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文），标志着振兴东北正式成为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
东北振兴二十年，为何不如预期。我不止分析当下，更观察历史，以百年视角，看东北命运。
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清朝长期在东北实行“禁关令”，汉族民众不能进入东北。1860年，咸丰朝首次开放“禁关”，1904年，清政府全面废除所有对进入东北的限制。这之后，东北在全国人口和经济版图上，才真正重要。某种程度上，现代东北经济史可以1904年为开端，而1904年以来的两个甲子，正是本文的讨论范畴。
一、图说东北经济史
这是1952年以来东北人口、GDP、工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比例变动图，直观反映了东北经济和人口的许多信息。
先来看人口，1952年到2022年，东北人口占比这条线，在前面这张图上是相对最平滑的。但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到120年，选取若干个关键节点，就能更清晰地看出东北人口占全国比例的变动趋势。
1860年，清廷首次开放“禁关”之前，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
1903年，即东北全面放垦的前一年，东北人口12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3.73%；
1911年清朝灭亡前，4.87%；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6.51%；
1949年新中国成立，7.11%；
1958年，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首次超过8%，达到8.02%；
1964年，东北人口占比首次超过9%，达到9.05%；
1965年，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7%，是东北人口占比的最高峰；
此后十多年里，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高位稳定在9%左右；
1982年，东北人口占比为8.98%；
此后人口占比总体缓慢下降，2012年跌破8%，为7.94%；
2020年跌破7%，为6.97%。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东北人口变动的特点，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陡峭的增长曲线，人口增幅远远大于关内。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东北人口占比就逐渐下降，但下降幅度其实比当年的上升幅度缓慢得多。从1931年到1965年的35年里，东北人口占比提升了2.56%。但从1986年到2020年的35年里，东北人口占比只下降了1.8%。
我们再来看经济。1949年之前，全国缺少准确的经济统计。根据学者的研究，1949年东北经济占全国的14%左右。这个数字可能和许多人的概念有所出入，因为东北的重工业产值尤其是钢产量等远大于这个比例。
究其原因是，虽然东北的重工业产值在全国的占比很高，但当时重工业的绝对值很低，中国经济总量中农业、手工业、轻工业、商贸等占比非常大，所以有重工业优势的东北，在GDP上的统计优势不大。但纵然如此，东北当时的人均GDP也是全国的两倍多。
从1952年到1960年，东北GDP占全国比例从12.36%一路提升到19.14%。而19.14%，也是东北GDP全国占比的峰值。事实上，东北GDP占全国比例超过15%的年份也只有三年，1958年（15.11%）、1959年（17.09%）、1960年（19.14%），主要原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较大规模的投资，和东北在经济困难状态下受影响较关内小。
从1961年开始，东北GDP占全国比例回到12%到14%的区间，整体小幅波动。1984年之后，东北GDP占比逐步下台阶——1985年跌破12%，为11.65%；1992年10.73%（跌破11%），1995年9.41%（跌破10%）；2004年8.71%（跌破9%）；2009年，7.31%（跌破8%）；2010年，6.94（跌破7%）；2016年5.72%（跌破6%）；2021年4.87%（跌破5%）。GDP占比，最能直观反映东北经济增速和全国经济增速的关系。总体来看，这一数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缓慢下降，而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之后，下行曲线更为陡峭。
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在22%以上，且整体呈上升态势，同样在1960年达到峰值（31.29%，也是史上唯一一年超过30%）。从1961年到1969年，整体在20%到23%之间（1967年低于20%，为19.65%），但进入七十年代之后，除1976年（占比20.4%）外，东北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都在20%以下，从1977年开始，这一数值从箱体波动转而进入缓慢下行通道。1988年，东北工业占全国比重跌破15%，2003年跌破10%，到2017年跌破5%。
建筑业方面，增加值占全国比例大体和GDP占比趋势一致。区别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建筑业增加值占比高于GDP占比，反映这一阶段东北基建和投资力度大。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筑业增加值占比的下行比其他指标更陡峭。1993年，东北建筑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就跌破了10%，比工业占比跌破10%早十年；从2009年开始，东北建筑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就低于6%（仅2012年为6.05%），比工业占比跌破6%早7年。
