另外花3000万港元豪华装修；豪宅被盗130万港币，阿毛的顶级美容中心开业，港姐杨恭如被掌掴······
这对出手阔绰的内地富豪，成功勾起了香港商界和媒体圈的好奇心，屡屡站上娱乐版头条。事后来看，不乏刻意成分，实则是为打造在港名气，营建豪横人设。“上海首富”的头衔，就是从香港商界传回内地，成为周公子的标签。
至于与港姐杨恭如的绯闻，很难分清其中的感情成分与商业成分，恰如《繁花》里宝总与汪小姐、玲子之间的暧昧拉扯。
2003年，周公子被《新财富》杂志评为“中国400富人榜”第13名，当时评估的资产是25.8亿元人民币。同年5月，周公子约见北京媒体，自称资产有400亿元。
这是其“纸上富贵”的顶峰时刻，也是出事的先兆。几天后，他就被捕落马，验证了老法师“闷声发大财”的金玉良言。
官方资料披露出的信息表明，没有来自银行的贷款，“上海首富”只是个小老板而已。有了其精心营造的“第三个钱包”，他才可以将“圈地－借贷－圈钱”的资金链条滚动操作下去，靠“第二个钱包”圆梦首富，但终究难逃法律的制裁。
《繁花》的“三只钱包”理论，是借爷叔之口，说出了上海滩商战的经验之谈，其中不乏对人性的洞察，也包含着海派的人生哲理。普通人囿于想象力，往往对上流社会自带滤镜，遇到“首富”就会自动脑补出其深不可测的背景，盲信其必然具备高不可攀的实力。这给胆大妄为者创造了良好的造假环境。
从多位落马富豪、破产富豪的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把营造“第三只钱包”以套取“第二只钱包”当作重点，实为舍本逐末之举。致富正道，在于努力经营，开拓创新，让第一只钱包更鼓；规范运作，维护信用，让第二只钱包更大；建立人脉，保持人设，让第三只钱包更合理。（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胡润峰，编辑｜刘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