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前些年法学界有个词儿很受欢迎，叫做“法律共同体”，他们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等主体构成，有相同的法律价值观，是一个无疆界法律职业群体，可以相互转化和流动，目标是共同维护法治事业。但如今，我再跟法学院的学生讲起这个概念时，却有些心虚。
因为，近来律师的境遇不佳，在广西来宾没进法庭就被宣告庭审结束，在云南宣威被法警没收手机，在河北枣强被强行驱离法院……这些冲突都发生在律师与法院之间，说好的“相互理解”呢？说好的“共同维护法治”呢？律师在网络世界里被污名化还可以解释为“普法道路既阻且长”，但面对身为共同体的法院或者法官的敌意，又应当如何解释呢？“法律共同体”还值得期待么?
律师和当事人：对被告人的痛恨可能殃及律师
身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唯有律师的一切权利都是来自当事人的。可以说，没有当事人，就没有律师。
律师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他必须尽到对当事人的忠诚，一旦接受当事人委托，他要考虑的就只是法律以及当事人的目标和利益。
假如当事人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坏人”，律师的忠诚就面临各种压力。有部电影把辩护律师称为“魔鬼代言人”，这很准确地揭示了律师职业伦理的复杂性。
律师为某些人代言，需要超越、冒犯甚至伤害社会大众日常的普遍伦理。由于某些“坏人”会将对其有利的、不利的事实向律师坦白，以寻求最有效的帮助，而律师必须严格遵守保密义务，这些行为是大众普通伦理所无法接受的。
假如有人问，律师可不可以挑“好人”代理，不要代理“坏人”？律师的回答，恐怕会让你失望。
因为首先，好人与坏人的概念在法律上不成立，法律只认定有罪无罪。
其次，律师也是要生活的，挑选客户的时候只在乎道德，可能就没法谋生了。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做过律师，他代理过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人，他就认为律师是靠法律谋生，而不是靠道德。
总之，鉴于律师职业的“出厂设计”先天如此，很容易导致人们对某些判决的愤怒殃及到律师，对被告人的痛恨也殃及到律师。因此，辩护律师作为整体，被人所厌恶或者不齿。比如，在网络上对律师冷嘲热讽：他们勾兑关系，他们靠钻法律的空子吃饭，他们是黑社会的军师，他们搞虚假诉讼……各种指责扑面而来。
因此现在做律师，尤其是刑事律师，需要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信仰。他们必须默念律师的咒语，也就是：律师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
这种职业的设计，不仅尊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且也可以保护无辜。
律师必须与控方对抗
虽然名为共同体，或者说大家都是法学院毕业的，但因身份的不同、共同体成员与国家权力的亲疏不同，他们各自之间的认同感也不相同。
律师与学者的关系更为亲近。因为没有国家权力在手，他们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政府权力的约束就会有更多的关注。当然，在学者群里，也有一些学者与国家权力保持着更良好的关系，扮演着建言献策的角色。另一些学者则对国家权力持观察、批评的态度，保持着疏离。
而在控辩审三方之间，检法虽然各司其职，但对政治、对大局的意识更为重视，他们之间共识多于分歧，这种共识是基于权力形成的共识。而律师与控方是天然对抗，不太可能你好、我好、大家好，“互相攻击”很正常。
在辩审之间，则相对容易达成共识。法庭不要求律师揭发当事人的罪责，只需要承担“消极的真实义务”。因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无罪推定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无需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所以辩护律师不必协助控方举证，但不得就相关事实和法律作虚假陈述，不得积极蒙蔽和欺骗司法机关，误导法庭审理。
因此，作为三方中的审判权一方，法官理应更好地体现中立地位，不偏不倚，和律师的关系可以更为友好。
简单说，这就是律师与检法的关系：我必须与控方对抗，我要力证我的当事人无罪、罪轻，我对控方一切违反程序的行为都要高声抗议，我要不停“反对”，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同时，我必须尊重法庭，不蒙蔽和误导法官。我们控辩审三方各司其职，共同呈现真相。
但现在的情况是，本该“相互理解”的辩审关系突然呈现出高度紧张，这不能不让人担心，刑事诉讼的平等对抗是否受到挑战？法治的基础是否已经动摇？
法官和律师本应是“排除干扰”的同路人
站到法官的角度看律师，也可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某些律师业务能力一般、擅长胡搅蛮缠、没玩没了的反对、拖延庭审节奏等。
不独中国如此，连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沃伦·伯格也吐槽过律师： “出庭的绝大多数律师是不称职的，比如说，缺乏充分准备，缺乏适当反询问的能力、缺乏提出专家证人的能力、缺乏表达异议的能力、缺乏对问题的基本分析能力。”
但我理解，伯格法官是基于业务能力对律师提出批评。而我国律师和法官之间的互相指责，则有其特殊背景。
在实践中，律师为提供有效辩护，为维护当事人权益，或者为了使法定程序得到遵守，不得不较真，他们不依不饶，难免会和法官产生冲突。但他们如果不较真，就维护不了当事人利益。
从当事人的角度，你是想要一个据理力争的律师呢，还是想要一个节节退让的律师呢？
我的一位同行在开庭时被法官嫌拖慢了庭审，法官说：“你们是律师，难道让案子审不下去，让你们的当事人一直关在看守所，就是你们的职责吗？”律师不卑不亢的回复是：“我们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只要为了公正，开多久，我们都跟。”
换到法官的角度，假如你面临着结案的压力，面临着顾全大局的考虑，你是喜欢合作的律师呢，还是死磕的律师呢？可是，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依靠本能，或者只站在自己的职业立场。
最近不断出现的辩审之间的极端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舆论矮化。同为法律共同体成员，法官肩负着审判权，如果连法官都开始背刺律师，那司法改革就必然面临着倒退的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前司改办主任蒋惠岭法官曾经说过：“在任何司法制度下，外部干预都是司法公正的主要敌人。”而律师就是可以和法官一起排除外部干预的同路人，本应该一起为维护法治同声共气。
作为学者，我写过太多捍卫律师权益的文章，以至于有法官跟编辑吐槽说，学者总归是不了解基层法院的疾苦。
其实，怎么会不知道法院那些考核的压力和那些财政体制、人事制度的掣肘呢，但在权力和权利的对抗中，总归是要站在权利这一边的。
如果律师和法官都认识到，良好的法治环境最终对大家都有利，恶劣的执业环境对大家都有害，维护程序和权利对全社会都有益，滥用权力无视程序对全社会都有害，司法共识就能形成，法律共同体才真正值得期待。
而在背后起作用的，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正义不可阻挡的需求。也许这才是律师困境的解救之道，也是法治阻力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