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湖南桂阳县城30来公里的苦志育才学校，藏在一条村落小道的尽头，四周山林掩映，与几家荒废的汽修厂为邻。第一次载客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叹了口气，“这学校看着就好苦啊。”
一个苦字，的确可以概括这所学校里孩子们的过往人生——他们大多来自周边乡村，成长于相似悲情底色的困境家庭：父母患重大疾病、离世或处于服刑等变故中，家族无力提供养育支持。
这群7至16岁的孩子，在最脆弱敏感、需要照料和引导的人生阶段，无家可依。
我们试图呈现主流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形态：当一座县城家庭最困难的儿童，集中到学校统一接受“人生兜底教育”，吃住学习全免费，习得正确的生活习惯、找回自尊与信心，被看成比“试卷上的分数”更重要的事——学生们只被要求“自食其力，做个身心健康的人”。
在校园的人生9年，这种不同于普通应试教育的理念将如何塑造他们，以及能多大程度改变孩子们原本持续下坠的人生？
人生“兜底”教育
第一次进到校园的外来者，很容易把留着寸头的女孩误认为小男孩。女孩们奔跑在学校的操场和教学楼前，彩色小裙子跟着笑声一起雀跃。
“孩子们很多是刚入学，家里卫生条件不好，头上长虱子只好给剃了。”生活老师肖艳红向外来的探访者解释道。每年开学返校，总有孩子的头发丝里，寄生着虱子或白白小小的虫卵颗粒，痒得不行只能一直抠头。
抵达教学楼之前，孩子们要先穿过碎石子和杂草铺满的操场，再爬上一个斜坡。这个容纳了近三百名师生的校园不大，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围绕着操场，呈半圆形展开。
在学校工作了4年多的肖艳红，午饭后正在女生宿舍里忙着分发刚烘干的衣服，她穿梭在不同的宿舍间，身边总是围绕着吵吵嚷嚷的孩子。肖艳红有些驼背，是桂阳县苦志育才学校里最忙碌的人，所有和生活沾边的事都归她管，透过大红色的方框眼镜，能看到她眼角叠出的几道皱纹。
孩子们在家里没有干净安全的生活环境，集中到学校，卫生便成为首要大事。隔壁县城，更早成立的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曾经有小朋友放假回家感染了疥疮，回校后没有告诉老师，100多个孩子陆续被传染。
那一次，全校所有床单被褥都被翻出来暴晒消毒，连床板都做了彻底清扫。学校花3万元找医生来集体治疗，把两台医用的热蒸汽太空舱放在澡堂，“蒸出”孩子们身上的小虫子，再涂药膏才治好。
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周六的食堂成了电影院
在这所奉行“家校一体”的学校，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有章法，整齐划一。孩子们在宿舍放置牙刷时得统一朝着一个方向，棉被叠成方块。每个月，学校会把当月过生日的师生集中在一起庆祝。新来的孩子会获得切蛋糕的“小小特权”。
食堂里孩子们“自治而为”，高年级同学负责将大铁盘里的米饭切成小块，再分装到每人的餐盘里。动筷子之前，所有人齐刷刷坐在餐桌前，闭上眼睛一起默念，“感恩食物，感恩社会，感恩国家”。用餐结束，也由同学们自己清洗和整理碗盘。
桂阳苦志育才全校师生近300人，每个年级只开设了一个班级。“孩子升到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上了初二就办初二，上到初三就办初三。”校长王勇说，四年前刚办学时，最高只有四年级，后来跟着孩子们的需要灵活上调。她的办公室大门常年敞开，学生随时自由进出。
这里一年级的孩子大多没有上过幼儿园，还在适应节奏。上课铃已打完两分钟，语文老师站在门口清点人数，还差两个。原本坐下的孩子也跑到教室门口，大声喊叫伙伴们的名字，直到人齐。
在苦志育才的课堂上，规矩重于分数，任课老师不断提醒坐姿和课堂纪律。但与此同时，学习能力的差异又是被高度宽容的，老师不会有统一的学业达标要求，而是鼓励孩子们“做到力所能及就好”。
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桂阳县飘起小雨。下课后，拿到雨伞的学生要负责把没伞的同学送到食堂——学校物资都是捐赠而来，数量有限，雨伞也得学会共享。
肖老师在给剪了寸头的女孩们发放志愿者寄来的帽子
