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最近骤然爆红，因为狮子林桥的跳水baibai。短视频时代以来，许多城市都成了所谓“网红城市”，但天津过去似乎从来没有赶上趟。
狮子林“跳水”潮兴起，颇有偶然性和戏剧性，本文不展开讨论。但在四大直辖市中，天津的“哏都”气质和天津人的乐天性格，确是人们极为直观的印象。
天津是天津人的天津
虽然同为直辖市，但天津和北京、上海除了行政级别，在其他方面早已不具可比性。
天津已经从重要的全国性都会，变成环渤海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天津的外地人，比其他大城市少得多。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京沪两市常住人口中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移民占比分别是37%和38%，但天津这个比例只有24.5%。而这占比24.5%的外来常住人口里，相当大部分都是邻近的河北人。从其他省份移居天津的人，着实不多。
从1990年到2020年的三十年间，天津常住人口只增长了57%。而同期，广州人口增长了217%，成都和苏州人口增长了126%，北京人口增长了102%，上海人口增长了87%。
由此，天津常住人口从北京的66%下降到56%，从相当于上海的81%降到相当上海的63%，从相当于广州的1.49倍，下降到广州的74%。
大部分主要城市近年来都保持人口增长的趋势，尤其是杭州、成都、南京、合肥等南方“强二线城市”，到2022年仍然保持人口正增长。而天津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就达到了1443万的峰值。2022年，天津常住人口为1363万，比6年前净减少80万。
很多北京人、上海人会抱怨本地涌入了太多外地人，且不评价这种情绪有无道理，但这件事在天津，不存在的。
如今的天津，就是天津人的天津。“津味”文化在天津，自然比其他城市的本土文化更加浓厚。
近代中国的“宠儿”
天津曾经是近代中国的“宠儿”。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天津从直隶省的一个普通城市，火速蹿升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直至1949年，天津经济总量较北京仍然遥遥领先。可以说，上海和天津，就是近代中国最成功的两个城市。
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1858年《天津条约》增开九个通商口岸。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是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算是第三批开埠的。
天津开埠之所以晚，主因是因它离北京近。清廷总是不那么愿意让外国人大规模地到这么近的地方来。
但是形势比人强，天津一经开埠，它距离北京近，就成为了最大的发展优势。
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津在晚清的快速崛起，是清廷“疏散非首都功能”的结果。
北京本身是个传统农业帝国的首都，按道理讲，随着近代化的进程，它应该新增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元素。偏偏慈禧又是个保守的人，她显然不愿意北京被近代商贸、近代工业所搅扰。
在清朝体制下，并没有“直辖市”，北京、天津都同属“直隶省”。直隶总督是封疆大吏，在洋务运动发生后又兼任“北洋大臣”。再怎么说，直隶总督也得搞搞政绩，北京这地方搞不了洋务，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天津。到了清末，直隶总督开始在保定和天津之间轮驻，天津事实上成了直隶的省会。
外国客商也想和这个老大帝国打交道。北京虽然有个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但毕竟使馆区地方有限，只能作为政治沟通所用。要搞贸易和经济，还是想要大点的地盘，能给列强这么大空间、离北京又近的城市，自然也只有天津。
所以在近代，天津是时代的宠儿。外资来了，洋务派的官办企业开起来了，近代工商业的生态有了，民族工业也搞起来了。到了1928年，天津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就超过了2100家。繁荣的工业，还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在民国时期，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天津的“金街”甚至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当北京专心致志地只做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天津的上限就被打开，她成了整个北方工业、贸易和金融的中心。整个直隶（京津冀）乃至北方更多地区的资源都自然汇集到了这里。
共和国“工业重镇”
1954年大区行政机构撤销之后，天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是京沪之外仅有的直辖市。虽然在五六十年代，围绕天津是否划回河北经历过反复，天津甚至还一度短暂重新担当过河北省会，但最终天津的直辖市地位仍然维持下来。
天津和上海一样，也经历了功能的转型。
在1949年之前，这两座城市都有发达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它们都转型成相对纯粹的工业城市。
1949年，天津工业产值在经济总量的占比是36%，而到七十年代中期，天津工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一度超过七成。
天津的工业门类更多了，并且创下了许多“新中国第一”。新中国第一辆无轨电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照相机、第一台电视机，都是在天津生产的。“飞鸽”“海鸥”等，都曾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国民品牌”。
不过，天津的经济和工业地位，仍然开始出现下降。原因很简单，长期不搞经济的北京，从政治文化中心，走向全能型城市。1953年，北京工农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天津。1978年，北京经济总量已是天津的1.32倍。而到了本世纪初的2000年，北京GDP已经是天津的1.86倍。
