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书园把开业重张定在了2023年的最后一天。这次它搬进了商场里——新店是上下两层的格局，面积更大，空间和视野也更开阔，位于三层的店面拥有一整面朝东的落地窗。万圣书园夹在两家服装店之间，大约十米之外，有一家电玩城。
书店暂停营业的日子里，书商们从各地赶来支援，帮着把一架架的书打包、装车、运输，再重新上架；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户自发分享的图片、视频夹杂着文字，雪片般涌入信息流。
一家书店搬迁为什么如此受人关注？就像莎士比亚书店之于巴黎，城市之光书店之于旧金山，在北京，万圣书园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标，也是这座城市的公共客厅。不确定的日子里，人们来这里找寻某种答案或慰藉。
书店开了30年，几度迁址，并屡屡在挑战中存活下来，并且“活得还算体面”。在一切都变得速朽的年代，这几乎可以视作奇迹。
告别日
每年的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最热闹的日子。一拨又一拨的作家、学者、出版人会在这天拥进书店，三三两两地凑在紧邻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热情交谈。书店取名“万圣”，原本没有什么深长的意味，只是浅显的巧合——老板刘苏里的生日恰逢万圣节前夜，书店也在这一天诞生。
不同于往年店庆，今年10月31日是万圣书园创办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号的最后一天。12月，它将搬进一公里外的购物中心。
人们赶在最后一夜来告别。狭窄的过道里挤满了人，排队买书的队伍从收银台一直延伸到厕所门口。气氛并不伤感。店里挂满南瓜色纸灯笼、鬼脸和蜘蛛形状的纸拉花，温暖明亮。醒客咖啡一进门的长桌上铺着印有黑猫“平安”画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摆着蜡烛、蛋糕、葡萄酒和各种水果。
在场的大多是熟面孔，他们天南地北地聊，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又摆出端庄的姿势，拉着刘苏里拍照。老板娘张焕萍在一旁来回走动，挨个跟刚进门的朋友打招呼、拥抱，嘴角一直没放下来。她个子不高，嗓门清脆，身穿一件大红色衬衫，配一条黑色丝绒长裙。实在累了，就倚在门口，悄悄脱下一只高跟鞋，踩在刻有“万圣书园”字样的石砖上休息。
作为书店经营者，刘苏里和张焕萍早就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比起书店那只出名的黑猫“平安”——今年18岁，相当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夫妻俩还很年轻。每天出门前，张焕萍都会把“平安”抱在怀里，脸贴住它的额头，轻声嘱咐：“好好的，等妈妈回来”——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离开了。于是她一边在心里默默告别，一边又计划着，新店开业那天，要让“平安”去跟新老读者和店员们，再打个照面。
创办于1993年的万圣书园有种强烈的“old school”气质。在这里，书是真正的主角。店里有八万多种书，但其中超过一半的情形是，两到三年才能卖掉一本。因为主营人文社科类图书，万圣书园也被视为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的风向标。
光顾这里的读者多是知识分子和广泛的精英阶层。季羡林、何兆武、吴良镛、杨振宁、汤一介、乐黛云、沈昌文、罗新、刘擎、周濂、刘瑜、罗翔、梁文道、马家辉、许知远……耳熟能详的名字多得一口气念不完。日子久了，醒客员工都了解了杨振宁喝咖啡的口味，见他走进来，就直接端一杯espresso过去。
书店最早开在北三环西路三义庙，附近高校林立，人大、北理工、北外都在步行范围内。而它真正成型是在成府街。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子，连通了北大东门和清华西门。书店搬到这里，打通了与北大、清华的“血脉联系”。再往后迁至成府路，背靠的蓝旗营小区，是北大清华的教师宿舍。兜兜转转，万圣书园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目标人群。
虽然开在学校边上，但它几乎从不打折。图书品牌“甲骨文”的创始人董风云上大学那几年，每周末都会骑着自行车逛书店。路线一般是从人大一路向北，先经过海淀图书城，再到万圣。大部分时间里，他去万圣只是看，偶尔也买，“有些贵的，就跑到海淀图书城去买打折的。”董风云隐约记得，“后来大概买到100块钱，有个九五折，反正最低好像就是九折。”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是在万圣买书最多的读者之一。1996年他从美国回来创业，惊喜地发现北京出现了一批接近国外独立书店概念的民营书店，“我记得有三味书屋、风入松、万圣，离我最近的就是万圣。”打那起，他就成了万圣的常客。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后来开车去，像逛shopping mall一样，每次都能一口气买满两大袋子，塞进后备厢。
