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步定价》，是以色列海法大学的伊莱·库克（Eli Cook）教授于2017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按照本书中译者的介绍，“本书主要讲述货币是如何成为美国社会通用的衡量指标以及GDP是如何在美国诞生的”。但是这样的表述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
事实上，本书论述的重点既不是货币也不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必须指出，之所以译者介绍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并非译者之过，而是本书作者有意为之。GDP对于作者而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把GDP的发明当作美国为进步定价的开端”。
本书的主题其实体现在原书的副标题中，“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American Life”（经济指标与美国生活的资本化）。作者要阐述的是度量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指标（不止于货币或是GDP）产生之政治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过程；是用货币度量方式对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资本化的美国生活进行定价在历史上是如何出现的。
不过作者并不想采用传统的经济叙事，即反对“市场革命式的论调”，超越狭隘的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束缚，转而更加关注经济指标对不同阶级的影响，采取更具批判性和人文关怀的论述方式，“不仅对为进步定价及美国生活的资本化进行了历史化和政治化的记录，还致力于充当‘可用的历史’，通过呈现过去的社会量化方式来为未来的指标提供灵感”。
在作者看来，“对进步进行定价源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更确切地说，源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资本化”，所以他考察的“历史演进重点从商品化转向资本化，从消费品转向资本品，从市场交换转向资本投资”。
作者重点讲述了在现代社会，资本如何逐步渗透到了那些曾经未被商品化的生活领域，使得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不仅是商品和服务，还有人自身——都变成了可量化的指标；最终在“经济增长”这一终极目标下，经济指标将美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都异化了，“与其说经济指标度量经济关系满足美国人民需求的程度，不如说是在考察人是否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美] 伊莱·库克/著 格致出版社 魏陆 罗楠/译 2023年6月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全书的论述逻辑大致是：首先，“为进步定价”这场运动虽然以美国为标志，但究其根源，乃是发端于大洋彼岸的英国，尤其是威廉·配第爵士发明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在详尽论述配第的生平、生活的社会环境、政治文化、阶级背景以及政治算术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之后，作者转向了配第精神在美国的继承者，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论述其如何试图在美国推广政治算术，但是却失败了。
由此引出了在笔者看来本书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作者认为之所以政治算术在美国行不通，是因为一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在做出这一看似具有颠覆性和突破性的论述之后，作者又论述了经济指标的替代品，道德统计的历史。
然而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发展、市场的扩张以及资本的流动，特别是在《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非资本主义基础被破坏了；最终是战争的直接刺激——南北战争中北方资产阶级的胜利既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是经济指标对于道德统计的胜利；美国终于迎来了一切皆可量化、一切皆可定价的进步时代。
乍看起来，本书既像是一部历史著作又像是一部思想史著作，但隐藏在其宏大主题和复杂叙事之下的，是一个由意义模糊的概念、错误的经济知识与似是而非的逻辑构造起来的话语体系。
首先，意义模糊的概念。本书的理论完全建立在数个关键性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些概念全都出自经济学文献中常见的词汇，但是作者却刻意赋予它们一些不同于日常使用方式的含义。
比如说“投资术”（investmentality），这是作者批判经济指标种种令人不快的缺陷时常用的概念。为什么GDP这个指标不好？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投资术，而不是对人们生活质量、社会发展水平的真正度量。但是关于“投资术”的具体含义，书中却始终语焉不详。
大致而言，作者用这个词汇指的是一种经济数据的统计方式，即一种使用货币价格的量化方法。没错，作者所谓的“投资术”与任何实际的投资行为无关。那么为何要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呢？因为投资术代表着“资本化”（capitalization），所以这样的经济核算方式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概念，资本化。书中对“资本化”的定义是：“将某些事物（或某人、某个地方）看作、设想、经营、管理或者量化成一个可以产生收入、赚钱的资本性物品或投资。”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是从诸多现代经济学著作（尽管他引用的大多是股票证券类书籍）中提炼出这一通行的内涵的。