三产增加值，变动趋势和GDP也近似。但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三产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始终低于GDP占比。东北三产比重占全国比例最高的一年（1962年），也只占12.44%，1992年三产占全国比重就跌破了10%，甚至比建筑业占比跌破10%还要早一年。
最后来看农业。东北农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和其他指标占比呈现完全不同的趋势。东北农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整体比较稳定，1949年以后一直保持在占全国8%到12%之间波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北其他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东北农业增加值的全国比重反而整体呈现温和上升态势。最近十年，东北农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虽有小幅下降，但基本上稳定在9%到10%之间。这和东北GDP和工业比重接连下台阶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更有趣的数字，是东北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例。从1949年到2003年，东北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例一直在10%到15%之间波动（还有部分年份低于10%）。但从2004年开始，东北粮食产量超过全国的15%，2011年，东北粮食产量超过全国的20%，此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
2022年，东北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17%，但农业增加值接近全国的9%。我们可以用三个数字来看东北农业现状——以6%的农村人口，创造了全国9%的农业产值，生产了全国超过20%的粮食。
上图，是东北人均GDP与全国的比值，整体趋势和东北GDP占全国的比例是吻合的。其实，从1961年开始，东北人均GDP在一段时间里徘徊在全国水平的1.5倍左右，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逐渐下行，直至2009年，东北人均GDP开始低于全国水平，目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七成。
二、和东北经济有关的五个关键事实
在上一段中，我们通过几张折线图，对东北经济变动史有大致的概念。这一部分，我们来详细分析和东北经济有关的五个关键事实。
1. 东北经济增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慢于全国
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把当代东北经济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3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是东北人口和经济总量快速提升，在全国占比陡然升高，“一走上全国舞台，就风华正茂”的阶段。
第二阶段（1949年到1960年前后），即东北计划经济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东北经济在全国横向比较中“走上巅峰”。
第三阶段（1960年前后到1980年前后），东北计划经济的后期阶段，这一阶段东北经济在全国的比重整体处在高位，但已有波动下行的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仍远好于关内。
第四阶段（1980年前后到2000年前后），东北经济转轨期，出现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剧烈痛苦，东北人均GDP从高于全国逐渐趋向全国平均水平。
第五阶段（新世纪以来），经济继续调整期，增速放缓、人口外流，和关内经济差距拉大，成为全国后进地区。
如何看待东北经济曾经的“辉煌期”？东北之所以作为“共和国长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东北的工业化率、城镇化率曾经远远高于关内，但其实在东北相对关内在工业化、城镇化维度领先优势最大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自身仍然是农业人口多于工业人口，农业产值占比很高的地区，所以当时东北的人均产出虽然远高于关内，但也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夸张。
东北经济增速是什么时候开始跑输全国的？其实这个时间远比很多人想象得要早。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北是国企改革导致阵痛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全国范围内下岗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这当然是事实。但其实，东北经济增速慢于全国，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有苗头，在七十年代趋势已经形成，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很显著了。东北在中国经济大盘中地位下降漫长季节的开端，远在大规模国企改制之前。
2. 东北经济结构长期失衡
我们从文章开始的那一张表就可以看出，东北经济结构长期失衡。（这种失衡和寒冷的气候高度相关，参见《东北经济还有希望吗？》）
在工业内部，东北一直呈现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状态。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相较关内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天津，东北就缺少拿得出手的轻工业产品。
