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ID：PrincetonUP_CHINA），原文标题：《美国经济增长“终结论”：为什么社会不平等削弱了技术创新红利？》，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南北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一场经济革命以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电灯照明、室内管道、机动车辆、空中旅行和电视……科技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家庭和工作环境。但这个空前增长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技术创新，究竟会是此起彼伏的一轮轮科技革命，还是黔驴技穷的经济增长手段？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的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Robert Gordon挑战了美国经济增长将持续不减的观点，并证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奇迹并不会重演。他认为，技术乐观主义已经破产，今天美国创新和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越演越烈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不平等加剧、教育阻力、人口状况和债务偿还都可能成为压倒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美国经济增长或走向终结
自2011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产出）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低于1870至2010年的平均水平2.3%，这一现象挑战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主导着美国学界的“稳态增长”模型。
数据来源：BLS，作者测算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直接影响着经济学家对美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判断。一般而言，技术乐观主义者会认为美国经济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前夜，起飞点即将来临；而技术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即将进入大停滞时期，因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和手段已经被人们使用殆尽。
自从Paul Romer等人将技术与创新看成是一种可通过投资产生的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技术乐观主义论调在美国经济学界经久不衰。Romer等人认为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技术创新和进步，具有溢出效应。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就认为，同样价格的集成电路，晶体管密度或者计算性能每18~24个月提高一倍。“摩尔定律”以指数增长的速度，为信息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认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将重新带领美国经济带入生产率增长加速的顶峰。
但是戈登拒绝了这一假设，在其新书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中，戈登重新分析了1920~1950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并正面回应了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挑站。戈登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率增长的好处已经在1996~2004年生产率增长的短暂复苏中达到顶峰，认为1920~1950年美国的经济奇迹无法复制，美国经济或走向终结。
从历史原因来看， 20世纪20~50年代美国经济的野蛮生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加入二战以后创造出的超级需求。美国政府顺应时势推动了供给侧改革，升级了美国制造业及配套产业的供给水平，以战时经济的速率加速培养了大批量的技术人才，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再现了19世纪后期的野蛮式突进。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带来的城市化红利也从客观上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率。
数据来源：Gordon（2012）
从现实原因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能产生爆炸增长是因为其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如洗衣机、洗碗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家务劳动的性质，让女性可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进入市场工作；八小时的工作时长也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消费、娱乐等其它经济活动之中……
如果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革命性的，那么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乃至第四、第五次工业革命对于戈登而言都只能说是渐进式的。以第三次革命为例，虽然第三次革命产生了非常多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都被局限于娱乐业、通信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域在总GDP增长仅占到7%，换句话说，从2D电影到3D电影的进步是远远不能和从舞台剧到电影的进步相提并论的。
另一方面，过去40年（1975年至今）美国社会和经济逐渐加重的不平等现象，不仅加剧了原本已经十分突出的贫富差距，而且更关键的是，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加剧、教育阻力、人口状况和债务偿还极有可能葬送曾创造美国生产率顶峰、经济辉煌的关键要素——如高素质的劳动力，大量适龄劳动力等等。这些现实因素也在制约着美国复制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奇迹的野心。
由于美国经济的长期低迷，如何走出美国经济增长的停滞成了美国政府首要解决的施政核心，也成为美国总统竞选时的重要议题。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再工业化”与“福利社会”之争两种声音，以2016年大选为例，特朗普在竞选时为了维护美国白人利益主张“再工业化”，而希拉里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将福利社会、开放的移民政策等作为自己的竞选主张。
那么这两种声音与我们前文提到的技术有什么关系，而戈登又倾向于何种主张呢？
二、美国“再工业化”与技术乐观主义
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来恢复美国经济的发展。“再工业化”的核心是恢复和发展高端制造业。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大潮”推动美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型为以科技为基础、结合金融优势的新型资本发展模式。但是同时也导致美国面临“空心化”问题，失业率上升等问题。
2010年美国通过《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启动高端制造计划，加大在纳米技术、能源材料、生物制造、高端机器人等领域的投入，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大有“科技兴国”的势头。而特朗普政府则致力于通过大规模的政策扶植与保护主义，吸引美国海外制造业的回流实现“再工业化”。不管两届政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存在什么差异，其背后的核心经济逻辑都是技术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摩尔定律”开始出现减速的迹象，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否通过溢出效应带领美国经济起飞被打划上问号。如果技术增长理论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再工业”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将大打折扣。如果美国坚持在产业聚落结构缺失的现状下，推动海外制造业回流，实现“再工业化”，那么生产成本无疑会大幅提高，如果富士康真的在美国生产组装iPhone的价格必然会从900美元上升至2000美元乃至更高，这多出来的消费成本最终还是需要美国乃至全球消费者买单。
三、福利社会与新自由主义
而对于戈登而言，技术乐观主义已经破产，今天美国创新和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越演越烈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不平等加剧、教育阻力、人口状况和债务偿还都可能成为压倒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收入为例，美国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阻碍了大多数人从创新中得到更公平合理的红利份额。互联网革命与虚拟经济的兴起，使得美国收入结构出现了中间空洞。从1979年到2011年，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的增长差距达到了0.43%，意味着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每增长1%，中等阶层的收入仅仅提高不到0.6%，而底层大众的受益更是相形见绌。
“涓滴经济学”被“极化效应”替代，后果就是创新带来的新增收益和资本局限在高收益的狭小行业内，创新的扩散作用和持续性遭到反噬。为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戈登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
技术的前景真的如此悲观吗？戈登认为无论是机器人还是生物技术都不可能再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现有生活方式，再加上现有科技创新大多集中在服务、信息领域难以实现机械化，因此否定了通过技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但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又有谁想过横渡大西洋只需要几个小时呢？
从上表我们可以直观看到戈登的要求本质上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在美国的又一次觉醒，是对一个更加平等、自由的福利社会的渴望。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戈登对平等、开放移民政策的诉求能够引起如此轰动，除了其经济学成就，其背后的政治、现实诉求更为值得我们思考。
在南北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一场经济革命以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电灯照明、室内管道、机动车辆、空中旅行和电视改变了家庭和工作场所。但这个空前增长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将生动的叙述、历史趣闻和经济分析交织在一起，挑战了经济增长将持续不减的观点，并证明了1870年至1970年间改变生活的创新规模不会重演。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Robert Gordon认为，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将进一步受到不平等加剧、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大学生和联邦政府债务上升等不利因素的阻碍，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在当代美国最紧迫的辩论中，本书是一个关键的声音，它既是对一个世纪巨变的致敬，也是一个更艰难时代到来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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