在他的认知里，好像去书店就等于去万圣。
“流动的盛宴”
或许可以这样说，万圣之于读者就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假如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这里，那么此后一生中不论你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万圣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几乎每一年，都有新读者变成老读者，老读者变成好朋友。
书店开在三义庙那会儿，作家李静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有天她在校园里骑车，迎面碰上教日本文学的老师，“他说他去万圣，北京最好的学术书店。”那是李静第一次知道万圣，“那时候店面不是很大，书也摆得很朴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濂对万圣最初的记忆则是一辆中巴车。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去北大著名的三角地，远远地就看到一辆中巴车，门口放着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一些书名。他好奇地钻了进去。中巴车不大，里面放满了书，大多是学术著作，年轻的周濂买了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底黄皮。”
后来，万圣搬到了成府街的一处小平房。“当时到万圣看书的穷学生多得要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说，年轻时有些书买不起，只能站在店里看，“别的书店可能看你老不买书就会赶你走，苏里他们绝不会。”万圣开了30年，他在万圣看了28年书。
1995年，萧瀚辞掉在老家的工作到北京考研，就住在北大东门外的成府街上，离当时的万圣只有50米。“那时候年轻，精力也充沛，虽然准备考试的东西我没什么兴趣，但是看别的书，我的兴趣高得要死。”几乎每天，他都会去万圣看书。时间久了，刘苏里忍不住跟他开玩笑：“你究竟是来考研的，还是研究考研的？”
没有收入的日子里，去不去万圣也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去呢，兜里没钱，看到想买的书又不敢买，“感觉很不好”；不去呢，又担心错过那些好书，“书店跟菜市场不一样。菜市场的菜每天都有，甚至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书店里的书，每种可能只进几本，今天不买，明天就没有了。”有一次，萧瀚攒了好几天才去，一进门冷不丁碰上了刚出版的《国史大纲》，他咬着牙买了一套，“当时觉得用不了一天，别人就会把它买光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成府街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和文化气息。万圣对面的雕刻时光咖啡馆，经常会放些小众新潮的电影，与万圣一墙之隔的“闲情偶寄”，每周举办学术沙龙。
出了这条街，整个北京还是灰蒙蒙一片。1997年，董风云从云南大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他回忆，当时的北京风沙很大，人大东侧的白颐路还没有改造成后来的中关村大街，没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房，树木也不像现在这么多”。虽然校园生活很美好，学生们的愿景很丰满，但整个社会还处在上一个时代的审美和气氛之中，色调是灰暗的。
万圣在这个特殊时期进入董风云的视野。“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他强烈地感觉到，这家书店有别于当时整个的社会风气和生活氛围，“是超前的，活色生香的”，“首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小鬼Logo，进去以后完全像是一个书屋，一眼望去什么书都想买，买完书还可以盖一个蓝色的章。”有时候他不买书，也愿意去万圣泡着。
那时候中关村一带涌现出好几家洋溢着人文气息的书店。除了万圣，还有国林风、风入松。风入松是北大哲学系教授王炜开办的，周濂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地下室，走进书店门口，抬头就是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
但在董风云的记忆里，最好的书店就是成府街那家万圣的样子。“可能因为我们年轻时是那样过来的，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我们的青春，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留在了那间小平房里。”
“偏执”的老板