虽然天津的经济增速明显慢于北京，事实上已不再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最初二十年里，天津的经济表现在全国范围内仍算优等生。
天津的轿车工业起步得早，夏利一度是全国最流行的出租车品牌。而天津搞招商引资，在北方也算得上很积极的，康师傅总部在九十年代就落户天津，便是一例。
命运的转折
本世纪前十年，天津曾获得了一波重大的政策红利。
滨海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定位成整个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于家堡金融城鳞次栉比，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落地，空中客车在欧洲之外设置了第一条A320的总装线，滨海新区所获得的资源投入不可谓不多。
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峰会（夏季达沃斯）也在天津和大连轮办，天津也算是赚足了面子。
天津的GDP增速骤然提升，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超过了广州、深圳、苏州等南方的明星城市。2001年，天津GDP第一次被苏州超过，但到了2011年，天津GDP居然成功反超了苏州。
似乎，天津经济焕发了第二春。有一段时间，滨海新区官方公布的GDP就超过1万亿，超过浦东成为了“全国第一区”。然而，这一切在2016年GDP“挤水分”之后彻底改变，当年滨海新区GDP就调降了30%以上，直至2022年，滨海新区GDP也只有6900亿。从2020年起，天津GDP在全国的排名，已经掉到第11位，和第12名宁波的距离已经不远了。
天津GDP从全国第二滑落到全国第五，大概经过了50年。但从全国第五掉出全国前十，只用了5年。
本世纪初的一波政策红利，一度托住了天津经济的“底”，让天津事实上经历了一段城市地位的横盘期。但客观来说，比起它在南方的那些竞争对手，天津的基本面的确有许多硬伤。
中国进入到服务业快速成长的时期。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成为顶级城市高手过招的关键“胜负手”。但金融、商贸、咨询、IT等高端服务业本质上是高度集中的产业，北京就像是个黑洞，不断地吸引着全国最顶尖的高端服务业资源。天津虽然一度得到很多政策支持，但毕竟没有证券交易所这类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资源，发展高端服务业完全一厢情愿，只能是在北京的阴影下“灯下黑”。
制造业也在经历转型。汽车和电子，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制造业门类，在许多城市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广州、武汉、重庆等城市完成了汽车工业的升级，成都甚至是从无到有形成了汽车工业；苏州、南京、成都等城市在电子工业领域高歌猛进，重庆、郑州、合肥等城市更是实现了电子工业的跨越。
甚至，就连北京这个相对排斥工业的城市，在汽车和电子工业上都不逊于天津，北汽集团有很强的高端车制造能力，而京东方等IT硬件企业总部也在北京。而天津在这两个最近十多年里最关键的工业领域，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其工业影响力自然下降。
天津为什么会错过这一轮工业变革，和它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也有关系。以电子工业为例，它本质上很大程度已经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需要庞大的人口腹地，所以天然适合人口大省的省会。但天津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福利待遇过高，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打破高高的户籍藩篱，天然不适合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所以天津没有出现南方很多城市那样的消费电子组装企业，也没有因为这些企业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者。
此外，天津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和招商引资依赖程度高，民营经济表现一直比较弱。天津现在只有69家A股上市公司，排在全国十四五名的样子，比它的GDP排名还要低。缺少民营经济龙头，经济活力自然也不够。
结语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天津，它最好的对照组其实是苏州。
苏州是深谙错位发展之道的，它行政级别低，城市能级低，所以必须和上海结成“前店后厂”的关系。苏州这些年的发展，如果简单概括它的经验，无非几点，用园区吸引高端资源，以县域形成集群效应，以“前店后厂”模式绑定长三角尤其是上海的产业链，提前布局电子工程、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
其实，苏州成功的这几点经验，除了县域经济、乡镇企业不适合天津的情况以外，大多都是天津可以参考的。
北京的高端服务业，天津抢是抢不来的，在技术层面也没有外溢到天津的可能。天津的机会，只能在制造业上，一是做大规模，二是调优结构，三是尽可能寻求自身制造业产业链和北京资源的结合。
因为北京注定是北方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甚至商贸中心，那么天津能选择的定位也只剩下北方工业中心。
归根结底，天津的命运不是自己决定的。天津开埠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历史，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北京不搞什么，天津就能搞得起来什么，北京要搞什么，天津在这个领域就没机会，如果北京什么都搞，天津的生存空间就逼仄。这是这座城市的终极命运，毕竟它从六百年前诞生，就是个“天津卫”。
昨天晚上，天津大爷说不在狮子林桥跳水了。再过段时间，海河还是会从喧嚣回归宁静，如同天津市民的生活。天津的经济慢了下来，这座城市的生活更慢，站在发展主义的眼光，这座城市是少了些后劲，但天津市民的生活，其实还是挺值得羡慕的。生存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在慢下来的时代里，这种心态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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