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经济学对政策的影响力可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它所承受的批评，也可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以来，危机接踵而至，但是经济学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提前做出预测。而且，经济学似乎也未能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数字技术、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正在彻底地改变经济学试图衡量、理解和塑造的现象，经济学该如何应对？
《齿轮与怪物：数字时代经济学的新议程》一书，在反思经济学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研究框架如何革新的问题。
超越对经济学的稻草人式批评
在本书中，科伊尔首先指出，经济学的许多批评者，往往把他们的观点建立在那些忽略了经济学真正缺陷的“稻草人”式批评之上。科伊尔认为，这种“稻草人”式的批评，不仅对经济学研究及经济学教育中的积极转变置若罔闻，也使得一些经济学家无意间忽略或故意否定了经济学领域存在的根本问题。因此，她先花了一些笔墨为经济学提供了理性的辩护，然后对其缺陷进行批判。这也是顺理成章之举，要讨论数字经济日益崛起的背景下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当然得先认识清楚经济学的优势和缺陷。
那么，经济学有哪些“真正的缺陷”呢？科伊尔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列表，但是从全书来看，她批评的靶子似乎集中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她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诘问，比如：经济学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述行性（“述行性”的英文为“performativity”，中文版译者将它译为“操演性”，不过笔者更倾向于译为“述行性”。下文均采用“述行性”）？
全书围绕批判经济学的缺陷和构思数字时代的经济学新议程这两条主线展开。我个人认为，要理解《齿轮与怪物》全书，“述行性”可能是一个核心概念。
作为一门述行性科学的经济学
从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可以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市场的科学。当然，将经济学定义为市场的科学并不意味着市场的环境不重要；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也很重要。这个定义的关键好处是，它能够反映现代经济学的述行性本质。
“述行性”这个术语，最初源于语言哲学领域，是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简单地说，所谓“述行性”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一种理论不仅仅在解释社会，同时也在改造社会使其发展与理论本身相符合。
在经济学中，述行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经济学塑造了作为它声称要研究对象的经济。也就是说，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和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处于一种共同进化的关系中，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被认为是“经济的”的那种事物。
述行性与两个概念密切相关：一是反身性，二是预期自证。粗略地说，可以认为反身性概念比述行性更加宽泛一些，而述行性概念又比预期自证更加宽泛一些。当然在经济学中，我们主要是在预期理论的背景下讨论反身性的。如果行为主体的预期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预期就应该会受到经济学所采用的最新“技艺”的影响。因此，经济学将通过影响人们形成预期的方式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
卢卡斯对宏观经济模型的著名批判（“卢卡斯批判”）浓缩了这种观察：经济学家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来预测经济发展和行为，但是模型提供的预测和知识将直接改变行为主体的行为，从而使得当初的预测变得无关紧要。
在当代，经济学不仅用于分析市场，而且可以用来设计市场，更具根本性意义的是，现代经济学甚至决定了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因此，经济学是一门述行性科学。
述行性对经济学（家）的含义
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经济学（家）在塑造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经济学这门学科是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而内生地发展的，因此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必须始终采取一种警醒和批判的态度。或者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必须时刻注意到他们的理论的述行性本质，也必须应用他们的理论来分析自己作为“政策顾问”的角色。
在有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可能会采取零敲碎打式的社会工程立场，比如在进行市场设计的时候，但是经济学理论的述行性要求，他们最终必定要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情境下采取某种规范立场，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意味着，到了某个阶段，经济学家的建议必定会超越“技术专家的意见”的性质，因而无法完全避免价值判断。
这正是《齿轮与怪物》第一章“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事实上，从述行性的视角，可以发现《齿轮与怪物》这本书的其余各章也是分别围绕着经济学述行性的某个特点或含义而展开的。
经济学述行性意味着，必须抛弃如下传统观点：即经济学家能够站在他们所分析的对象之外，对经济现象进行完全客观的分析，因为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利益和对形势的判断会纠缠在一起。
经济学述行性还意味着，一方面，经济行为主体会通过他们的行动和思想来构建和运行市场；另一方面，市场也在以特定的方式塑造着经济行为主体的认知，使得他们做出与经济学假设相对应的行为。例如，一些（仍有争议的）经济实验结果表明，经济系学生在学习经济学后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更加理性，甚至更加机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可能需要一个“行为主体分类学”，来区分出经济中具有某种一般角色的各种类型的行为主体。
最后，经济学述行性还意味着，经济学必须研究人们在行动中遵循的叙事和观念，而且经济学只是这些叙事和观念的其中一个贡献者。
此外，本书书名中的“齿轮”和“怪物”，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学述行性导致的一对悖论性结果，而且，在数字经济时代，“怪物”将更加大量地涌现。
齿轮和怪物作为述行性的悖论性结果
科伊尔在解释本书的书名时说，“齿轮”代表着主流经济学对个体的看法，他们关注自身利益，在特定环境中以独立的身份进行互动，精打细算；“怪物”则代表着数字经济中独特的经济现象，这些现象具有“雪球效应”，会受到社会影响，并且难以控制。所以，在数字经济这个未经标注的领域仍然充满大量未知，假如有一张地图，在这个领域可以标注上“有怪物出没”。经济学把普通人视为经济体中的“齿轮”，这种看法无形中又制造了更多的“怪物”和涌现现象。
这是经济学述行性的悖论性结果。“齿轮”是因为认识不到经济学的述行性本质而做出的假设，而“怪物”的出现则是因为述行性和认识不到述行性导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之后，述行性有可能导致出现“怪物”横行的情况。
科伊尔总结了数字市场本身的三大经济特征。一是“超级明星特征”，它指由于规模收益递增导致的“赢家通吃”和“赢家多吃”现象。二是数字市场上的间接网络效应，它会导致集中赢家的出现。三是数字平台能够将需求和供给进行精准匹配。这几个特征结合起来，导致小平台难以出现和发展壮大，使得市场运行方式发生改变，偏离传统经济学（家）的心智模型。
事实上，这几个特征都与数字经济的述行性有关。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只要在手机上点开过一条新闻，那么就会不断有同样主题的新闻推送过来。当然在这背后是某种算法，而算法的实质正是特定的“理论”与被数据化的行为或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学习而强化，因此是一种述行性现象。
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经济学述行性
大约在100年以前，凯恩斯在1924年秋末的一天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演讲——《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对当时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批评：
“这种理论，是如此的优美和简洁，以致人们很容易忘记，它不是以实际的事实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为了简洁而引入的不完善的假设之上的⋯⋯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论证其观点时，到了后半阶段就常常不免涉及复杂性，此时他们通常就对上述假设有所保留⋯⋯许多经济学家即使认识到了这种简化的假设不能准确地与事实相符合，仍然推论说，这种简化的确代表着某种‘自然的’因而是理想的、完美的东西。他们把这种简化的假设看作是健康的，而把深一层次的复杂性看作是病态的。”
“齿轮”就是这样一种假设，“怪物”则大体相当于凯恩斯所说的“复杂性”。想当年，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主义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推动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如今，在2008年后发生的一系列危机的冲击之下，经济学的变革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在寻找新的范式。
一些可能的替代进路已经渐露踪迹。比如说，复杂性理论、基于主体的模型等，但是它们都基于计算机方法，还没有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科伊尔本人则寄希望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强调摒弃将观察分析与价值判断人为割裂开来的舍本逐末行为。从上面的讨论不难看出，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反映了述行性本质的经济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 （ID：i-caijing），作者：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