然而，作者这段拗口的表述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资本化就是将某一外在对象当作资本来处理。这算不算一种同义反复？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从这个所谓的定义中，如何看出“投资术”与“资本化”有关？
在接下来的冗长阐述中，作者想用这两个概念表示的是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资本主义。既然如此，为何作者不使用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投资和资本的定义；不援引诸如韦伯、桑巴特等学者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典论述？特别是作者还强调他参考了这些著名社会学者的观点。
其次，错误的经济知识。尽管在本书的每一章注释中作者都附上大量的经济学文献，但是书中的经济错误却比比皆是。比如说在评论汉密尔顿成立国家银行的计划时，作者认为国有银行的特征是“非营利性”，“与私人银行不同，它们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强调货币应该方便支付债务和交换有用的商品，以维持生产商品的农民、种植者和工匠的生计与自主权”。
作者大概不了解或者故意无视了当年法国第一家国有银行，即在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计划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皇家银行。这家银行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法国王室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采取巧取豪夺的方式将民众的财富转移到王室手中。
又比如，作者在书中屡次提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标签：“货币和市场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古希腊、帝制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欧洲的人民都不认为可以把价格用作度量人类繁荣或社会价值的准确标准，也没有将他们的社会视作一项可产生收入的投资”“土地第一次被视作年度现金流，这一观点在几个世纪以前是不可能的……”“这种给资产定价的计算技巧——将未来年份的收入流通过数学方法转化为一笔当前财富——在今天被称为资本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有标签”。
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以下的文本？
总共：15公斤金，阿穆尔-伊施塔的投资资金。从苏萨亚年开始，他将用于贸易12年。从利润中，他将获得三分之一……在期限结束之前撤回钱的，每1磅金取回2公斤银……
卢-梅斯拉姆泰和尼格西撒-纳伯迪里从乌尔-宁玛尔基卡那里收到一份合伙人资金1公斤银……用于一次赴迪尔蒙买铜的探险。在探险队安全归来时，债权人将不会接受损失。双方达成一致，债务人每8克银将给乌尔-宁玛尔基卡2公斤铜这样公道的价格让他满意……
192克银和值16克（银）的一只绵羊，纳布-舒玛-伊丁之子纳布-舒玛-伊布尼欠伊奇沙之子、努尔-辛的子孙伊丁-马尔杜克。在阿达尔月，他将偿还银的本金。他将完全用他的洋葱地偿还。
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抵押、投资、未来收入折现等现象，并且人们已经在用价格（银的数量）度量社会价值。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本吗？不，这是刻在三千多年前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在库克教授看来那些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标签性质的东西，事实上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中就早已存在。
不过本书最离谱的错误还是作者那个石破天惊之论：美国一直到19世纪中叶都不算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因为在作者看来，与英国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拥有土地的情况不同，美国大量平民也拥有土地，这就使得美国家庭不愿把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当作一种资本去进行投资——即“资本化”，而是自主生产并控制产量，这就使得美国的农场主不是资本家，而是家长式专营家庭生产者的身份。
姑且不论作者这一观点是否符合英美19世纪土地生产经营的事实，单就从土地所有制角度来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颇为古怪的。并且作者还附上了他的“经济学证据”：经济学区分了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要素，但美国农场主一人兼具两种要素的性质——他既拥有土地又投入劳动，唯独没有利润，没有资本，所以他们不是资本家，所以美国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这样的论证，稍稍具有些经济学知识的读者都会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从他这处论证中笔者终于明白作者为何要使用前述那些意思不清的概念，为何对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表述避而不谈：库克教授在重新“发明”资本主义。