在第二产业内部，东北一直是工业重，建筑业轻。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东北在1949年以前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发达，在新政权建立时拥有全国半数铁路，基建的基数极高，相较关内大搞基建的空间相对就有限。另一方面，寒冷的天气对基建本身造成很大制约，极寒天气导致人口外流又进一步拉低了建设需求。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较，第三产业一直不发达。东北第三产业占全国的比重，长期低于东北经济总量（更远低于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这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一来东北的计划体制比关内更完善，更体系化，企业办社会的程度更深，从一开始就天然抑制了第三产业需求。
二来，极端寒冷的气候，对冬半年的第三产业活动构成很大制约。
三来，多种原因影响之下，东北缺少头部城市，甚至连强二线城市（或一些人习称的“新一线城市”）都很少，对高端服务业没有吸引力。
3. 东北内部差异大
“东北”，整体上地缘相亲，文化相近，而且在历史时期省界频繁变动，目前的省界稳定下来不过六十多年。所以人们往往用“东北”统称这一地区。
但单就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北的内部差异极大，辽宁和吉林黑龙江存在明显分化。
2022年，辽宁人均GDP为6.88万元，显著高于吉林（5.57万）和黑龙江（5.09万）。辽宁人均GDP的排位是全国第19名，属于中游水平，而吉林、黑龙江分别是27名和30名，属于全国末流。辽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1万元，排名全国第9，在北方省（市/区）中仅次于京津鲁，仍排在全国前列。而黑龙江（2.82万）、吉林（2.8万）分别排在22位和25位，排名全国后列。
4. 东北中心城市弱
东北地区是中国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这使得东北的发展比关内省份整体上更“均衡”。东北省份内部，往往有若干个工业化城市，从而使中心城市的经济总量并不突出。
相较内陆省份，可以集中在省会城市布置汽车、电子等新兴的大型工业，从而引导人口和经济资源向省会集中。东北既有产业格局相对固化，中心城市相较关内同类城市招商引资吸引力低，导致中心城市偏弱。除了吉林省有比较明显的长春“一城独大”以外，辽宁、黑龙江中心城市的GDP占比和同类省份相较都不算突出。
如果我们把东北视为一个整体，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四个城市2022年的GDP占东北的比例仅为48.9%。这个比例看起来不低，但和关内的省份相比，就能看出差距来。我们来看关内部分省份GDP总量前四的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广东65.9%，浙江64.1%，江苏54.6%，四川54%，山东50.1%，都超过五成。
5. 东北城乡差距小
众所周知，东北地广人稀，同时东北的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东北耕地多，但农民在人口中的占比反而低，因此东北的农民人均耕地更多，日子更好过。
从1949年到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资源调查时点），全国耕地从14.68亿亩增加到19.18亿亩，增长30.6%。而东北耕地从2.25亿亩增加到4.48亿亩，增幅达99.3%，几乎翻番。70年来，全国耕地增加了4.49亿亩，而东北耕地就增加了2.23亿亩。东北农村人口只占全国的不到7%，但东北新增耕地相当于全国的一半。
在八十年代以前，东北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大体稳定在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关内的2.8倍。但到2019年，东北农村居民人均耕地14.11亩，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3.76亩）的3.75倍，关内平均水平（3.08亩）的4.58倍。
我们把关内两个典型的人口大省和东北相比。河南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2.54亩，四川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2.17亩，分别只相当于东北的18%和15%。而东北的耕地大都是平坦肥沃、适合机械化的黑土地，河南的耕地远不如东北肥沃，四川的耕地更大多分布在丘陵地带，比起东北不仅人均耕地量少，耕地质量也差。
现在，关内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很多已经不是务农，而是各种副业（即使不跨省打工，也会做本地农民工）。但在东北，许多农民仅靠种地，也能过得不错。我们在统计数据中看到，东三省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位，都显著高于其城镇居民。
辽宁城镇居民收入排名全国第15，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全国第9；黑龙江城镇居民收入排名全国第31（倒数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全国第20；吉林城镇居民收入排名全国第30（倒数第二），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全国第22。
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城乡收入比（城乡收入比越低意味着城乡差距越小）分别是2.21、1.89和1.96，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4）。黑龙江的城乡收入比仅高于天津（1.83），全国第二低，吉林仅高于天津、黑龙江和浙江（1.9），全国第四低。全国城乡收入比低于2的省份一共只有四个，吉林和黑龙江就占了俩。
三、东北经济兴衰原因概要分析
1. 东北经济因何而兴
