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农健/图）

对于职业打假人王海来说，所有故事的开头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1995年3月，22岁的他在北京隆福商业大厦买了两副假冒索尼耳机，售假者却拒绝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一，他在各个监管部门寻求解决方案，也屡遭碰壁。后来，他又买了十副假耳机，并向东城区工商局投诉隆福大厦售假。最终，隆福大厦赔偿了王海此前购买的两副耳机，却不愿对后十副赔偿。

但王海并未灰心。从当年9月至11月，他在北京横扫十余家商场，购假索赔，斩获赔偿八千余元。在当时，辅以媒体报道与舆论的关注，他一战成名，自此走上职业打假之路。

近三十年过去，中国消费市场已与当年大有不同，造假贩假者同时代一并“进化”，王海的人生亦随之沉浮，却始终没有离开职业打假行业。他在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年代常成为媒体的焦点，却在2000年后的十年里，渐渐避开媒体的目光。近年来，随着电商与直播的兴起，他又开始高调炮轰新兴领域中的欺诈行为。

王海从当年22岁的小伙子打成了50岁的中老年人，但在他看来，未曾改变的是，舆论场对他打假的认知始终分裂，国内不少地方仍保护造假的“既得利益”，有些法律也并未如他希望的那样，真正倾向消费者。

“一年可能有几千个案件”

在打假维权上，王海似乎永不停歇。

2023年11月，他在社媒账号持续开炮，炮轰电商平台篡改奢侈品保修卡，质疑大连一地上百亩樱桃树枯亡的原因，举报江西一职校克扣学生实习报酬……

现实中，他也在12月等来了监管部门对他多年来最困难举报的回应。此前，他曾举报一家主打有机食品的公司存在涉嫌发布虚假广告等问题，而当地市监部门在12月认定该公司存在对其商品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对其罚款47万元。

毫无疑问，打假28年后，王海变得越发忙碌了。2023年11月30日，他接起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时，已是深夜。眼下，他名下有4家专注打假的公司，还有一家有二十多人的检测公司。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每年经手的打假维权类案件，“按照消费者人头来算的话，一年可能有几千个案件。按照类型来算，一年大概百八十个案件”。光是非法添加类打假案件，“这两年就是一千多个”。

业务形态也发生着变化。过去，王海的公司多数是从事帮助企业查假的业务，而近年帮助个人买假索赔的业务占比越来越大。理由很简单，按照目前的食品安全法，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消费者无论是委托王海团队去协商还是起诉，所获赔偿原则上都会五五分账。

不少打假案件依旧引来争议。2020年11月，王海质疑网红辛巴团队销售的燕窝并非真燕窝而是糖水；2022年，王海质疑主播“疯狂小杨哥”直播间售卖的破壁机涉嫌多个问题。随即，上述产品生产商宣称自家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虚假宣传。据媒体报道，此后两地市监部门也介入这场风波，其中中山市监部门称在对相关样品进行检查后，“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对生产公司不予立案。但王海仍质疑厂商提交给中山市监部门的样品不具有说服性，他还会安排集中送检。

海量打假维权的案件加持之下，公司也获得了不少收益。按照王海的说法，他没有统计过公司的净收益，但每年个人收入“百八十万总是有的”。

“我们会平衡成本，有一些（打假维权诉讼）我们就放弃了。”王海说，“但基本上是我们想打赢的都会打赢。”

“刁民”？“顺民”？

王海至今记得，1995年，曾有一位记者问他，面对假货时，你要做“刁民”还是“顺民”？

很难说职业打假是一种“刁民”姿态，但无论如何，他没有选择做“顺民”。

王海回忆，最初，他涉足打假维权领域的目的还是“好玩”。但很快，他就在1996年成立了专门的打假公司，雇用了兼职的调查员与律师——个人相较于企业而言始终是弱势，有了团队，才能更好地抵御风险。

很快，王海与他的团队便进入了庞大的维权市场。他记得，当时中国消费市场上，造假模式主要是仿造大品牌、名牌。他的公司既帮个人打假索赔，也为企业查假货。虽说两者业务量基本对半开，但后者占据盈利的大头。而对于打什么假，他也总结出了一套策略：要么打有社会效益的，要么打有经济效益的，最好两者兼而有之。