作为城市公共客厅，万圣书园接待过的人既包括早年萧瀚、董风云这样的穷学生，也不乏何兆武、吴良镛、杨振宁这样的老先生。“许知远自己开书店，可他老在我这儿买书。”刘苏里说，万圣之外，他们是名人、是网红。但在万圣，所有人精神层面都是平等的，“都是万圣的读者。”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刘苏里家有五万册左右的藏书，每一本书都是从万圣买回来的。王强问过他，拥有一家书店还用买书吗？刘苏里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恪守商业规则的书店经营者，他需要把公私分清楚。
但在王强的印象里，刘苏里一直不太像书店老板，而更像是一个资深读者。他经常看到刘苏里戴着厚厚的眼镜，在书店最深处的书架前翻一本哲学或是政治学著作，“你很少见到一个书店老板是这样的。”王强觉得，刘苏里就和书店那只著名的黑猫一样，“老是在书堆里扎着，很有雕塑感。”
作家梁文道在文章中说，他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万圣报到，而且从来没在那里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书，“很奇怪，它摆出来的书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一本也见不着。”
“苏里自己就是个疯狂看书的人，所以他知道市面上哪些书该看，哪些书不需要看但你得知道，还有哪些书付你钱你也不能看。”总的来说，萧瀚觉得这位书店老板还是宽容的，“他可能看不上这个人的书，甚至觉得这个人的学术、品格都不行”，但出于思想上的平衡和体系上的完善，有些书哪怕“只具有零部件的意义”，也会被选入万圣的书架。
李敖的书是个例外。萧瀚问过刘苏里，万圣为什么一本李敖的书都没有，得到的回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我非常讨厌他，就是不卖他的书。”印象里，这是萧瀚唯一一次听到刘苏里亲口说自己不卖谁的书，语气还很严肃，“他可能不喜欢李敖的文风——不厚道——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喜欢，否则到不了这个地步。”
在萧瀚眼里，这是刘苏里骨子里非常固执的一面。“万圣能够走到今天，有这样的名声、规模和象征性地位，都跟苏里的性格连在一起。他远不只是个卖书的，你说他偏执也好，坚持也好，总之他赋予了万圣一个非常特别的灵魂。”
大多数人对刘苏里的第一印象都是严肃。他讲话慢条斯理，配上东北汉子的高大身形，不怒自威。接受采访时，刘苏里一落座就表明态度，“老问题我是不回答的。”
可真正聊起天来，他又像个憨态可掬的老头。因为出生在乌苏里江畔，父母给他取名刘苏里。他是虎林这个县级市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高考时，他原本填报的志愿是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没想到放榜后收到一份教育部电报，说他的分数能上北大——那一年，他考了黑龙江省第13名，虽然数学只有40分。
他前面的题都没看，就做最后一道题，写了三页纸，最后给求证出来了，直角等于直角。熟悉刘苏里的人在一旁打趣，“估计老师也看烦了，给40分吧。”
排行榜
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刘苏里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尽管没有成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学者，但他一直在和书打交道。
李静记得，万圣开在成府街那会儿，有一天她去买书，看到刘苏里坐在门口，严肃又语重心长地跟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话，“语气很像一位严师，内容挺学术”。那时候她还不认识刘苏里，只觉得这是一个“精神上自我定位超乎书店老板的人”。
开书店的人大多都有几分理想主义气质。刘苏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对书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大部分书，他只需要扫一眼作者、选题和目录，再翻翻前言，几分钟就可以决定这本书能不能卖。
很多书都是这样从万圣走出去的。比如《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是作家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当时印出来七八千册，三联书店发行部的负责人找到刘苏里，“你帮着看看这书能卖吗？”刘苏里翻了十来分钟，说，“这是好书！这个作者太厉害了！”他当场采购了200本——1997年，这笔钱让书店背负了不小的压力。但刘苏里没犹豫，“后来林达火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学者李硕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这部历史学著作在去年10月出版，是万圣当月推荐的新书之一。过去一年里，它多次登上万圣月排行的榜首，唯一一次没上榜，是因为去年12月书店关门——当时万圣的员工几乎全员感染了新冠。
在出版业，万圣的月排行和“年度图书”具有极高权威性。“月排行是严格按照销售量排序来的。”刘苏里唯一可以做调整的空间，是当销量出现并列的情况，“比如第20名，可能有六七本书，我可以从中选一本。”算下来，书店老板的个人意志大概占10%-15%，剩下的“都是读者投票”。李静还补充了这样一个细节：如果是作者到万圣买自己的书，无论买多少本，都只算一本。在万圣，买榜是不可能的。