东北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实际上是“火箭蹿升”。从上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东北从一片几乎未开发的处女地，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个爆发式增长的轨迹，堪比深圳，但深圳只是一个城市，而东北是一个庞大的地域。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巴蜀、江南、湖广等地都经历过逐渐开发并成长成经济重镇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都是很漫长的，没有哪一个地区是在短短几十年里“毕其功于一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的崛起，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东北经济的兴起，主要原因有四：
适合发展工业的资源禀赋，东北有煤、铁之利，这些资源在工业革命之后极具战略价值，工业化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风口，而这个风口与东北天然的资源储备结合了起来。
肥沃的土地带来巨大的人口承载力。东北是一个典型的冬冷夏热地区，因为夏季热量条件极佳，成为全球唯一的冬季极为寒冷却能够支撑庞大粮食产出的地区，从而形成了长时间、持续性的农业开发，也吸引了外来移民。
极为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东北地处日、俄两大列强之间，在这一过程中，成日、俄铁路建设和商贸据点，不仅成为东北近代化的重要起点，还使东北一度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商贸枢纽。同时，为抵御外部压力，统治东北的张作霖反而更自主图强，张氏还亲自下场做大豆等大宗贸易，增强了东北的实力。
而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政策，使背靠苏联的东北，在五十年代成为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进一步巩固了东北的地位。
稀缺的政治稳定环境。民国时期，全国多数地区战乱频仍，但东北一直是相对和平的地区。从奉系统治时期，到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内部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这客观上也是导致当时人口从关内移向东北的原因。广东较其他地区早开放十年，就有巨大的发展优势，东北以30年的和平VS关内30年的战争，在发展差距上甩开关内更势在必然。
2. 东北经济因何而“衰”？
在谈东北经济因何而“衰”时，先多说两句。很多时候，人们会把一件事的外在表现当成原因，这其实是倒果为因。譬如直接把东北和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比较，然后得出东北经济不好是因为“民营经济不发达”、“大企业少”等等。这种归因对不对呢，不能说错，但其实它本质上是在分解“东北经济不好”这个事实，并不是在找它的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A考试没考好，B考试考得好，你说A是因为数学不如B，英语不如B，物理不如B。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要讨论A考试没考好的原因，最根本的是要搞清楚A为什么数学没学好，英语没学好，物理没学好，而不是说原因就是因为“这几门课都没考好”。
东北经济颓势有很多表现，比如服务业不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发达，民营经济不发达等等。但这些不发达的背后，是什么深层次原因？我们分析过东北是如何崛起，其实也可以对照着分析东北为何开始走下坡路。
在我看来，东北经济表现从远远好于关内，到远远跑输关内，主要原因是东北历史上崛起优势条件的全面逆转。
（1）工业禀赋优势的减退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东北工业禀赋的优势开始减退。
第一，东北在煤、铁等矿产资源上的优势削弱。一部分资源趋于枯竭，东北出现了阜新、鹤岗等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东北先开发，矿就先挖完了。
第二，工业供应链出现变化，当代工业从以利用本地资源为主，走向调度全球资源为主，以往是哪里有铁矿石哪里就有钢铁厂，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炼油厂；现在没有铁矿石，没有原油，都可以海外进口，哪里靠港口，哪里就可以建钢铁厂、炼油厂。东北本土资源富集的优势削弱，而东北距离大部分进口工业战略资源的航运距离又是全国最远，且除辽宁以外东北其他地区都是内陆地区，在原材料运输成本上的劣势明显。
第三，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兴起。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中国“世界工厂”的重要构成。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低收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由于东北城乡差距小，农村人口少，人均耕地多农村生活水平较高，东北天然缺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没有吸引力。
（2）产业结构劣势被放大
前文已经提到，东北服务业占全国的比重，始终低于东北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原因也已作了分析。过去，第三产业在经济大盘中的占比并不高，第三产业的劣势对经济总量的拖累不大。而随着第三产业普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GDP中最重要的构成，第三产业的劣势就成为东北和关内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因素。
建筑业的情况也比较类似。从改革开放开始，关内的固定投资和建设，一直显著高于东北。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中西部后发地区投资规模持续扩张，而东北因发展较早基建相对饱和，投资率反而低于关内不少地区，这就使东北在统计GDP这个增量指标时也处于劣势。
