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半,张时玉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关掉手机闹铃,从床头拿起一个两升的太空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白开,试图甩掉困意。


在这个80多平米的出租屋里,所有生活物品都以实用性和必要性存在——客厅,只有几个马扎凳和一张折叠式矮饭桌,两间卧室则满满当当塞进四张上下铺。


63岁的张时玉和7位工友同住,屋里气体浑浊,混杂着汗脚和香烟的味道。害怕吵到别人休息,从上铺下来时他很小心,也不开灯,顺着手机屏幕的光摸到了洗手间,接一捧冷水胡乱在脸上揉了一把。


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已有20来年房龄,没有电梯,租金便宜是为数不多的优点:每人每月只要200元,水电费平摊。狭窄楼道里电线杂乱拉扯着,张时玉每下一层楼都咳嗽一声,让声控灯亮起来。


张时玉和工友租住的单元楼


他下楼速度很快,到了一楼单元口,又熟练清点起作业工具。扫把有大有小,手套、毛巾、小铲、镊子、喷壶一样不少。他从左车把上取下一件黄色反光上衣套在身上,蹬起三轮车就往外走。


城市的夜色并不沉闷。一路上,张时玉经过了4个夜市摊。对饮猜拳的中年人、光膀子露纹身的年轻人,乌泱泱的食客挤在摊位喊叫、飙脏话,花生壳、毛豆皮和沾满油污的餐巾纸散落一地。


有醉酒者站在路边枯萎的法国梧桐前撒尿、吐酒,末了,就用尽全力将一口痰液喷吐到路中间。张时玉厌恶这场面,“大家喝得越起劲,我们越辛苦”。


上了年纪,2.8公里的路程他骑了24分钟,终于,在3点30分上班前按时赶到了作业区。早上6点,在清扫车的协助下,他和同事们已打扫完一段1.7公里的主干道、1公里次干道、一座小型广场和一个菜市场门前。


这是张时玉做环卫工的第五年,蓝色一次性口罩遮不住男人脸上的疲惫。这份工作每个月赚回两三千元的工资,他大多转给儿子还房贷,“很累,可为了给儿子挣钱,有什么办法呢?”


贫穷的乡村与三次未果的恋爱


赚钱,是张时玉维持日常生活秩序最重要的命题。


他的老家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县城——这里之前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他居住的村子曾是最穷的村庄之一。如果不外出打工,村民仅靠种田的年收入很难超过1万元。


村里没有企业,最大的实体店是一间小卖部,货架上商品少得可怜。村子是南北走向,多为丘陵,百余户村民生活在一道山沟里,一些基础生活用品都得去5公里外的乡上买。


山坡上除了零星的柏树外,大多数地方被荆条覆盖。村里少有成片的土地,那些分布在半山腰的口粮田,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像旧衣服上的补丁。


山脚水库无法引流到山上浇灌,村民几乎是靠天吃饭。经济条件不好,很少有外村女性愿意嫁来这里。本村女孩外嫁出去,也经常被说是“高攀了”。


贫穷困住村民的生活,也困住了张时玉儿子的婚姻。


儿子张伟华出生于1985年,女儿张伟芳小四岁。他宠爱这一双儿女,在奉行棍棒教育的农村,孩子们淘气他也不舍得动手。


村里的孩子,通常有三条谋生之路。最好是读书考出去,学习不好的话早早学个技术也能养活自己,再不济就跟着大人去打工。


张时玉一心想让孩子靠读书出人头地,但他们成绩都不尽人意,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他试图给儿女多找些出路,女儿在被罩厂工作几年后结婚嫁人,儿子的工作则“麻烦不断”。


先是送张伟华去饭店学厨师,因为无聊半途而废了。后来,又出钱让他去考B2货车驾照,跑长途时挣了些钱,但一次疲劳驾驶翻车“留下心理阴影”,张伟华再也不碰货车了,27岁的时候干脆辞掉了货车司机一职。


其实张伟华的外在条件不算差,身高一米八,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干,性格外向健谈。村民对他的评价是老实孝顺。同村的年轻人大都想着出去打工,张伟华更喜欢待在家里。


他想着,离父母近些,有事能照顾到。村里有人说他,“人很好,就是懒了点儿。”老家附近的女孩,没有因顾家孝顺的评价高看他,说他窝在家里能有啥出息。


张伟华谈过两个外村的女朋友都没成功,对方都说,“家人给介绍了条件更好的对象”。在张家生活的乡村,男性一旦被贴上“光棍”标签,歧视和流言也随之而来:贫穷,要不就是身体有疾病。


通往张时玉老家的一段路


在发小介绍下,张伟华总算找到一份夜店保安的工作。


工作内容倒不难,只是日夜颠倒。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开着从朋友手里买的二手大众帕萨特去40公里外的市区上班。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手拿对讲机寻巡场,如果有人打架就上前拉开,他要识别出故意砸场子的人并将其带出店外,直至凌晨3点下班回家。


原本,张伟华对月薪3000元的生活挺满足。但当第三个女朋友提出“在市里买房就结婚”的要求时,他知道这段感情也要结束了,“如果不是买彩票中奖,在市里买房都不敢想。”


“借钱也会买的!”


