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下行，经济数据爬升艰难且缓慢，经济发展的表现更加不理想。法国经济学家 Daniel Cohen 在 The Infinite Desire for Growth 一书中指出，在美国，在过去30年中，90%的人没有实现购买力的增长，其它地方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人们对经济数据增长的追求仍未停止。
在一般认知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似乎总是、也应该是正相关的关系，因此，经济数据的增长总是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然而，技术所带来的新增长模式并未带来预期中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潜力也远远低于上个世纪。
在 The Infinite Desire for Growth 一书中，Cohen 发出灵魂一问：为什么社会对经济增长的期望不再现实？
作者指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两个既紧密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增长是“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的平稳程度和结果，还包括国民的平均生活质量，甚至是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的总体进步。因此，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既不现实，也未必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本书揭示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痴迷及其历史原因。通过阅读，读者可以较完整地观察人类社会对经济增长的执着追求史，充分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同时对未来经济增速可能放缓的现实做好更积极的心理准备。
一、经济增长：无限发展的承诺
经济增长是现代世界的宗教，是缓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是对无限发展的承诺。它为每天都在上演的人类生活，为求得那些我们不曾拥有的事物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遗憾的是，经济增长的现象正在断断续续地消失，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繁荣后萧条，萧条又繁荣，循环往复间，一个稳定、包容、持久增长的理想世界逐渐消失。
十七世纪，一种深层的焦虑席卷欧洲，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欧洲良知”（European conscience）危机。当时，伽利略（Galileo）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发现宇宙是空的，星星并非众神的居所。我们的祖先问道：如果没有了神对救赎的承诺，生活还值得过吗？当下，我们正经历着同一场危机。增长一经消失，发展这一概念本身似乎也就没了意义。如今，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如果物质上的发展得不到保证，我们会过上艰苦而不幸的生活吗？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初就曾撰文，就当时的悲观情绪发出警告。直至今日，他的文字仍然令人充满希望。
尽管危机迫近，但他在他的著名文章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写道，一个异常繁荣的时期即将到来，世界的“经济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就像上个世纪有关食物充足供应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一样。
基于现有的工业增长模式，凯恩斯大胆地宣布，到2030年，人们将每天工作三个小时，并能够投身于艺术、文化和哲学等真正重要的任务。遗憾的是，文化和哲学的问题并没有成为当今的决定性问题。尽管西方世界相比于20世纪30年代已经富裕了四倍，但追求物质财富仍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因此，不得不承认，尽管凯恩斯，一位知识巨人，完美地预测了即将到来的繁荣，但他完全没有预见到人们会如何实现它。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他并没有理解人类欲望极强的可塑性。这种欲望驱使人们消耗无限的财富，以此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有助于解释凯恩斯的错误。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说法，财富未必保证一个人的幸福。更高的工资显然总是令人向往的，但一旦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就再也无法被满足了。我们受害于这种习惯性的思维过程，却浑然不觉。此外，我们每个人在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并没有考虑到我们渴望达成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倚仗他人的成就。如果他人变得更富有，我们也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
哲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写道：“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有时甚至是在此之前，人们会感到强烈的欲望，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渴望一种‘存在’（being），但他们认为这种‘存在的状态’（beingness）被剥夺了，而其他人却拥有”。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增长，而非纯粹的财富积累会成为社会运作的关键：因为经济增长为我们每个人带来了希望，即我们可以超越目前的状况——即使这个梦想仍然难以企及。
二、经济发展：道德、自治和自由的价值体现
历史上，发展这一观念一直受到严重的误解。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引入了这一观念，赋予了发展一种道德价值，一种自治和自由的价值，并用它来批评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等级秩序。十九世纪在欧洲开启的工业革命则是将这一理想转化为物质发展的承诺。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完全背离启蒙运动理想的社会被建构起来。工程师赶走了牧师，但工业社会仍然和以前一样有等级之分。在家庭和工厂中，社会的垂直结构继续占主导地位。
在二十世纪，作为工业世界的标准，福特制（Fordism，指一套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和装配线保留了古老的金字塔组织结构。在私人领域，直到1965年，法国妇女才能在未经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开设银行账户。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当涉及妇女的大多数法律行为时，妻子仍然处于丈夫的监护之下。对于妇女来说，就像对许多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自治和自由的想法一出现即被扼杀。
直到过去几十年，旧制度的残余才终于消失。工人不再操控农业或工业上的实物，而是控制信息的流动。根据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说法，创造力正在取代权威作为核心价值。在他看来，启蒙思想终于占了上风：自治和自我指导正在成为现代化的标准。可现实并不那么简单。新的数字经济正在建立完全颠覆性的“零成本”（zero-cost）的生产模式，并由此带来新模式的不安全感。从下棋到现金分配再到股市交易，无论复杂程度如何，常规任务都由廉价的软件接管了。与机器竞争的紧张情绪正达到新的高度。