“早期免不了会夹带私货。”刘苏里有些不好意思，“张总（指张焕萍）接手管理之后已经杜绝这种现象了。”至于卖什么书不卖什么书，既不是追随市场潮流的结果，也不是刘苏里个人趣味能左右的，更多是“看学科需不需要”。他像搭建筑一样，为书店搭建了一套“产品体系”。
中间也不是没有动摇过——有一两年，学术思想类图书“卖得不好”，刘苏里解释，“实际上不是卖得不好，是因为你开始想卖别的品类的书了，冲淡了，资源分配就是那么一个格局。我们不会追着读者的兴趣走，也不会不照顾读者的兴趣。与其说是照顾读者的兴趣，不如说是把着社会的脉搏。后来还是张总意识到，学术思想类的图书依然是刚需，因为各方面形势越来越差，人们想要从书中找答案。”
最近几年，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正在书店里上演：有两类图书的销量越来越突出。一类是科学人文，比如《量子物理如何改变世界》，老上榜。另一类是以《秋园》为代表的写实类作品，“这些书替代了原来的那些时事评论。”刘苏里一一列举，像《张医生与王医生》《盐镇》，包括罗新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漫长的余生》，“9个月连续上榜，都排在前10名，有好几个月都在第一第二，吓死了。”
“总指挥”
书店30周年店庆前，夫妻俩把1994年以来的年度图书和2001年以来的月排行做成了一本纪念册。“哎哟，看到有一些书上榜，我都替它不好意思。”刘苏里撇撇嘴，“没办法，那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纪念册下印厂那天，张焕萍往微信群里丢了几张成品照片。周濂转述梁文道的话，“印象中只有美国的一家独立书店干过这事，国内绝无仅有。”在万圣，印纪念册这种大大小小的事务性工作，基本都是张焕萍在张罗。
刘苏里打了个比喻，“万圣就像是一个乐团，张总是乐团里的总指挥。”
工作很繁琐，但张焕萍也有方法。她从来不召集员工开会，“有事说事，开什么会啊。”在万圣，员工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汇报工作——每天早上老板娘一进店，负责打扫卫生的员工就走到犄角旮旯，伸出手抹一下，再把手放在老板娘面前，轻轻喊一声“张总”，一句多余的话没有。张焕萍笑着回应，“好，可以”。
万圣的员工学历都不高，来的时候十八九岁，高中或中专毕业。张焕萍虽然要求严格，但很少发脾气。员工犯了错只要能举手承认，就不算错。她也不允许员工阿谀奉承，万圣因此没有所谓的办公室政治。私下里，没有她不管的事。员工生病、谈婚论嫁、生小孩、父母去世，甚至是家里人被抓了，她都跟着操心打点。大部分正式员工一干就是十五六年，离职的员工则会在每年10月31日准时回来看看。有员工离开北京回了老家，张焕萍年年春节给对方打钱买猪崽。
对大多数万圣员工来说，老板刘苏里更像是一个模糊的精神象征。张焕萍或许没那么耀眼，没那么名声在外，但谁都知道，离了这位老板娘，万圣无法成为今天的万圣。
刘苏里也承认，万圣活到今天，活得还算体面，张焕萍功不可没。比如，很多人都认为是醒客咖啡一直养着万圣，“其实它从开业第一天就没挣过万圣。”醒客开业之前，张焕萍就提出来，书店和咖啡是两门生意，各养各的。二者之间恐怕唯一的联系是在给咖啡取名这件事上——方法很简单，从万圣月排行里挑一些好听的书名，比如周濂《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搬到醒客的菜单上就叫“装睡”，“如果周濂、刘瑜（两口子）的书都在上面，买两杯就打折。”
在朋友们眼中，张焕萍直爽、干练、热情，能说会道且幽默风趣，总之是一个活泼的人。她给刘苏里严肃、深沉的世界开了一扇窗。纪念册里，刘苏里原本写了一些“煽情”的、对妻子表示感谢的话，最后都被张焕萍删掉了。她说自己不需要夸奖。“万圣是一棵树，我就负责好好浇灌它。”她对自己的定位是职业经理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不习惯也不愿意“以万圣的名义”说话，“我没那么大能量，就跟苏里打架时劲头足，哈哈哈。”
两人都有主见，也难免有争执，但丝毫没影响感情。韩国出版家金彦镐在《书店东西》一书中，摘录了一段张焕萍2014年12月31日的日记：
“夫妻店好开也不好开，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夫妻，凡不抓狂的，或是有暖男，或是有憨妻。我们俩的性格都强。刘苏里一身的大男子气，我这个被逼出来的‘没头脑’，经历了多少隐忍，那就不提了。好在苏里是有反省力的人。比如当他发现他管不好钱时，就对钱再也不过问。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因为性格都太强而吵嘴，但是奇了，在工作上，在对待公共事务上，我俩很少分歧。我们有明确分工，他管采购和‘外宣’，其他的事我管，且互不干涉内政。刘苏里和我都认为，万圣的‘胜’和‘盛’都在书，我们只懂书，不能做别的。所以万圣走到今天，书仍是如此丰盛。”
总有人正年轻
“猫吃晚饭了吗？”告别日的晚上，10岁的布谷关心起书店里的猫。她是周濂和刘瑜的女儿，眼睛大大的，扎着两条麻花辫，身高快要追上一旁的刘瑜。就在刚刚，大家分蛋糕的工夫，新任店猫丛丛懒洋洋地钻出桌子，从布谷脚边溜走了。
在万圣书园，猫的元素无处不在——印在桌布和帆布包上、挂在墙上，张焕萍的微信头像也是一只思考的猫。