张伟华29岁时,已经有过十几次的相亲经验——三段恋爱告吹后,父亲张时玉不再允许他自己谈对象,而是通过长辈眼里更靠谱的媒婆介绍。


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有年龄优势,对女方的要求颇高:“年龄不能太大”“二婚的不行”“不要求在县城买房,市里就更不用说了”。


按这个标准找,没有一个女孩想和他相亲。


后来媒婆看不下去了,劝张伟华父母:“条件再降降,咱就是村里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就别挑了。”张伟华松了口,“大10岁也可以”“离婚带娃也不嫌弃”“除了倒插门什么都能谈”。


这次,媒婆找到了好几位符合条件的女性。对方无一例外都提出一个问题:“在市里买房了吗?”


“都没稳定工作,为什么去城里当‘房奴’呢?”张伟华好几次直勾勾地回话,他的“诚实”没给自己加分,倒是被贴上了抠门标签,更没女孩想和他接触了。


张伟华所居住的村庄


当时,算上张伟华在内,村里有四五个年轻人没成家,大家的情况都是市里没房。早些年,张时玉靠着打工和种地攒了20来万,在村里给儿子盖了新房。他没想到,这种房子放到后来的乡村婚恋市场上价值得不到承认。


眼看市里的房子已成为儿子相亲结婚成功与否的重要砝码,张家向媒婆打下保票:“借钱也会买的!”


确认了买房意愿后,张伟华的相亲之路变顺了些。


30岁时,媒婆给他介绍了乡上另一个村的王艳。两家相隔只有6公里,王艳离异,有个4岁的女儿。和其他相亲对象一样,她唯一的要求就在市里买房。


张家全部存款只有10万元,张时玉犯了愁。


他跑到亲戚们家里东拼西借,硬是凑满了25万元首付款。2015年的夏天,张伟华和王艳领证,又借了3万多元在老家办完婚礼。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婚礼之前,王艳让张家把25万元以彩礼形式先给到自己,等婚后拿这笔钱去买房。她的想法直接明了:必须得有个东西去约束(婚姻),房子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他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事之前,总得考虑下成本问题。”她并非村里第一个这么做的女性,在当地的婚恋市场,这被视为待嫁女性对自己未来婚姻相对普遍且直接的“自保手段”。


等不了的房价,还不起的月供


婚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到市区买房成了张家小两口的头等大事。


第一次走进售楼部的时候,王艳觉得“自己像是城里人了”。穿西装的男销售给他们端来了咖啡、薄荷糖,张口就是“哥”“嫂子”“咱家”“您”,听者倍感愉悦。


在硕大的沙盘上,销售对着一堆楼房模型凭空讲解。张伟华夫妇看的那个小区刚刚才打好地基,一上来销售员就面露难色,不好意思,20层以下卖完了。紧接着,又领小两口到建筑工地外围,对着半空比划,呐,就那个位置,采光好、很通风。


这一切,都让张伟华觉得,“怎么像是搞诈骗的”。


也是从第一次看房起,两人知道了什么期房,什么是现房。后来,夫妻俩又转悠了好几个项目,只有少数盖起了主体。


2015年11月,市里房子均价大约6400元。张伟华夫妇手里的25万能买100平米的房子,首付30%也才19.2万,可挑选地段很多,而且都在市里较好的区域。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两人越看越多,挑花了眼,还是没下定决心出手。


买房的事儿拖到了2016年初,他俩最初看上的那套三室一厅,已经涨到每平米8500元,光是首付金额就已经超过手里全部的钱。


房市行情大好,售楼部人员的耐心讲解消失了,咖啡也不给了,只甩下一句,春节一过就涨价,谁也没办法。


接下来的一年里,张伟华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广告页所有房子均价都涨了两三千元,几乎一天一个价,等到2016年年底,那套原本每平米单价6千多元的房子已经飙升到1.5万元。他们彻底买不起了。


