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城市化”正在到来。也就是说,在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之后,出现了小城市向大城市、衰落城市向繁荣城市转移的人口流动新方向。

这也带来了一些新现象:

有的地区在主动敲破“铁饭碗”。

以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缩减为抓手,从2020年4月开始的山西省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先后在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等6个县展开。其后几年里,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小旗县、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安徽省马鞍山博望区等多地调研学习和推广实践。

有的地区在推动撤街设镇。

今年1月,黑龙江省伊春市将友好区的双河子街道、铁林街道撤销,设为双子河镇、铁林镇。而在去年12月,该市就已经撤销了乌翠区乌马河、锦山、向阳、曙光四个街道办事处,设立翠峦镇、乌马河镇。同期,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也将富强街道撤销,改设华安镇。

值得注意的是,几年前,东北还出现过更高层面的“撤区设县”。2019年,黑龙江伊春市撤销了15个市辖区,新设立了8个县区。行政区划从15区1县1市,调整为5县4区1市,区少了整整11个。

种种可见,越来越多小城正在面临收缩。

缺人和少钱

人口萎缩与财政吃紧,是城市开始收缩的直接原因。

在以山西省为代表的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

该省95个县(市)中,多达90个户籍人口都在50万人以下,其中6个人口不足10万人。而其6个改革试点县中,常住人口多则13万,少则不到10万,则属于典型的袖珍小县。并且在过去的10年里,这些小县人口还在持续下降,河曲县人口减少14.9%、娄烦县减少13.8%、石楼县减少13.4%。



但无论是这些中部仅10万居民的人口小县,还是东部百万人口的大县,其行政架构都是类似的——县直事业机构动辄一两百个,直接导致人口小县财政供养人员严重冗余。

2019年,山西对全省人口小县进行了一次摸底调研,其中一个总人口13万左右的县,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近6000人,全县总人口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为22:1。这种比例在中西部地区的袖珍小县中更为极端。如西部省份某县总人口仅4万余人,但财政供养人数近2500人,全县总人口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达16.9:1。

人浮于事,财政必然入不敷出。根据《瞭望》新闻周刊,一个人口小县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每年26亿余元总财力中,财政供养的在职人员工资就达5亿余元。

而通过行政部门撤并精简、事业单位编制缩减,试点收缩的成效可谓立竿见影:

忻州市河曲县,党政机构从36个精简为22个,领导职数从135个精简为114名,涉改事业单位从186个整合为40个,事业编制从1964个核减为659个。

太原市娄烦县,县委机关从9个减至6个,政府部门从26个降至16个,事业单位则削减了29个。

吕梁市石楼县,党政机构减少37.1%,事业单位减少31.1%,行政事业单位科级职数减少11.8%。

随之而来的成果,就是经费支出的减少。

2022年,浮山县“三公”经费为463万元,比2020年减少43万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67万元,比2020年减少37万元;公务接待费196万元,比2020年减少6万元。

河曲县则做了测算,经过3-5年过渡期后,该县公用经费支出估计可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将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转头看东北的动作,与中西部的改革可谓殊途同归——从属于城市架构的街道转为属于乡村经济的镇,行政区划调整下,同样隐藏着人口萎缩和财政不堪重负的苦衷。

根据2021年公布的《黑龙江省设立街道标准》,街道人口及城镇人口规模一般高于乡镇,且财政收入、二三产业增加值必须位于区域前30%,相较之下对镇的经济水平只要求达到50%左右。所以,触发撤街设镇的直接原因,就是人口减少导致无法达到设立街道的标准。

如伊春市,2010年到2020年当地常住人口从114.8万人减少到87.9万人,人口下降23.45%,年平均增长率为-2.64%。与之类似,齐齐哈尔市10年间人口降幅也达到24.21%,年平均增长率为-2.73%。

撤街设镇也是更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举措。

首先,相比于街道作为派出机构,属于一级政府的镇自主发展权限更大。其次,几个街道合并成镇,从“大马拉小车”变为“小马拉大车”,缩减行政编制后财政压力得以减小。另外,乡镇比起街道还可以获得不少政策红利,尤其是支持乡村建设的各种政策资金,对发展农业等产业也十分有利。

收缩及大势

中小城市研究院院长牛凤瑞认为,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仍在持续,因此县域人口减少的情况也将在更多地区出现。