最后，似是而非的逻辑。书中充斥着许多莫名其妙的论证，似乎都是常识，不需要证明就能得到结论。
比如，“统计数据永远无法做到绝对客观，样本的选择总是主观的。因此，资本化的指标通常被用作量化的意识形态载体……”。统计数据无法做到客观是事实，但是为何以此就能推断它们都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又比如，“租户取代了农民……之前基于惯例和胁迫交纳的租金，现在是由利润和收益调节的”，“劳动者再也不能直接消费其劳动成果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自己的工资”。为什么租户不能消费自己的产品？
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许多，不再赘述。实际上，从上述三个问题就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探究某个问题，而是努力营造一种“话语体系”。
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国家财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父权制、新古典经济学、消费文化、白人种族主义、行政官僚机构、全国性的商业媒体、卡路里的发明、南北战争、进步时代的改革、1837年大恐慌，以及阶级冲突等。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使用了一系列标签性质的词汇描述“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但是为何要列举这些标签呢？更重要的是，为何采取这样一种排列顺序呢？是因为书中以这样的先后顺序论述或者提及这些词汇吗？当然不是。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种话术。
如果读者还没有看明白，那么笔者试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咖啡、二级致癌物质、消费主义。当这三个词汇排列在一起的时候，作为阅读者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咖啡与致癌物质有关，进而消费主义也带有一种与致癌物质类似的负面评价。
所以，作者“不经意地”在“父权制”和“白人种族主义”之间加入“新古典经济学”和“消费主义”，在“南北战争”和“1837年大恐慌”之间加入“进步时代的改革”。其目的都是用巧妙的修辞来潜移默化地向读者灌输某种价值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本书就是这样一本用一连串的话术罗织起来的著作。在谈到配第的时候，特意强调他的“中产服装商人家庭”的出身，以证明他的献给国王的“政治算术”其实是为某特定阶级服务的。但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一个并不怎么富裕的布商（按照阶级成分划分大概算是小资产阶级）。
在评论汉密尔顿的时候，特别强调他小时候生活的岛屿上“93%的居民是被奴役的非洲人”，通过“奴隶贸易—人被当作投资品—资本化”这样的逻辑链条来强化汉密尔顿所有言论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这就是本书理论论述的主要特征。就像作者努力要“证明”，证明国家与资本之间的新生协同作用，证明19世纪前的英国社会与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次从未曾成功过的实践、一个只停留在学者构想阶段的概念的基础之上。
更关键的是，作者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并且毫不掩饰地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先行的态度。这完全是事先设定现代世界的经济秩序需要否定、需要批判，然后再为此目的而搜罗“证据”。这与学理探究无关，这是基于对这个进步时代之后的世界秩序的不满，而展开的一场“猎巫”行动。
而这一套话语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的原罪：人的异化。在道德统计与经济指标之间差异的论述中，作者就清楚地道明了这一点，“道德统计数据既被用于教导公众接受和内化新兴资产阶级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又常常被创造出它们的北方改革家用来消除疾病、消灭卖淫和改善生活条件。尽管这些数据远非客观，但至少它们都将人性而非金钱作为社会首要目标。这些数据侧重描述人们的生活条件，因此与未来的经济指标有所不同，它们不将美国人视作发财致富的挣钱工具”。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能够读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全书展现的观点其实并不陌生。早在一百多年前，欧洲学者在反思现代性的运动中就已经反复提出作者在本书中想要表达的观点。
最为典型的就是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当年创造出“礼物经济”这一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冷漠与不近人情。不过，莫斯与他那一大批持有相似观点的知识分子们呼唤那个懂得给予、接受和回报、温情脉脉的古式社会的结局，是纳粹德国血的洗礼。
而今，库科教授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将每个人都资本化的时候，同样也在向往着一个取消资本投资，取消量化考核方式，取消质量标准、工厂纪律等一切与精确计算劳动和生产有关的技术，所有行业都回归到一种纯粹的职业观，贸易局限于熟人经济网络，政府重新扮演起无私的慈父角色的“道德社会”。那么我们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方钦（经济学博士，就职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