学校成立的这几年，大家习惯了校园里前来慰问和参观的陌生人。性格开朗的会主动问好，有的害羞一些，打完招呼就匆匆跑开。但孩子们都被告知一条规则：不能缠着来人要吃的。“不能因为自己家境困难，就随便找人讨要东西”王勇说，这是学校的自尊教育。
而对于生活在此地的乡村女孩们来说，学会识别校园之外的危险信号，是更为具体和紧迫的事情。
前年暑假，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的一位女同学告诉老师，家附近总有流浪汉在转悠，白天看不出异样，晚上则会跑到屋旁张望——这让老师们提高了警觉，又想到之前就发生过休学回家的女学生被同村人性侵的事。
孩子们在校外需要得到的庇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开设性教育课，学校找到村委会，要求重点关注家里没有依靠的女孩子，排查周边隐藏的危险。
孩子们大多来自特殊的家庭环境，心理敏感。和有意识寻求心理咨询的成年人不同，幼童往往不懂得去求助。但直接把孩子们带到心理咨询室并不是解决之道，“这会让孩子拘谨，也让别的同学对TA侧目”。
去年刚开学，有个五年级的女孩总说想自杀，她的母亲是哑者，父亲在过年的时候去世，妹妹也在苦志育才就读。两姐妹返校后影形不离，好像很害怕什么。王勇察觉到不对劲，单独找来两人问话，爸爸去世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姐姐答，是在自己怀里去世的，妹妹也看到了。王勇不再说话，只是抱着两个孩子，让她们好好哭了一场。
对孩子们来说，学校更像是一个暂时的中转站，陪伴自己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间。有的在苦志育才读了几年状态变好，或是有亲戚回来接了，就从这里转去条件更好的学校读书。
王勇觉得，“学校让孩子感受到情感和爱是最重要的事，其次是培养生活能力和自食其力的价值观。”
同一种孩子
九岁的佳佳比很多同龄孩子瘦弱，身高也矮一个头，她说话声音软软糯糯，笑起来时，圆溜溜的眼睛眯成月牙，两颗虎牙也露出来。被刘海遮住的额头尖儿，有一道泛白的伤疤，是之前在家里不小心从三楼摔到二楼磕的，“流血了，哭了好一会儿，叔叔才发现我。”
来到学校之前，她跟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叔叔在农村生活。“家里虽然破烂，但还是可以去的。”她会通过展露伤疤和小心翼翼发出邀请，和人拉近距离。但是被问到爸爸妈妈，声音就低下去，她只知道，先是小时候妈妈不在了，后来爸爸也不在家了。
像佳佳这样失去家庭依靠、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被叫做事实孤儿或困境儿童。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困境儿童688.9万名，包含孤儿、留守儿童、失依儿童等。
苦志育才的生源，大多来自于县城以及周边农村的“失依儿童”。2019年由民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范围作出界定：父母双方均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前述情形之一。
从现实条件来看，他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孤儿，但孩子们在原本的现实家庭生活中，并没有获得有效的父母照顾和监护，无人养也无人教。
每一位入学的孩子都经过严格家访
而每一个进入苦志育才的孩子，都经过了严格的家访。过去五年里，王勇和同事们走遍了桂阳县的几乎每个乡镇，先后拜访200多个家庭，识别出真正处境困难、无所依靠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学校就读。
九月的一个雨天，60岁的王勇开车前往桂阳县城附近的流峰镇做家访。山路曲折颠簸，雨点敲打在车窗上，车轮扬起的水花模糊前路，王勇倒是越开越精神，“开车就是要山路才有意思，才有味道。”有时她带着老师们出去，一侧就是悬崖，走到没有导航信号的路，都是靠大着胆子拧转方向盘抵达终点。
目的地到了。孩子的奶奶早早打着伞在路口等，她不到一米五的个头，短头发全白，不会说普通话，在镇上租了一处年久失修的楼房，陪读三个孙子。房租两千八百元一年，房间阴暗狭窄，地上是已经板结的黄黑污垢。
她的孙子阿杰在苦志育才读8年级，是个不爱说话的男孩，走路也总是低着头，不和人搭话。孩子爸爸之前在广东的一个工厂打工时，被同宿舍的工友砍死，孩子妈妈捡回一条命，但头上手上全是伤——八岁的阿杰在现场目睹了一切。房间里，老人边说边哭，王勇在一旁说些安慰的话。
