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的状态,事实上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努力逃离个体现有状态的过程,“卷”出来的自我或是挖掘了潜在能力,真正超越了自我,亦或捏造了扭曲的假象,徒增新的面具。如同生活在互联网里的你我,一边制造着、也一边消费着虚假信息,久而久之,陷入了对人生认知的假象。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又怕自己特立独行而不合群。正是这种“既要/又要”的自我苛求磨平了原本锋利的棱角,难道合群就是以失去个性为代价吗?圈子不同,不必强融;三观不同,也不必强求。我们每天都走在“成为自我”的路上,正如人格日积月累的塑造,在多变的场景里刷新着认知。“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源自希腊德尔菲神庙石柱,许多人终生求索却未必找到确切答案。


《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基于经典理论与现代研究,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回答了当代人对自我的种种疑虑。自弗洛伊德以降,诸多心理学家致力于探究“人性三问”及其背后的真相,北师大心理学教授王芳作为解密者之一,深入浅出地引导大众了解人格的形成,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人格心理学要破解的是塑型人格的因素以及各种驱动力,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差异究竟从而何来。人格心理学作为新兴学科,特殊之处在于吸纳了哲学、神经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比哲学更具“群众基础”,比神经科学更具人文关怀。


《我们何以不同: 人格心理学40讲》 王芳 /著 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年7月


经营之圣、阿米巴管理模式的创造者稻盛和夫在《活法》里提到了“人格”的重要性:才智越发超群之人,越需要强大的力量来控制他的才智——这就是“人格”。他也据此给出一个公式:人格 = 性格 + 哲学。性格是人与生俱来的,哲学是在人生过程中学来的,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人格。工作造就人格,使之完善和提升。然而,现实中即便是能力撑爆六维雷达图的“六边形战士”也会遇到职场难题,在不受控的蜕变中戴上社交面具,我们终究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种人,少有人幸免。


《活法》 [日]稻盛和夫 /著 曹岫云 /译 东方出版社 2019年11月


社会的同化:刻板印象的伤害


相较于“MBTI”这样的“后现代占星术”,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一种名为“大五人格”(Big Five)的人格特质描述模型。这个模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被主流心理学家认可。它用五个维度描述人格特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分别指向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组织能力及自律性、社交及能量水平、合作及受信任程度、情绪变化情况。


在职场招聘场景中,五项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岗位的适配度,人力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化繁为简、对号入座。风靡公司大厂的“大五人格”“迈尔斯一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等测试,业已成为面试时规避用人风险的必要操作。与之类似的星座测试也有利于迅速、精准找到“同好”,获得社会认同和归属感,似乎屡试不爽。


但正如该书作者所强调的,此类测试也有缺陷。测试中的评价都由受试者本人做出,但人们很多时候并非自己人格的最佳描述者。哲学家理查德·莫兰(Richard Moran),认为,与观察一个马克杯不同的是,我们观察对象是自己,无法拉开观者被观者的距离,无法获得同等客观性。世界谱系的多元化加速了个体差异化。人与人的差距,有时候比人和狗之间的差别还大。这话调侃又扎心,却是人间真实。独立的精神世界,与众不同的认知、行为习惯,情感诉求以及价值取向等等,很难以有限的类别进行划分。


这类测试在社会中引起狂热,更多是因为迎合了人类的“类别化认知加工天性”和抱团本能——人以群分,形成不同圈子是大势所趋,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寻找同类,如英国小说家A.S.拜厄特所说,人们欣赏那些与自身想法相符的人,寻求同样的爱、尊重和理解。同类心照不宣的默契自然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沟通成本,但人格标签化的弊端在于自我设限,也就是伯特伦·福勒(Bertram Forer)所说的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接受人格测试的人会对放诸四海皆准的描述给予高度认同,从而局限了个人的发展。如此大而化之的分类拉开了类间差异,却忽视了同一群体内的异趣。因此,即便是科学依据的标尺,也只能当作人生主旋律的参考依据,不能盲目以偏概全。


