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月的讨论，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8月9日正式签署一项行政令，禁止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等三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虽然从技术上讲，这些规定适用于在“受关注国家”的投资，但拜登政府只认定中国及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符合这些规定的标准。在明年执行新规则之前，拜登政府将接受对规则实施的反馈意见。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将执行这些规则。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迈出的限制对华投资的重要第一步，虽然与国会议员们已经考虑的做法相比，此次行动的范围相对较窄。行政命令还将要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人向美国政府更广泛地报告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三个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情况。
2023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总体对美出口额和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此前在美国港口随处可见的中国集装箱数量也在减少，摄《财经》记者金焱
美国新锐互联网券商BBAE首席投资官吉俊礼（James Early）对《财经》记者说，美国已制定了出口管制和公司黑名单。这个行政令只为填补一个漏洞。除比预期范围窄，它也比预期慢，比预期弱，但它发生了。实际上只有这些行业中的一部分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它对生物技术、能源、先进材料没有限制，对已有投资也没有限制。这一限制真正的影响将是美国的盟友是否也会跟风进行类似的投资限制，就像美国等国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限制。不过奇怪的是，如果是新技术，就很难预知最终哪些技术会对军事、情报等进展构成威胁，但拜登担心盟国不同意激进的限制，所以他是以此为切入口，建立国际共识，然后逐步升级，总之这一限制背后更令人担忧的是中美关系总体螺旋下降的走势。
美国已在要求其欧洲和亚洲盟友采取类似措施限制对华投资，例如，希望防止企业轻而易举地借道伦敦或东京等地绕道投资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方对美方执意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措施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方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大搞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其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美方此举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工商界利益，其实质是搞逆全球化、去中国化。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的承诺，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取消对华投资限制，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中美贸易投资巅峰已经不在，这种趋势转变是由经济周期、贸易规则和地缘政治因素共同驱动。摄《财经》记者金焱
选择8月9日的背后深意是，一年前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一项总计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该法案侧重于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和科学研究，是拜登推销其投资美国的经济愿景的一个选举策略。这个1000多页法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划拨527亿美元用于芯片的美国国内制造，其中390亿美元用于激励计划，110亿美元用于研发及劳动力开发计划。另外，还将为半导体工厂提供25%的投资税收优惠，估计成本为240亿美元。该法案旨在阻止受到资助的公司在中国或“其他令人担忧的国家”扩大芯片制造，法案划拨资金也不能用于股票回购或派息。
美国商务部发给《财经》的数据显示，美商务部负责监督500亿美元用于振兴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并将供应链带回美国，其中包括390亿美元用于制造业激励措施和110亿美元用于研发项目。迄今为止美商务部已收到来自42个州的460多份意向书，其中包括希望在美制造半导体或芯片的公司提案。
在新的资本管制新规出台前，美国投资者的行为已然改变。对华风投基金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今年早些时候剥离了其中国业务。还有其他一些公司在等待新规定期间也陆续放缓或暂停了在华交易。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和一家顶级股票市场指数编制公司则正在接受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的调查，原因是这两家公司为美国人投资部分中国公司提供了便利，美国政府指责这些中国公司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侵犯人权。
多位美国贸易专家对《财经》总结说，特朗普主打的关税策略在拜登时代变成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不过具体到对华投资，至少就目前而言，任何此类禁令对中国的影响都可能微乎其微。
在技术上，如何区分主要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AI与其他广泛用于日常商业目的的AI方面，拜登政府官员遇到了困难。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人员的一份报告显示，2015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投资者参与了401笔对中国AI公司的交易，在此期间来自美国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达74.5亿美元。在美国一边的难度在于沟通和执行这项措施，美国商界对把私人市场政治化的做法也开始有所反弹。
在投资相关交易方面，如何定义“美国人员”也一度存在重大争议。例如，关于是否包括利用美元资金投资于该行政命令将涵盖的技术领域的外国投资者，一直存在争议。关于如何处理来自美国大型被动投资者的投资，如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可能通过海外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的投资，也存在重大争论。
在短期内新规定本身不太可能对中国的技术发展有太大影响，一方面中国并不缺少投资资金，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华投资大幅缩减：2017年，美国对华投资140亿美元，中美贸易战开打后，2020年为87亿美元，2021年为24.7亿美元，外资对华投资2022年后半期减少7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说，在境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2021年和2022年的美国资金占比都不到5%。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已在今年一季度骤减，从2021年最高时的约350亿美元降到了4亿美元左右，拉迪说。他说，今年一季度的中国国内投资总额达1.5万亿美元。
吉俊礼也持相同观点，他指出，二季度全球对中国的投资下降了89%，去年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对华投资总额刚刚超过80亿美元，这比英国奢侈品公司Burberry（博柏利）集团的市值低 20%。几乎不算什么，因此从货币意义上讲，为时已晚。总体来说，去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82亿美元，创下20年来新低，而去年美国对华风险投资仅为13亿美元，亦创下十年来低点。
那些主要投资于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美元融资已几乎枯竭。根据Preqin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那些至少有一半资本投资于中国的美元计价的私募股权基金仅募集了14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约89%。同期，全球私募股权募资额下降了约15%。
拜登政府内部就有关限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讨论已持续了近两年之久，主要是权衡界定投资限制的范围，收集各方反馈和权衡利弊。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美国商界、华尔街和美国国会等更多攸关方参与到了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表示，期待提供意见，并补充说“我们希望最终规则允许美国芯片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并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全球市场”。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以确保对美国公司的投资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今年5月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负责投资安全的财政部助理部长保罗·罗森说，政府正在“努力制定范围狭窄、目标明确的措施”，以限制投资某些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支持和批评投资限制的人都承认，限制措施的最大意义在于对未来监管的影响。
曾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前美国官员基尔克雷斯认为，对华投资限制行政命令出台耗时良久体现出政策制定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拜登政府致力于将政策制定到位且不至于伤害美国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因为它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法律和政策领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 （ID：i-caijing），作者：金焱，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