（3）地缘政治优势的丧失
在20世纪上半叶，东北客观上是具备地缘政治优势的地区。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东北地缘已经从优势逐渐转为劣势。
东北亚形势的变化，使东北不再是东北亚的枢纽，而陷入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苏交恶之后，东北地缘形势恶化，在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期间，东北甚至从原来的重点建设区变成了工厂迁出地。改革开放后，辽中南地区出现距离日本、韩国相对较近的新优势，但与山东、长三角等其他关内可比地区相较，优势不明显，不能弥补其地缘政治劣势。
（4）特殊政治环境不复存在
东北在上世纪上半叶的超常规崛起，源于极强的“避险效应”。这一点在很多对东北经济的分析中被忽视了。而1949年以后，东北和关内都处在和平、稳定环境下，东北就不可能再有关内战乱带来的“避险红利”。在没有“避险红利”之后，东北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僻处一隅、极端寒冷的冬季气候等等不利因素，就被放大，关内对资源和人口的吸引力相对东北增强，关内发展速度自然重新反超东北。
四、理性看待当前东北经济发展水平
前面，我们分析了东北经济增速跑输关内，整体从先进地区成为后进地区的主要原因。那么，怎么理性看待当下东北经济发展水平？
东北是全国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地区（机械增长、自然增长均为负）。所以，今天的东北可能是对未来关内经济和人口态势的某种意义上的提前模拟。也就是很多段子说的，东北的今天可能就是关内的明天。
在我看来，东北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差。东北趁着过去的好年景，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的积累。东北的工业虽然面临老化问题，但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工业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相当不错的家底。
时至今日，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城镇化率全国第7，黑龙江和吉林分别是全国第12、第17。而因为城镇化率较高，且农村居民收入较高，东三省的居民收入排名，也显著高于其人均GDP排名。
反观一些近年来GDP增长表现明显好于东北的地区，西北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极高，实际产业结构是“中东化”的；云贵等地过度依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造血能力不足。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增长都比东北好，但光鲜的数据掩饰了深层次矛盾。这些地方如果走到人口负增长的那一天，能不能像东北一样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留下可以“吃老本”的家底，还是问题。
东北经济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如市场活力不足，法治意识淡漠，营商环境恶劣，市场规制混乱，乃至政府债务率偏高等。但其实东北这些问题，在关内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一些营商环境较好的中心城市以外，多多少少不同程度都存在。东北经济呈现颓势，更多还是因为禀赋优势丧失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极端的寒冷）所致，而不完全是来自政府或民众侧策略偏差或不思进取的主观原因。
五、东北振兴下一步
今年是东北振兴战略提出20周年，高层也已谋划东北振兴下阶段的工作。
但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到：东北要发展，关内也要发展，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们不可能摁住关内不发展，更不可能让关内，让东南沿海跑慢些，来等等赶不上趟的东北。在可预见的将来，东北都很难实现比关内更高的经济增长，东北在全国经济大盘中的占比还可能继续降低。
所以，明确“东北振兴”的目标至关重要。在我看来，人是所有发展的目的。东北振兴的目标，是为了让留在东北和走出东北的人都过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让东北的总量指标好看。由此，我认为，东北振兴的合理目标，应该是使东北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较快提升，逐渐接近乃至重回全国平均线上。
在我看来，东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尊重客观规律，承认人口外流的现实
东北的寒冷是世界级的，全世界范围内，比东北寒冷的地区，人口总量加起来都不如东北，东北人流向更温暖、更宜居的南方，本身就是大势所趋。
目前，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仍然接近7%，这一比例显然是偏高的。这一比例基本上仍然相当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那时候是什么情况？关内处于严重战乱而东北相对稳定；农业社会大部分人务农，东北土地广阔而肥沃可吸纳更多人口；工业必须布局在临矿地区，东北有煤铁之利；空调没有发明抗生素没有广泛应用使得热带地区不宜居且人口承载力低下。
当时，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导向人口向东北聚集，东北人口也就占全国的不到7%。而现在，当时所有导向人口向东北聚集的条件全部逆转了，东北人口仍然占全国将近7%。前文已经提及，东北人口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是爆炸式的、极为陡峭的增长曲线，现在东北人口下行的曲线虽然和其他省份比显得很剧烈，但和东北自己的增长曲线比，却算得上十分平滑。显然，这条曲线还可以再陡一些。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如能降到5%以下，可能就比较合理。