源于拉丁文persona的“人格”(personality),本意为演员在舞台表演时戴的面具。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因时因地换上不同的角色面具,与其说虚伪,不如说是自我保护,也就是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 (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所提到的“自动从众”(automaton conformity),“依附于某种宏大叙事,通过与其他人一样来将自我隐藏于大众之中以此获得安全感”。


正如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的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言,选择抛弃集体赋予的意义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可见承担起自由的责任是难上加难。


即使我们拿到了一份足够“客观”的测试结果,但其实也只是对当下的人格有所解释,并不能预测未来,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人格类型(type),不如说是具体人格特质(trait)的显著程度。因为所谓的外向、内向,只是光谱的两端,而处在光谱上的人在复杂现实境况中做出的选择则千差万别。


人格倾向直接影响人际关系吗?回答是“不一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社交上尤为明显,内向人虽不像外向人那样“社牛”,但也不一定“社恐”,他们只是喜欢独处,避免内耗,但在人际交往上不存在障碍和焦虑情绪。反观热爱交际的“社牛”,在“嗨聊”中不一定交到真朋友,而内向人貌似看起来“丧”,只是霸气不外露而已。


内向、外向各有优势,但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在很多时候影响了我们对个体的判断。外向被视为积极乐观、情商高的代名词,内向则意味着消极悲观、不思进取,这些看法令内向人背负了莫名的压力。看起来沉默的人真的是内向人吗?职场生存忌讳锋芒毕露,所谓枪打出头鸟、夹着尾巴做人,想要自保就要降低存在感。又要低调,又要合群,社会的同化和异化同时生效。在“外向崇拜”的生存压力之下,内向人戴上面具强行合群,简历上的“性格乐观”,团队里的头脑风暴,本来格格不入的他们为了迎合主流扭曲了自我,被迫成为“伪外向人”。久而久之,没有个性的“社会变色龙”为了安全栖身而放弃自由。


这种偏见同样存在于大众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加剧了男女不平等甚至固化了社会角色,比如很多人认为领导者应该是男性,女性不适合从事管理工作。而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两性劳动分工逐渐趋同,女性显现出男性气质会被认为刚毅,男性若有阴柔气质则会被诟病,基于刻板印象造成的隐性伤害打击面极其广泛。


人的异化:“卷王”的诞生


网络盛传,东亚有三大卷王:不睡觉的韩国人、不吃饭的日本人、不放假的中国人。这种说法颇具戏剧性,也不无道理,各有各的“卷”,但殊途同归——努力奋斗实现目标。即便处于同一时代,受所处地域整体文化环境影响下的共同心理特质,也会形成有差别的群体人格(group personality)。短平快、及时行乐、碎片化等“高效活法”拼凑出了周遭现实世界的表象,与北欧的佛系慢生活泾渭分明。


“内卷”始于环境的变化,中世纪时代人际关系囿于部落与家庭,一代代人传承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个人服从宿命安排,一生少有变动,生活安稳,自然不需要“内卷”。文艺复兴时代起,民众对上帝神圣的信仰日渐式微,传统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推动着人类个体命运齿轮的转动。


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分水岭,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工厂大机器生产的飞跃,人的身份也有了历史性的革新,工人、资本家、消费者,有压迫有反抗,在以劳力和智力换取金钱求生存的路上,一“卷”就是几个世纪。久而久之,空气污染、极端天气、“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不断,人人焦虑,消费疲软,不卷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贫富差距拉大,幸福指数降低,对财富、地位、权力的渴望也会让人们多有顾虑,行为异于往常。这种期待转嫁到下一代身上,“鸡娃”就不仅是当前的面子问题,还关乎着整个家庭的未来,不“卷”更不行。