正如经济学家大卫·布兰奇福劳（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指出的那样，多年来，工作场所的精神压力一直在增加。借用精神分析学家皮埃尔·勒让德（Pierre Legendre）的说法，现代生活超越了人的“心理承受范围”。 当创造力成为商业必需品时，就会失去它大部分的道德价值。
此外，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英格尔哈特（Inglehart）重复了凯恩斯的错误。他得出结论：一个从需求中解放出来的后崇物主义世界就在眼前。正如伊斯特林悖论所解释那样，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仍然存在。但数字社会有其自身的悖论：它所预示的技术前景从未如此光明，但增长前景从未如此令人失望。
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没有增长的工业革命。在美国，过去的三十年里，80%的人的购买力没有增长。在法国，人均年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3%稳步下降到2%，在接下去的十几年下降到1%，在过去五年中下降到几乎为零。这让我们回到了关键问题上：惠及更多人的经济增长会恢复吗？如果不会，那未来会如何？经济学家们的分歧很大。
三、新增长模式：如何重燃对发展的希望？
以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为首的悲观主义者认为，现在的经济增长潜力远远低于上个世纪。他在《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解释说，新工业革命可能给我们带来了智能手机，但在他看来，这很难与 20 世纪的伟大进步，即电力、汽车、飞机、电影、电视、抗生素的发现与发明相提并论。
另一派，像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则在他们的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告诉我们，摩尔定律（Moore’s Law，其核心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用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将使“几乎所有事物数字化”。当前，我们已经有了无人驾驶汽车；在日本，机器人正在照顾老人。这些似乎预示着新一轮增长就在眼前。
当详细分析新工业革命时，这场争论与其说是那些相信技术的人和那些不相信技术的人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关于新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包容性的争论。新技术是将工人拖入还是拖出经济增长的前列？
当前的情况与20世纪的情况是比较有可比性的。1900年，占劳动力40%的美国农民搬到了城市，并成为制造业的高生产力工人。经济增长迅速翻了一番。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增长如此之小，反映出一个重大变化：工人已经从最高效的工厂被解雇了——但他们在新工作中的生产力往往停滞不前，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增长正在逐渐消失，经济学家称之为鲍莫尔病（Baumol disease，通常指因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差异化，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会同时带动那些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停滞部门”的工资上升，导致“停滞部门”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形成更大的产出。久而久之，“停滞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而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则会因此而降低）。
那么，如果在接下来的世上，不再有上个世纪那般的经济增长，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不能满足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希望，要如何激励他们？人们会想起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激进之举，他将工厂的工资提高了一倍，以减少旷工现象，重振员工的工作热情。在不断发展的经济体中，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来奖励勤奋的工人。如今的公司确实会根据工人的表现发放奖金，但胡萝卜政策与大棒政策是相伴的：如果达不到目标，就会裁员。
要么努力工作，要么被解雇，而不是努力工作并获得更高的工资：这种压力管理技巧是造成现代社会痛苦的主因，最后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不快乐的工人生产力低、合作性差、创造力低。
难道我们不能做得更好吗？在欧洲引起广泛讨论的丹麦经济模式表明，确实可以通过恐惧以外的方式来激励工人。丹麦有巨大的安全网保护“下岗工人”，并为他们提供再就业培训，这既增加了工作场所的流动性，又减轻了人们对失去工作的恐惧。丹麦的工作质量在欧洲名列前茅。因此，2013年丹麦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端都源于个人购买力的停滞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我们忽视这个问题，继续假装增长肯定会像二战后那样恢复，我们将无法理解经济增长疲软导致社会不快乐的原因。我们必须尝试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幸福和对生活的满足不那么依赖于不断赚取更多收入的期望。这将带我们踏上一段漫长的旅程，去了解历史上人类的欲望是怎样被满足的，现代经济增长在追求幸福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重新发明超越物质收益的发展理念。
结语
经济增长和对未来美好事物的希望，是现代世界等同于宗教信仰一般重要的理念。然而，经济增长的前景已经变得暗淡，繁荣之后的崩溃已经成为一种无休止的循环。在美国，90%的人口在过去30年中购买力没有增长，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
The Infinite Desire for Growth 聚焦于对经济上更多需求的迷恋，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全球紧张局势。巴黎高师经济学系主任 Daniel Cohen 对经济增长的历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巡视，从早期文明到现代，强调了今天经济局面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他研究了如何构建一个不那么依赖物质利益的未来，以及在竞争的文化中，个人的欲望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更大需求。
在这本书中，Cohen 并非在表达一种对当今时代的批判与失落，相反，他最终传达出了充满希望的信息，即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这一观念的衰落将会让路于新的人文主义，人类的历史也将有全新的发展方向与前景。
Daniel Cohen（1953-2023 年）
曾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经济系主任，巴黎经济学院的创始成员之一。著有：The Inglorious Years：The Collapse of the Industrial Order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Society（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Globalization and Its Enemies 及 The Prosperity of Vice: A Worried View of Economics。
本文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ID：PrincetonUP_CHINA），作者：PUP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