长期以来，东北老龄化、少子化严重，在当地鼓励生育是有必要的。但追求把所有人留下来，这样的目标显然过了，也实现不了。
2. 做大核心地区，做大中心城市
东北的核心地区，就是辽宁，尤其是辽中南地区。前面已经提到，辽宁和吉黑两省在东北内部是有分化的。辽宁在2011年人口达峰后，到2022年人口只下降了4.2%。而吉林、黑龙江两省在2010年均人口达峰，到2022年人口分别下降了14.5%和19.1%。所以，辽吉黑三省人口向关内迁移，和吉黑两省人口向辽宁迁移，两件事同时存在。
辽宁是东北城镇化率最高、工业化水平最高的省份。同时，辽宁也是东北气候最温和的地区，尤其是辽宁南部的大连，冬季实际体感和华北地区相似，相对而言比较宜居。我们分析过，内陆省份如果不做大做强省会，省内其他地方的居民就会直接外流到沿海。辽中南地区在东北其实就扮演着这个角色，辽中南如果发展得好，东北其他地方包括吉黑两省的人口，可以集中到辽宁，从而不会一股脑都涌向关内。如果辽中南不能作为一个吸纳东北人口的节点，东北人口外流只会更加严重。
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当然是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这四大城市也必须成为发展重点。但就这四个城市而言，沈、大的条件也显著优于长、哈。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六普”相较，沈阳人口增加92万，增幅12%；大连人口增加46万，增幅6.5%；长春人口增加30万，增幅3.4%，而哈尔滨人口净减少了60万。
从人口数据来看，沈阳和大连仍然是东北最有潜力的两个城市。但目前，沈阳和大连的GDP仍然还在烟台、唐山等城市之后，大连锚定烟台，沈阳锚定唐山，这并不是要赶超南方发达城市的好高骛远，而是完全有现实可行性的。
东北振兴的药方，无非几点，巩固现有的工业优势，利用好东北人力资源（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科研院所分布密度）优势拓展高端产业，通过人口集中降低基建和采暖成本。长春在吉林省的一枝独秀已经较难再往上拔了，东北要振兴，关键还是看沈大。
东北不能再撒胡椒面了，还是必须下定决心，像一些内陆省份那样，集中优势力量，搞好中心城市。对于今天的东北而言，非常之时可能要有非常之策，新增资源投入就得优先在大城市，招商引资也得优先考虑大城市，甚至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外埠资源向大城市集中。谈大道理有点奢侈，干就完了。
3. 控制投资冲动，避免债务风险
我们看到的数据显示，东北建筑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例已经很低，东北的民间投资整体是比较低迷的。由于民间投资不足，东北的地方政府反而通过举债的方式加大投资，试图给增长托底。结果是，东三省目前的债务率在全国都属于偏高的水平。辽宁债务率高达全国第二，吉林债务率也排在全国前十。
负债——基建——地产，这是地方政府常用的循环。这个循环机制现在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而东北地区基建起步早，基建整体过剩；人口负增长，地产基建缺乏需求支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负债搞投资，不仅是寅吃卯粮，而且很难持续，最后只能找中央兜底。
除了沈大长，东北所有城市人口都将长期处于负增长态势，这已经是不可逆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资源投入必须集约，必须立足于强化核心城市的产业造血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通过生育奖励、消费券等方式刺激总需求，而不能像一些关内地区一样，过度依赖举债和投资。
六、结语
东北经济变迁，是中国现当代经济史的缩影。理解东北经济兴衰的逻辑，有助于我们看清大势。
经济的波动，人口的迁徙，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源禀赋，是比较优势，是经济规律，更是人性。东北经济的崛起，在一开始就是这些因素叠加的结果，而绝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因为这里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共和国长子”，并在“一五”时期得到了最多的投资。
东北经济出现调整，当然也是诸多客观因素导致其比较优势丧失的结果。政策引导也好，顶层设计也罢，都不可能和客观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对抗。“政策万能论”“资源投入万能论”，最终不仅不会真正改变经济地理格局，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并让债务等问题长期化。
放大我们的视界，应该看到，在全中国范围内，真正适合发展经济、经济效率最高的地区，并不多，就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内陆的关键中心城市。在每个省份、每个区域内部，也都符合这样的规律。
我们可以有一种选择，让人口和经济向最适合发展经济的地区集中，并通过聚集释放最大的效率；而让那些不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人口减少，只保留特色产业从而实现相对更高的人均GDP，从而实现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
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限制资源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的集中，不断将财政资源投向三四线城市甚至更低线的地区。低线地区没有造血能力，就转移支付，用发达城市、发达地区持续反哺低线地区。
从长期来看，前一种选择无疑更符合经济规律，也更有成功的可能。这可能是这一百二十年来东北沉浮史，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