市里好地段的房子落了空,两人只能退到郊区去看。


距市中心32公里外的一个县级市,几年前升级成了区。位置相对偏远,但这片儿的房子也被裹挟在上涨的行情中,从5600元一路跑到8000元。


张伟华上班的地方距该区30多公里,离老家也才40来公里,路程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夫妻俩也想过,要不在老家县城买一套算了,每平米才3600元。但王艳最后还是坚持,“那个区再落后也是市区,我们这再方便也是县城农村。”


最终,他们购入一套两室两厅的毛坯现房,安家城里。


房子带来了一连串的密集数字:89平米,在第19层,每平米单价8800元,总房款接近80万,首付23.4万余元,其余全部贷款,贷款30年,月供2700多元。


首付的钱,是从张伟华妻子卡上打过去的,房贷在张伟华名下,房产本上落下夫妻两人的名字。但这套城里的房子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中的城市生活,反而很快成为全家人的心病。


2017年3月21日房本办下来,独立还贷两个月之后,张伟华负担不起了。


每月3000元的工资,他要支付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开支。需要装修时,他手里甚至连1万元都拿不出来。


这套举全家之力购买的“市里的房子”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墙面是白色,地板也是白色,唯一有设计感的地方,就是电视墙上手绘的一幅“荷塘月色”。


父母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债。为了能让家里好过一点,张时玉只好频频在乡里和县里的工地上找活儿干,张伟华的母亲则在家里多养了几头猪。


张伟华购买房子的小区


搬进新居后,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涌来。


张伟华发现,需要花钱的地方远超预想。和村里的生活相比,这里的水、天然气、物业费用全都是额外开支。


更意外的是,在村里平房撒欢习惯了的两个孩子,搬进了钢筋水泥的高层楼房,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


这里没有熟悉要好的小伙伴,出门谁也不认识,在小区里玩耍时,有好事的小孩私下叫他们“土鳖”。王艳不敢上前辩驳,她担心自己“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一张嘴不是更土鳖吗?”


“终归说起来还是没钱,在那边生活压力太大了。”两人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等孩子们上初中前,再把全家户口迁到市区生活。


于是,在城里崭新、现代化、梦想中的新家只待了短短两个月,张伟华一家还是搬回了村庄。


父与子


儿子又失业了。


2018年7月初,张伟华上班的夜店被查封。他手上没有过硬的技术,又不想去干体力活,很难找到相对挣钱的工作。


兜兜转转半个月后,他应聘到市里一家保安公司,分到一个中档小区做夜班保安,每天晚上8点上班,次日早晨8点下班,月工资3800元,扣完社保,只能剩下3100多元。


新工作的待遇,依然只能勉强糊口。他转而求助父亲张时玉,偶尔也从妹妹那儿借一些。


看着儿子的生活一团糟,张时玉把他叫来,做了一个影响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决定。


“以后你负责养老婆孩子,我想办法挣钱还房贷。”张时玉说。


前半生躬身泥土的父亲,一头扎入城市街道出卖劳力,张伟华心里是有过自责的,他怪自己没本事。他对成功的构想混沌又复杂,总觉得拼搏之路是独木桥,是赌博,是不能出一次错误的残酷游戏。而他自己不是不想拼搏,只是家里没背景没钱,试错成本太高。


刚开始,收到父亲转来的钱,张伟华会不好意思,没多久又接受了。从事实层面来看,有了父亲帮助,张伟华的日子才没那么拮据。


有时张伟华觉得这套市里的房,让全家人的生活变得鸡犬不宁。每月固定的房贷,就像一条无形但沉重的绳索,拉拽着所有人的命运。


很多环卫工都会携带大容量的瓶子或水杯


母亲李桂芳,是那种最普通的乡下女人,不善言谈,一辈子兢兢业业做农活,对家里任何大事不做决定。她知道家里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家原本在村里不算穷,只是买了房后,生活确实差了很多。”


但在李桂芳眼里,丈夫替孩子还房贷,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甚至没有埋怨过和丈夫数以年计的分离,总觉得两人心还是在一处,全都是为了孩子。


张时玉打工赚的钱,除了留下每月房租200元,吃饭300元,其他都给儿子了。这是她眼里丈夫最大的优点。


家里两个男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赌博。这么多年,老张也没和她红过脸,更不用说动手了。李桂芳说自己很满足了。


可环卫工作,却彻底将张时玉绑住了。他没有任何假期,不仅“五一”“十一”休不了,连中秋春节也不能歇。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只回去了两三次参加葬礼,其余时间都在城里扫大街。


今年,张伟华想去学做卤味,准备在市里小区附近开个卤味店。儿子想找到在社会谋生的方式,张时玉心里是赞成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难处,环卫公司今年出了新规定,年龄最多不能超过65岁——也就是说,他还能替儿子还两年房贷。


