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玛斯是恐怖主义组织，中国是恐怖主义国家
以色列驻华使馆发布了中以混血儿诺亚·阿伽玛尼（Noa Argamani）与男友在音乐节现场被哈玛斯战斗人员绑架的消息，称“她是女儿，是姐妹，也是朋友”。但很多中国网民强调诺亚是以色列而非中国公民，质疑以方使馆“搏同情”，甚至发表支持哈玛斯的言论——对于同样是中外混血的谷爱凌，他们却谄媚有加。诺亚的朋友对此愤怒地反驳说：“我想她是否华人没有关系，这都是人权问题，没有人该经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没有人该支持恐怖主义。”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乌战争期间，中文网路上广为流传一些流氓口吻的帖子——“在线收留心碎乌克兰妹，要求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身高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七十五公分，无明显体味，身材好者优先”、“关心乌克兰美女能不能安全进口到中国”。他们趁人之危，物化女性，将色情想像加诸于战争受害者身上。这已经不是人性中的“幽暗意识”了，而是彻底的无耻、下流、卑贱。
每当国际上有冲突发生，中共永远选择假中立，其实是站在邪恶一边。外交部发言人不方便说的心里话，往往由所谓的民间舆论来表达。搜狐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大势已去，中东诸国效仿中国立场，拒绝追随白宫谴责哈玛斯》的评论文章，获得数十万人点击、按赞和转发。文章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官方立场中，我们并未明确谴责某一对象，如以色列或哈玛斯武装。不少中东地区国家的态度也与中国颇为相似，甚至在收到来自美国的‘命令’后，它们还直接加以拒绝了。……很显然，在中东阿拉伯世界中，美国已然‘说话不好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愿再盲从美利坚，乃至敢于对白宫说‘不’。这不仅有利于多元化世界的发展，对中国亦是好处多多。”
这篇文章将中国官方的立场及中国的主流民意全盘托出：中国反对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背后是美国，是西方帝国主义；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是因为巴勒斯坦跟中国一样，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欺负的“第三世界”和“受害者”——于是，中国人就将原本相当有限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投射到哈玛斯身上，全然不顾被哈玛斯杀害的平民中，也有多名中国游客及到以色列务工的中国劳工，那种“附带伤害”，可以忽略不计。
此前，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指点财津》栏目在一期题为“美国为何充当以色列外交盾牌”的节目中讨论以巴冲突，主持人郑峻峰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非基于华盛顿强调的共同民主价值观。他认为：“美国的亲以色列政策可以追溯到美国富有的犹太人以及犹太人游说团体对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影响。”他指责美国利用以色列作为其在中东的“滩头阵地”。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在推特上反驳说：“声称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控制了其他国家的政府是令人愤怒的。……不幸的是，反犹主义再次露出了丑陋的嘴脸。”
其实，中共政权并不是要跟巴勒斯坦及伊斯兰世界站在一起——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式迫害，以及无神论教育下的汉人对伊斯兰教徒的公然歧视，说明他们遵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传统。而在哈玛斯、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塔利班等恐怖组织那里，有很多跟共产党相似的特质，如独裁、残暴、愚民等等，正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哈玛斯就是在野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掌权了的哈玛斯。
世界上拥有最多希特勒的崇拜者的国家就是中国
支持邪恶力量的，当然只能是邪恶力量。在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反犹主义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会触犯法律；而在中国，反犹主义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表达，甚至是一种“政治正确”。中国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汉族歧视中国疆域内的所有少数族裔，而在汉族内部还有洋葱般多个层次的地域歧视，比如河南人被除了河南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歧视，而上海人将除了上海之外的所有中国人都视为乡下人。所以，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已臭名昭著，但在中国却被视为理所当然。大概连希特勒自己都不会知道，在今天的德国，他从信徒已是屈指可数；而在今天的中国，他却是从官方到民间一致推崇的偶像。
一位中国网民写道：“还是怪小胡子，当时烧光了（犹太人）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小胡子”是许多网友给希特勒起的绰号。另一位网民写道：“历史终将为小胡子洗去他不该承受的罪名，搞不好还能洗白。”持此类看法的绝不仅仅是无知小民，大名鼎鼎的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摩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就反抗西方而言，希特勒是有其合理性的。”他甚至居高临下地“开导”采访他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说，不要因为德国有过纳粹的历史和希特勒的历史而负疚，“我觉得德国在整个欧洲或者说在整个西方世界之中，没有必要认为自己的过错比别国更多。你如果对你的德国人身份怀有负疚感，我觉得你不如对你的白种人身份、基督徒身份怀有这种负疚感，这样来得更真实一点”。他认为，希特勒的失败只是时运不济，如果希特勒成功，建立纳粹的全球帝国和全球秩序，必定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在“德意志治世”中，与之拥有同样意识形态的中国当然能获得比在“美利坚治世”中更高的位阶和待遇。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在向文革时代夺命狂奔。（美联社）
当年，毛泽东说自己是“秦始皇加史达林”，他忘记说或者故意忽略了希特勒。许多中国人的心中都住著一个小毛泽东，也住著一个小希特勒。尽管文革时这些崇拜希特勒的人年纪尚小甚至还未出生，但文革的遗毒、毛泽东的遗毒、希特勒的遗毒却深入到其骨髓与灵魂之中。学者杨继绳在分析文革的阶级屠杀时发出追问：为什么那些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会残酷地将老师打死？他尝试给出的答案是：官方长期的教育宣传让他们以为，清除政治贱民、敌对阶级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老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林昭等反抗极权暴政的先驱，直接将毛主义斥责为纳粹和法西斯。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在向文革时代夺命狂奔。因为有八千万党员和数亿愚民配合，再有数位科技加持，其极权程度让哈玛斯之类原始而粗陋的恐怖主义组织望尘莫及，也让希特勒和纳粹艳羡不已。美籍华裔深记者陈嘉韵（Melissa Chan）曾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过题为一篇题为《中国经常被称作“威权主义”，感觉这并不够》的评论文章，对于新闻报道中经常将中国称为“威权国家”提出质疑，表示应该考虑“将中国称作法西斯主义国家”。作者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标志是：一个监视国家，一个政治强人，在国内煽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同时为向海外扩张建立军队。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完全具备了这些特质。作者表示，她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工作、如今在柏林写作的记者，“我发现很难对今日中国与旧日德国遥相呼应这一点视而不见”。
毋庸讳言，中共统治中国有其广袤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正如当年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兴起并颠覆威玛共和国绝非历史的偶然。若不改变这种“群众基础”，就不可能颠覆中共政权。
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是因为巴勒斯坦跟中国一样，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欺负的“第三世界”和“受害者”。（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