即便已经做好了心理预备，但当老师们真正踏入这些孩子们的家，关于贫苦的具象场面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有人家徒四壁，几个椅子拼成床；有的家里遍地都是鸡屎，阵阵恶臭；有的孩子十几岁了还和大人挤在唯一的一张床上睡觉。
一些爷爷奶奶说孩子的妈妈“跑了”。老师们听过“跑”字背后的深入故事：女人受不了家里太穷，或常年遭受丈夫的家暴，出去打工或者再嫁了。精神失常的妈妈也不罕见。有农村男人因为贫穷娶不起老婆，就去找有精神疾病的女性，捡来拐来的都有。
有个爸爸一直不工作，妈妈有精神疾病，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生，爸爸经常去政府要奶粉钱，有钱了成天打牌喝酒。他最终在车祸中丧生。村支书主动联系了苦志育才，把孩子送了过去。
还有另一家5口人，爷爷常年卧床，爸爸中风之后基本丧失劳动力。两个小儿子分别是5岁和6岁，整个家庭照顾所有人的任务，全靠一个9岁的大女儿完成。
王勇既是学校的校长也是司机
有时，王勇也会担心，入读苦志育才会不会加深孩子们“苦”的标签？
她会在转达给孩子们的言语里婉转表达，“我们现在是困难，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但是困难只是暂时的，等我们以后有本事了，也会去帮助别人。”
由于学校是全公益性质，每个名额珍贵。这些年里，苦志育才学校拒绝过许多经济条件尚可家庭的孩子。
老师发现一户新生家中发现客厅有空调，父亲打工还能供孩子读书，商议后放弃录取。还有一户人家的爷爷奶奶想送调皮的小孙子来读书，但老师实地走访后看到他家住房条件不错，大孙子还在县城里收费不低的民办学校读书，也没有录取。
“拯救腐朽木头上的新芽”
真正进入苦志育才上学的孩子，课业上与同龄孩子的差距悬殊，不少人是在普通学校跟不上课业，转学而来。有三年级的孩子在作文课上，只能写下歪扭的一撇一捺，也有孩子到了四年级还不会10以内的加减乘除法。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失依儿童”在普通学校面临的现实困难，包括学业基础和学习兴趣差，跟不上课业；在校不合群，感觉受排挤、孤立，出现行为异常等。
这棵大树正好挡到食堂外的洗漱池，被留存了下来
桂阳苦志育才的欧阳起欢老师曾经遇到过一位读三年级的女孩，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把上下结构写成左右结构。老师没有催写字，先教她握笔，孩子有一些新鲜感了，再让她从最简单的“王”开始。此后的几年里女孩写了十来万字，这些习字册被欧阳起欢叠收在办公室里。女孩越来越开朗，管他叫“师傅”。
新田苦志育才校长乐巍则发现了“失依儿童”更长期的问题，“很多人人生没有目标和方向，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他的办法是给孩子们办各种兴趣班，双截棍、古筝、篮球、乒乓球，只要让学生能找到兴趣目标，“不论小或大的，先有个小目标往前走”。学校的一块小菜地也是孩子们扔铅球的练习场。周日，食堂则成了临时的电影院，大大小小的孩子坐成一排排，看投射在屏幕上的动画电影。
几年的尝试下来，新田苦志育才获得了“意外的成效”。2022年毕业班的33个学生中，有9人考上高中——对比当地相似规模的镇中，很多都是“挂零”。在县里举办的中学运动会上，苦志育才学生还拿到团体一等奖。2024年，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的九年级总分平均分排全县前六位。
2015年学校落地新田县时，这里还是湖南省排名前三的国家级贫困县，因为“没铁路、没高速公路、没大江大河”，被调侃为“三无县”。
但同时，新田县却是公认的“教育沃土”，在永州市南部六个县城的重点中学里首屈一指——一个县城里有一所省重点中学和一所市重点中学，光是新田一中，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或北大。
菜地是孩子们练习投掷实心球的地方
苦志育才几年来的“小成果”在新田本地的教育系统里开始引起关注，今年春季，新田县教育局特地到学校调研取经。
从2015年第一所苦志育才学校在湖南省新田县成立至今，全国共有8所苦志育才学校，分布在重庆、甘肃、云南、湖南等地。除了湖南的两所是民办，其他基本都为公办社助。