至于以后怎么办,他没想过,他觉得自己尽力了,也认命了。


他几乎没有责怪过张伟华,只是偶尔话锋一转,倒出几句内心更深的想法,“养儿防老呀,我们现在不管,人家以后不管我们怎么办。有钱了,才是爹。”


每天清扫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正式成为环卫工人的2018年,张时玉已经58岁。


他通过熟人介绍,以劳务公司三方派遣方式去了市里某区的环卫大队。公司在招聘环卫工时,年龄要求在18周岁到60周岁。


尽管张时玉当时没超龄,但公司不再给他缴纳社保。负责人没有解释太多,只说:“入职时,男的40周岁以下,女的35周岁,才给缴社保。”


他被分到的大队共有一千多名环卫工。这些工友大多和张时玉差不多年纪,每天除了清扫街道垃圾,还要收集和清运数百吨的生活垃圾,以及几十个垃圾转运站和公厕的保洁工作,维持着一座城市的干净和体面。


夜间作业的环卫工


队里分清扫股、清运股、清掏股、机扫股等部门,张时玉在清扫股。大家都是三班倒,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还得不定时上凌晨班,凌晨班从3:30分到6点,6人一组。


以前在家里干农活时,张时玉觉得挺累,可做环卫工后,他发现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一点不比农活清闲。即便有清扫车加入,张时玉和同事每天的作业面积至少得六、七千平方米,相当于每天要清扫出一个标准的足球场(7140平方米)


按照相关部委对环卫工人的劳动定额,每个环卫工人每天清扫面积是4000平米左右。但包括张时玉在内,很少有环卫工知道劳动定额的事。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靠体力挣钱。


刚入职时,张时玉每月底薪是1650元,加上早餐补贴和奖金等,能挣到2300元左右。


但这奖金不好拿,要想拿,就得做到“以克论净”。具体就是,环卫工作清扫完毕后,会有检测人员或检测车,对作业道路随机划出一平方米区域,然后将区域内尘土进行收集称重,每平米灰尘不能超过10克。


如果每次抽查都合格,员工每月能多500元奖金,超过规定克数的话,每次罚100元。


为了不被罚款,张时玉需要特别仔细,不敢有一丝卫生死角。他被处罚过两三次,其余时候都能拿到奖金。


在城里的生活固定重复,和他身上的外套一样单调,基本只穿橙色的环卫服。早餐有补助,会吃得好一点。午餐和晚餐,几乎都是最便宜的馒头、大饼和白菜豆腐。


他遇到的一次最揪心的事,是差点被裁员。


按照公司规定,超过60岁就不符合工作规定了,但用人单位卡死这个年龄的话,无法维持正常运营。公司的管理者想出的办法是“顶岗”,让超龄环卫工顶替未超龄的环卫工干活。


张时玉过了60岁,开始顶着一位50来岁环卫工的位置干活。那人已经在公司十几年,以前也兢兢业业扫大街,自从家里拆迁后,就回家歇着收房租了。每月工资发下来,他会转给张时玉,只为给自己留个社保。


正在清扫作业的环卫工


在顶岗的位置上,张时玉经常怕彻底失业,处处表现卖力。疫情期间,他主动要求加任务,不仅扫大街,还负责辖区内果皮箱、公厕、垃圾转运站的消杀。他还去方舱和隔离医院搞消杀,每天背着几十公斤的消毒液到处穿梭,累得直不起腰。


他用身体的苦累去换钱。最多的一个月挣了6000多元,这才让儿子未在疫情期间发生断供情况。这是他最开心的事。


“呼啦呼啦”扫了两个半小时后,张时玉和同事终于完成了工作。回程时,天很亮了,路上行人还不多。


当他正留心有无卫生死角时,一个醉酒的中年人又开始在路边狂吐。短短十几秒,秽物便淌在干净的马路边,仿佛一张皱巴巴的地图被丢到地上。


“真他娘的!”张时玉飙出了脏话。


再次清理完毕,张时玉骑车回到小区。他在门口早餐摊前买了两根油条、一碗加了白糖的豆腐脑,只用了两三分钟快速吃完。


这一次,他从桌子上抽了一沓餐巾纸,对着脑门和嘴巴擦了擦,然后直接丢在地上。起身离开时,几团纸沾在鞋底,他使劲把一只脚在地上摩擦,碎纸屑留在了地面。


这会儿,他不再顾忌什么卫生死角,径直上了楼。


早上6点50分,其他工友还没起床,此起彼伏的呼噜声铺满整个房间。他爬上了床,小声嘟囔了一句:“真想回家睡一觉,可现在还不沾(行)呀!”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ID:fhzkfirstory),作者:李禾,编辑:杜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