在王海眼中，打假自始至终都不是什么难事。比如帮企业查假，企业提供造假线索，他们向当地监管部门举报，再派出调查员随执法人员到相应地点协助执法，拍摄视频、照片，固定证据，紧接着就采取法律行动，或是与造假者协商赔偿，或是对簿公堂。

他对一次调查假冒味千拉面的事件印象深刻：那一次，三十多个调查员一齐出动，去了造假工厂，虽说老板跑了，但他们向警方报备后，直接把造假设备都拉走了，异地保存。

更令王海声名鹊起的，则是1998年对性病游医欺诈患者的打击，同时他揭露一些福建老板承包各地医院的皮肤科和性病科后，通过广告、医托的方式，诱导哄骗患者前往就医。

在这样的打假生涯中，王海经常成为媒体报道主角。他已经记不清1990年代末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次数了。他说，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阅读《南方周末》，觉得颇为“解气”。

“我的困惑”

王海曾在2023年10月31日写下一篇名为《我的困惑》的文章，其中便有绵延几十年的争议——常有人指责他打假动机不纯，是为了赚取利润。

人们的质疑在2000年他与电线电缆品牌“津成”的交锋中似乎达到了新的高度。王海在搜集证据后起诉至法院索赔。但与此同时，两方在庭外协商私了。个中过程王海的回忆与媒体报道有所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津成公开宣称遭到王海敲诈勒索。

按王海的说法，庭外协商和解漫天要价都是“很正常的”。事实上，他也并不讳言打假的营利动机，向来反对以公益标榜打假。在他看来，像他这样的职业打假人，是在约束企业、倒逼质量升级，而非破坏营商环境、增加企业负担。

不过，2000年后，他也做出了些许改变。为了管理风险，他把巅峰时期有数百名兼职人员的公司，裁撤至只剩十几名全职员工。另外，他渐渐避开了媒体的目光。一方面，他认为有“乱炒作”；另一方面，公司业务也颇为繁忙。

王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0年后的10年里，他在打假业务上有所拓展，开始涉足物业领域维权，帮助业主成立业委会、更换物业公司、追讨人防和车位一类的共有财产。除此之外，2005年，他还与高校教授合作，开办了NGO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要研究社区治理。

另一个吸引他注意的，则是消费者权益领域的相关立法工作。他为此在网上公开发声，也联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建议与提案：2003年，他便提出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赔偿最低标准提至500元；他也不断呼吁取消评选“中国名牌”“国家免检”等活动。

“这个事儿社会需求很大”打假至今，王海的一个感慨是，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等欺诈行为，技术在更新迭代，也出现在了新产业领域。“以前可能是冒牌问题比较严重，现在冒牌依然存在，欺诈行为也越来越多，已经是无孔不入了。”

王海介绍，现在的技术令一些非法添加物变得越来越难以检测。例如，在壮阳药品中将非法添加物的分子式稍微改变一下，国家颁布的标准检测方法就难以将其检测出来。与之相对的，他觉得，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与技术比起几十年前却没有太多进步。

如此也就产生了一个微妙的结果：对普通消费者甚至是执法机关来说，打假正在变得困难；但对于专业打假团队来说，事情却正在变得简单。2022年，他启动了自己的检测实验室，用于打假。

也是在2010年后，王海渐渐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接触媒体。他简单归结为工作需要。

他发现，这些年来，由于直播带货的火热，不少来自消费者的举报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他也顺应了这一趋势，进军直播带货的打假工作，与辛巴、“小杨哥”、李佳琦等知名主播屡次交锋。在他看来，如今直播带货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带发分离”，直播间展示的货品品质，不一定是发货方发出的货品品质。另外，电子证据的固定也是难题，直播如不录屏，便可能证据灭失。只是，打假策略一直没变：“追根溯源，验证真伪”。

年已五十的王海还没想过离开这一行业：“（打假）这个事儿社会需求很大，我们能做一点工作，就做一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