最初，创始人黄先生和当地僧人法光法师联合筹资，向新田县教育局申请办学资质，把农村的闲置学校用作免费校舍——新田县苦志育才成了“吃螃蟹”的第一家。
随后的桂阳苦志育才在2019年建立，最初的校园是靠不到10个老师和两位工人加班加点，一起收拾出来的。校址选在一个荒废了三年的学校，杂草丛生，暗处还有蜈蚣和蛇。窗户被白蚁侵蚀得手碰一下就倒掉，厕所里残留着鸡鸭的粪便。
校长老师砌围墙、做清洁，教室里灰尘漫天，清洗出来都是黄泥水。厕所的粪泥又厚又硬，要用硫酸冲洗，味道刺鼻难闻，宿舍窗户漏风，只能用纸贴上。晚上洗干净衣服晾在外面，第二天就沾上各种虫子。每天都要停电好几次，老师自己接电线、修水管。
在发起苦志育才之前，黄先生参与过其他教育类的公益项目，大多是捐款捐物，或是一对一助学形式——他觉得，这种不可持续的一次性帮助，孩子们实质上没有得到系统性教育，有的长大后还会产生索取的心态。
他对教育的作用始终抱持希望，虽然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难以拯救，但托住这些孩子等于是给社会的未来兜底。“大人很难改变，就是像一块木头已经腐朽了，木头上又长出了一个新芽，我们去救这块木头已经很难救了，新芽是救得好的。”
另一种教育的现实窘境
当一种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教育模式出现在县城里时，首先迎来的是质疑之声：免费的教育住宿，是不是就意味着条件不好？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们会怎么发展？有宗教界人士参与，会不会是什么邪教？这个模式可持续吗？
“大家不太相信有读书住宿全免费的好事”。乐巍说，最开始有人怀疑他们以公益慈善的名义谋取私利，政府也在观望，不知道学校能办多久。2015年学校初次招生48人，开学几天就走掉了8个。
最早成立的新田苦志育才学校，经历过公益办校的所有窘境。因为资金紧张，学校裁过员，换校址之后还没水没电。
但最让校长乐巍遗憾的，是第一届小学毕业生没能留住。2015年招进来最高是四年级学生，等到他们几年后面临小升初时，适逢全省范围内中学的大班名额缩小，县城里初中老师的需求量骤升，条件差、待遇差、工作量大的苦志育才，即便是想招初中老师办初中，也失败了。
好多一开始干劲满满的老师心灰意冷。他们想，如果孩子小学毕业就脱离学校，回到社会的大染缸，最终还是有很大几率会坠落到原来的生活，改变不大。
2019年6月，新田县苦志育才筹建了初中部。第一届初中毕业的33个孩子，有1个考了定向师范（全县近400个考生当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2个考上省级示范性高中，6个考上市级示范高中。其他大部分孩子去了职高或者职中，还有少数几个选择外出打工了。
新田苦志育才记录下一位学生的前后变化
这样的教育结果算成功吗？
黄先生认为，教育的公益，是对整个社会的大闭环投资，人文社会的环境保护，“不存在失败，这群孩子未来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们也会有家庭、孩子，如果不去救助，可能有一部分会成为社会的问题。”
他算了一笔账，一所苦志育才学校一年的成本是80万左右，一个县的极度困境儿童大概500名左右，全国一共100万孩子，一年投入大概8亿左右的资金，就能为他们所有人兜底。
但对于处在教学一线的校长王勇来说，兜底全国的理想还有些遥远，她面对的具体问题是学校的资金和教师问题。
和工作强度不匹配的，是老师们的生活环境和工资待遇。在食堂旁边的教师宿舍里，三四个老师共用一个套间，一人只有不到十平米的空间，房间不够就用木板隔开。有的老师爱人孩子都在县城，陪伴家人的时间屈指可数。老师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每周末晚上聚在一起吃个小火锅，聊聊天。
王勇总是苦恼于招不到能够稳定持续待下去的老师。之前有位来自外地的爱心人士申请过来当生活老师，不到一个星期就离开了。即便是年轻的教学老师，流动性也很大，很多人把学校当作找到下一份工作的跳板，最终还是想考去县城的公办学校。
每一个任课老师不仅要跨年级跨学科教课，还兼任很多杂活儿，比如数学老师也是学校的水电工，语文老师要管理体育室的器材，历史老师要负责消毒的考勤工作，校长也是运送物资的司机。
而对于在此就读的孩子们来说，在苦志育才度过的9年时光，将会引导他们走向何种人生？
