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承认，群众对普通高中和职高的分流问题有焦虑。最新公布的《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了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行动。这一行动有诸多细节，但最重要的就是一点，增加普通高中学位的供给。
这些年，家长一谈到中小学教育，最焦虑的就是“普职分流”。九年义务教育理论上是基础教育，是非选拔性的，但到了中考直接来个“四六分流”“五五分流”，将近一半的学生上不了普通高中，十五六岁就提前和考大学的机会说再见了。
所以现在一方面是，高考的录取率逐年走高，似乎考大学越来越容易。另一方面是，中考的录取率却保持稳定，中小学教育依然压力重重。前些年搞了“双减”，目标是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但在“普职分流”背景下，中考提前成了人生命运的分水岭，又有哪个家长，哪个考生敢掉以轻心？
其实，“普职分流”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所以中考理论上就是选拔性考试。根据《义务教育法》的逻辑，中考你能考上高中就接着上高中，考不上高中就算了，你想学门手艺呢可以去读职高，读中专，你要不想读职校，那就直接工作好了。在农村，绝大多数考不上高中的人都是直接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时至今日中国理论上的就业年龄也是16岁到60岁。
“普职分流”实际上是个高情商的说法，好像有的人适合高考走学术路线就读普通高中，有的人适合做产业工人就去读职业学校。实际上这并不是所谓“普职分流”产生的真实逻辑——在当下，上职高或中专的人就是没考上普高的人，这些人原来都是直接就业的，职高和中专只是延缓几年他们就业的时间而已。
其实，一般来说，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进一个工厂其实也已经够了。读几年职高再进一个工厂，这职高其实就是白读。
所以，归根结底，所谓的“普职分流”问题，就是普通高中录取率不高的问题。如果普通高中录取率到不了100%，家长总是很难满意的。因为不管孩子是什么资质，大多数人都不接受Ta在十五六岁就提前丧失了参加高考上大学的权利。毕竟在中国，体脑劳动差别仍然存在，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也难以消灭。
以前，对所谓普职分流问题的讨论并不多。因为以前中国人学历普遍不高，上过高中的人在人口中都是极少数，按照五五开甚至六四开的比例，父母上过大学的，孩子大概率还是能上高中的，孩子考不上高中的，多数家长的学历就是初中甚至小学。自己是个小学生，孩子读到初中，不错了，家长不会觉得很有问题。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成都上小学，但我的小学同学超过三分之二没考上高中，但他们的爸妈也挺无所谓的。
现在迁徙很自由，人往高处走。大城市父母普遍高学历，父母不要说绝大多数都上过高中，在一些地方，都是人均本科了。这时候还有将近一半的人中考的时候就被刷下来，家长如何能接受？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小孩直接连高考报名的门都碰不到，那确实也太残忍了。
有人说，普职分流这件事，又不是为了让家长都满意。不搞普职分流，不强行让一部分人不参加高考，谁会去工厂呢？现在要搞实体经济，要发展制造业，就是得把一部分人通过强制分流的方式弄到工厂去。
可能，在一部分决策者的眼中，“普职分流”的合理性正来源于此——教育政策不只是要让家长和学生满意，也不能让国家没了工人的储备吧。
不搞普职分流，就没人当工人了，这话本来其实就不成立。在体脑劳动差别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想当工人，但最终Ta当不当工人，那是市场供需环境决定的，不由Ta是什么类型学校毕业的决定。市场大环境上，大多数岗位都是工人岗位，只有极少数白领岗位，那就不单职高生、中专生，大学生也得去工厂搬砖。要是什么样的毕业生供给，反过来决定就业结构，那不如全国人民人人都上本科，那岂不是中国就所有毕业生自然都成了白领，就没人需要去工厂了。
今天中国的职业教育，肯定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但也有人说，职业教育既然不好，我们应该做的是优化提升职业教育，让职业教育更好地培养出“大国工匠”，从而真正夯实制造业基础，就像德国那样。
我们且不论“德国模式”好不好，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单就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这一点来看，培养技术工人也不应该是优先路径。
一部分人从事中高端服务业，做白领；另一部分人从事生活服务业或制造业，做蓝领。这本质上是“工业时代”的分工机制，现在已经是数字时代、后工业化时代，还按照工业时代的社会分工来设计教育体制，本身就是刻舟求剑。
这些年，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升高，再叠加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制造业产能都在迁出中国，到东南亚或者印度。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当然有自身优势，但中国面临印度、东南亚等其他新兴市场在工业领域的竞争，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劳动力成本再低，也不可能低过其他新兴国家。中国要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唯有走数字化、智能化、机器换人的高效率路线，而不是继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去和更不发达的国家硬卷。
工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意味着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也会更加“通用化”。以前培养产业工人，钢铁、石化、电子、汽车、纺织，不同工厂的工人可能需要不同的技能。而未来，这些工厂的智能化程度都会不断提升，甚至会有越来越多的“黑灯工厂”，工厂里甚至都不会有太多工人，在工厂里工作的可能都是负责数字化、智能化操作的工程师。
显然，上过高中的，多学了几年语数外、数理化的人，对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工厂的适应性一定强于职高生。哪怕这些人最后没有考上大学，但在工厂里也是更有竞争力的。中国要真正保持制造业优势，就需要有更多上过高中，接受了更多学科教育的学生进工厂，而不是只想着让职高生去工厂。
第二，保持工业竞争力必须提升工业效率，这意味着，制造业蓝领的规模不可能再扩张下去了。未来大部分的蓝领工作，都是服务业蓝领。服务业蓝领中，固然也有修水管、做厨师、做理发师这些相对垂直的类型（在这些类型适度保留职高和专科教育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保姆、养老护理、商品销售等偏综合型的类型。
如果从事比较“综合”的服务业，一个人的眼界、视野、受教育程度，显然比在职高或者中专接受几年专业培训重要得多。一个涉外导游如果是英语系本科毕业（但没有辅修过旅游或者导游专业），大概率会比在中专学“涉外旅游”的对口毕业生表现更好；一个高学历的月嫂或者保姆，在家政市场上也会比职高或者中专出身的更抢手，她们说不定还可以做早教和补习呢。
要之，未来就业市场上，即使是制造业或蓝领的增量岗位，也更需要多接受了几年学科教育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而不是所谓的职校生。要发展制造业，要储备蓝领工人，真不应该再作为“普职分流”的理由了。
增加高中学位，提升普高录取率，不只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期待。经济结构在变，就业结构也在变，教育改革必须与之相适应，让更多人上普通高中，这件事早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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