如弗洛姆说,“过去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奴隶,而未来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机器。和奴隶相比,机器不会造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即是将人降格成动物或机器,才有了“社畜”和“工具人”的称呼。公司控制就餐时长、严禁带薪上厕所等霸王条款,有可能剥夺了人之最基本的需要。打工人只是庞大组织运转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削足适履“卷”到巅峰,为公司创造着财富,依赖公司获得社会认同,往返于内耗与讨好之间,常常失去了自我价值,迷失了个人发展方向。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个体对卡尔•罗杰斯所说的“成为自己”,在理解上常有失偏颇。人们很轻易地否定自身价值,而将他者亦或机构的期待看作追求的目标。究竟是做自己?还是迎合社会做别人喜欢的自己?一旦flag架空,人生顿失意义。这种置于人生之外的态度,也是当代人的精神顽疾,即便物质生活富足,也未必增加幸福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优越感还是会有跌落的可能,到时对自己重新定位,在不断对标中迎来高光时刻,“卷”出新境界。


这种“卷”的状态,事实上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努力摆脱现状的过程,“卷”出来的自我或是挖掘出潜在能力,真正超越自我,亦或捏造出了扭曲的假象,徒增新的面具。如同生活在互联网里的你我,一边制造着、也一边消费着虚假信息,久而久之,陷入了对人生认知的假象。拍照开美颜,吃饭一定手机优先,现实无论多邋遢,朋友圈绝对不能拉胯,伪精致在消费主义之下被无限放大。为博眼球、炫富打造的高格调完美生活,不过是在掩盖自身的隐形焦虑和贫穷。光鲜不过是“名媛”的外衣,“吃土”才是常态。


自我的复归:远离内卷,加速进化


“内卷”的说法由来已久,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最初从艺术维度提出了这个概念,一种风格无法跳脱出既定模式,继而呈现出精细和复杂化表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将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代入人类社会之中,在有限资源中竞争加剧,“零和思维”作祟,越来越多人无视规则造成资源分配失衡,由此带来人际之间功利性交往和低信任度,催生出面具背后那个不为人所知、与自我认同相违背的暗黑人格。


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会迫使个体重新筹划各自的生活节奏和人生走向,正如个体基于环境适应性考量的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个体必须在躯体和繁衍投入之间做出分配时间、资源和能量的权衡。个人渺小的力量无法改变宏观环境,只能尽可能提升自身的核心实力,将自身成长和发展置于优先位置,甚至推迟结婚和拒绝生育。


“中年危机”常被误认为人到中年之后事业、家庭、感情产生的身心危机,事实上荣格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却是年轻时打拼奋斗达成Flag摘掉面具后的精神空虚。他们从“现实自我”(actual self)过渡到“理想自我”(ideal self),成全了自己,却失去了丰满的人格,自成孤岛。经历过起伏波澜,依然怀有赤子之心的人寥寥无几,“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也许只是美好的期待。


身处灯火通明的职场,无论是个体的能力强弱还是优劣势都被放大。初学乍练的菜鸟对人生规划一知半解心生困惑是常事,然而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资深职场人更是身处迷雾,每个人都在如何保全自己且争取利益最大化上绞尽了脑汁。


作者王芳引用了“投石假说”,解释了个体力量共同协作抵抗外力的效应,因此内卷(involution)的反义词并不是投降出局,顺势躺平,而是进化(evolution),与其压迫自我,陷入同类内斗,不如抱团取暖,在合作和助力等进化选择中向外寻求对标,实现共赢。但现实社会也有因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集体翻车的现象,比如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公地悲剧”,无偿开放的牧场,随着牲畜的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福利变祸害。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提出的“囚徒困境”也是相似的两难选择。


有的公司也在逐渐洞察真相,在各个维度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反内卷的公司不再996,而更看重效率和劳动力产出。在人工智能时代,与其压榨员工加班,防范“摸鱼”,不如以差异化的竞争吸引人才,毕竟KPI考核猛如虎,“社畜”只要在其位,就不会忘了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这一社会精神状况,他认为,在“绩效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往往用工作绩效来衡量,从福柯式的规训社会以降,系统性的暴力并未消失,并伪装成个体想要“更快更高更强”的自由意志,给全社会笼罩上焦虑、亢奋和倦怠情绪。或许,对真实情况的认知才能启动对于内卷的真正反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刘晗、曹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