最初没能留住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老师们曾经通过QQ回访了部分人的情况，只有极少数人完成了学业：有的孩子回到户籍地所在的初中短暂读了一会儿书，但没能坚持下来；有的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还有少数则不知去向。
受教育之后，命运的分野
16岁的小鹏，在广东惠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已经上班两个多月。他15岁从职校离开，是为了早点到社会闯荡。
作为安保部的员工，他负责检查酒店的消防安全。一晚上，小鹏来来回回检查97个点位，最多能走出4万多步，从晚上八点持续到早上八点。有时晚上在大堂值班，困得眼皮快耷拉下来，就扇自己一耳光醒醒瞌睡。
在此之前，小鹏在广东中山的工厂打过螺丝钉。好哥们儿刘振海介绍他来这里工作，两人都在安保部，一个早班，一个夜班。他们曾在同一所小学念书，吃住生活在一起，如同亲兄弟。
和他们毕业于同一所苦志育才的婉莹，则在今年进入本地的县职中。婉莹个头瘦弱，长睫毛高鼻梁，眼窝深深，扎着小小的马尾辫。她的穿着朴素，在职中打扮入时的学生中显得安静。
“你喜欢新学校吗？”“还行。”“老师和同学怎么样？”“都挺好的。”在被问到大多数问题时，婉莹都只有短短几个字回答。关系最亲近的生活老师谢欢，是她过去六年生活中最亲密的人。
对于婉莹来说，物理意义上的家似乎已经没什么寄托了：爷爷奶奶年迈，连她的学费都无法支持。她从没见过妈妈，爸爸也在前几年生病去世。连在职中读的养老专业，也是谢欢老师帮她选的。
每周末放假，婉莹会回到苦志育才学校，帮着带带学弟学妹。过去她曾在这里收到过滋养，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组织过的一次徒步。
那是初三面临中考前课业最紧张的时候，老师们没有让他们做题，而是带着去了趟附近的农场参观。她和同学们一起拔河、抢凳子玩游戏，还认识了好多植物、水果、蔬菜。在路上走着，她觉得，“世界好像变得宽阔了起来。”
学校的生活习惯现在也在她身上留下印记。在闹哄哄的职中班级里，婉莹的课桌整洁，书本都规整收纳在桌子里。她的被子也是寝室里叠得最方正的豆腐块，棱角分明——这些是过去在苦志育才学会的生活技能。她虽然话不多，但很受班上别的同学的信任，大家会推选她当班长。
宿舍外的黑板上是孩子们抄写的励志文字
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如婉莹般幸运。曾经和她就读同一所学校，早几届的学姐——一个六年级数学考过满分的女孩，小学毕业没考上县城里的初中。一次，校长乐巍路过一个烤串店，认出正在吃饭的她。女孩已经怀孕，挺着大肚子和几个社会小青年在一起。乐巍叫她名字，女孩很不好意思，把头偏过去，拿了吃的就赶紧走开了，也没有打招呼，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
包括婉莹在内的2023级苦志育才毕业生，大多数去了职校，另外三分之一考到普通高中，继续为考大学而奋斗，还有几个孩子选择外出打工。对这些曾接受过同一种教育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曾有过交集，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走向分野。
过去，苦志育才对孩们的期望是，要努力考高中、大学，往上走。一次和学生的偶然交谈，改变了大人们的想法。“世俗定义了更高的学历和收入是成功，但是在每个孩子心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不一样。无论你选择哪条路或者方式，自食其力就没有高低贵贱。”黄先生说。
一位上海过去的参观者和学校的一个女孩聊天，问她毕业之后想干什么？女孩说想去县城的奶茶店打工，一个月能赚1500元。来者认为女孩现在的认知有限，就开导她，“你上高中、职高或者大学，工资就可能变成八、九千甚至一万。”
女孩平静回答，说家里以前失火了，是姐姐拼尽全力把她从窗户里扔出来，摔在地上她的手留下了残疾，姐姐则是全身烧伤，现在还躺着。
她留在县城的唯一理由，是可以早点工作照顾姐姐。
（文中未成年受访者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ID：fhzkfirstory），作者：张楠茜，编辑：杜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