黑猫“平安”是万圣书园最著名的猫之一。它来的时候只有两个月大。那天刚好是平安夜，张焕萍脱口而出给它起名“平安”。之后的日子，“平安”长得比别的猫都快，大家就开始叫它“大平安”。
张焕萍的日记里提到过一个细节，“和苏里到店后一般我在收银台看数据，他到办公室开电脑。我当然会先抚摸书台上的平安，告诉它：‘去看看爸爸吧，爸爸来了。’平安便常常轻啊一声，踱着猫步款款地，穿过长长的书架通道去办公室视察。它知道爸爸来店里要做订书单，长年累月地坚持，也挺辛苦的。它知道给人以安慰，更知道这种时候它去比妈妈去更管用。常常会听到从苏里办公室传出：‘哎呀，我们平安来啦，爸爸的大平安呢！’多少艰难与烦恼，都云散了。”
艰难和烦恼不是没有过。疫情期间，人出不了门，书店的读者也少。最难的日子里，刘苏里心生退意。两年前，朋友们约着去郊外“放风”，晚上大家聚在院里烧烤，他大概是说了几句丧气话。“我们当时都力劝他不可以关门，这么多读者这么多年跟着你，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如果资金上有问题，我们可以众筹。”周濂记得，刘苏里当时态度很坚决，众筹是不可能众筹的，“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书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平安”退休后，接班的是一只长得像海盗的小花猫“丛丛”。它更年轻，也更懒，用刘苏里的话说，“懒到家了”。搬迁前一晚，收银台前排队的读者一直没有断过，接近午夜，徘徊不肯走的大多是附近学生。而此刻丛丛已经瘫倒在地，任由店员随意抚摸、摆弄。
营业时间早就过了，还有人往书架前面冲。那是个年轻女孩，一头浅绿色长发，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张焕萍在门口叫住她，抱歉地说，“不好意思，闭店了”。女孩怔了一下，转身走开，过了一会儿又举着手机跑回来，像是急得快要哭出来，“我就找一下这本书可以吗？”张焕萍心一软，“进去吧”，并招呼店员帮女孩找书。
年轻读者越来越多。这种变化始于书店上一次搬迁。当时为这事，王强没少在背后奔走牵线——前一个店址租约到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去处，最坏的打算是关门。王强听了，当即在饭桌上表态，“我虽然不开书店，但是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之后他便想办法托人帮忙，2012年年底，书店向东挪了198步，从成府路123号搬到了59号。
那两年正好碰上全国范围内独立书店的倒闭潮，很多书店都以“寻求新地址”为由歇业，但很少真的会重张。怕读者担心，张焕萍就在微博上“直播”搬家过程，隔些日子发几张照片，报告装修进展。“那时候微博还是最热闹的，那些所谓的大V带动了一批以前不知道万圣的新读者。”
自那以后，万圣40岁以上的读者比重从七成掉到了三成，而30岁左右、挣到钱的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IT创业者一跃成为这家书店的主力客群。2016年，自媒体作者小西受当时的单位委派，到北大进修。一天傍晚，他被同学带到万圣，灯光昏黄，书架通天，他甚至能闻到书散发出来的气味，“像木头的香味”。小西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哈利·波特》中的“奥利凡德魔杖商店”。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口气读了下去。
“我当时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魔杖。”那是小西第一次意识到，伽利略不仅是一个天文学家，还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之后每到周五，他都要去一趟万圣，“随便看哪本书，总会有点启发”。有时候只是粗略地逛一圈，“接触一下最前沿的（学术思想）潮流”。小西觉得，这是图书馆提供不了的视角。
“信息时代的主题是拣选，要从大量庞杂的信息中选择有效的信息和知识，如果碰到懂行的书店老板，帮你过滤一些书，会大大节省你的时间。”在小西看来，关于“人们是否还需要实体书店”这个问题，万圣给出了答案。
最近这段时间，万圣书园陆续在一些新兴的社交平台上开了账号。10月份，刘苏里还做了三场直播。
刘苏里说，他们一直想找一条有万圣特点的卖书渠道——既不想学传统电商，“据说传统电商现在已经落后了，属于外婆级的”；又不想去吆喝，“像一些小商家就靠打折”。这样看来，新兴社交平台的出现就成了契机，“转悠了几天了，我发现它的玩法有点像微博，这个我有经验啊。”他嘿嘿一笑，“还得再观察观察。”
眼下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猫。新店开在购物中心，书店里养猫或许不再可行，“这可能是最终最大的遗憾，还在交涉。”至于书店的未来，他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成府路59号最后一夜，将近零点，门口还聚集着些许年轻人，迟迟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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