山西人口小县改革之所以引起多地重视,正在于其人口减少的现状具有普遍代表性。根据中国县域2021统计年鉴,全国户籍人口不足50万的县(市)共有1257个,多分布在云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其中,5万以下的袖珍县(市)有90个,5万-10万之间的有116个,10万-20万之间的有228个。



而在东北,伊春和齐齐哈尔则是除沈阳、大连、长春等大城市外,其他30多个城市人口萎缩的缩影。

同样不能忽视的,还有政策导向的作用。

根据论文《县城人口流失:现状分析与治理重点》,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近七成的县级行政单元(县和县级市)常住人口在减少,流失人数超过20%的县域则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而流向大多是城市群、都市圈和沿海大城市。

对此,国家发改委发布文件,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流入的大型城市也被要求防止盲目无序扩张。继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严控撤县设区等指令后,国家发改委《“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科学确定城市规模和开发强度,合理控制人口密度。

于是也能看到,北上广杭厦等多个大城市先后将老城区一些面积很小的“迷你区”进行合并。眼见市辖区通过调整得到优化,“县县合并、做大做强”的呼声也逐渐传出。

但专家对此持保守态度。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林拓表示,相比起市辖区较强的同质性和文化认同,县与县之间风俗差异较大,且很多县的独立行政历史往往已绵延数了逾百年,因此县县合并要非常谨慎。较此“激进”做法,通过大部制改革实现部门和部门合并,减少机构和人员编制数量来降低行政成本和财政负担,或为更稳健的思路。

但城市瘦身,总归是板上钉钉。

龙瀛团队的最新研究显示,2010年-2020年全国共有1507个收缩的区县,占比超过一半,覆盖了中国近46%的国土;共有266个收缩城市,与前十年相比增加了86个,总数则占了全国城市的4成左右。



龙瀛团队:2010-2020年,中国人口收缩的县区市,新疆数据暂缺

撤编,不容易

并一并很难,撤一撤也未见容易。如何妥当处置人的问题,无疑是小城收缩过程中的一大挑战。

根据《侠客岛》披露信息,在试点小县中有地方党政机关改革方案先后修改16稿、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修改35稿的情况出现,足见其中牵涉面之复杂。

超编人员如何安置?

不同于让一部分老弱人员分流或提前退休,或政府以平台、外包、公司等形式承接被改人员和职能的通常做法,河曲县的办法是安排903名事业人员到对口党政部门跟班学习锻炼、担任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等,重新调整配备。这样操作,同时保证了在数据上缩减县级事业编制,又相对柔和地减少对被裁人员的利益损伤,无疑减小了改革阻力。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全域范围事业编人数仍未减少的未解之题。

空岗领导又该如何安置?

对于不再担任“一把手”的领导,河曲县的处理办法是设立“干部周转池”。通过“职级晋升”换“职务下降”,“转岗下乡”换“待遇上升”,鼓励涉改干部退出领导岗位参与其他工作。

总体来看,缩编瘦身带来了两大好处:

其一,机构职务精简、职能集中。原则上不再设立10名编制以下的事业单位,过去“四人局”“五人局”中除了一正两副三个领导仅有一两名普通干部编制的“过细”设置被合并。一些已经不符合实际需求的单位,如矿产品运销中心、煤炭运销中心也被取消。

其二,干部“帽子”减少、结构优化。浮山县科级领导干部队伍40岁以下、40到50岁、50岁以上的结构比例,由改革前的1.4:1.5:1优化到改革后的3.2:3.1: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超过八成,整体年龄梯次配备和专业结构更加科学合理。

当然也会有问题随之产生。譬如,机构合并后形成的超大部门,能否保证沟通与运转的效率;街道合并后几十人的镇级公务员体系,如何维持公共服务质量不下滑,都有待继续探索。

简言之,行政减负这个初级目标的实现,也只是服务于治理效能提升的手段之一。

精明的收缩

城市收缩,其实是个中性词。

在小尺度单元看到的人口流失,在更大的场域内则是人口的再分布。此外,美国底特律地区、德国鲁尔地区、日本部分中小城市,都出现过城区人口减少的问题,也足以证明这是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着的城市发展现象。

因此,与其哀叹人口的减少,不如积极应对这种必然到来的现象,即所谓的“精明收缩”。

怎么个精明法?

首先,毗邻中心城市的县城出现人口流动,在“人口虹吸”的陈词滥调之外更要看到深度融入都市圈的价值。“齐夫定律”下,人口固然必定向大都市集聚,但周边也可以享受到资源和要素溢出、产业高度耦合所带来的发展红利。

譬如,上海大都市圈的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很早就创造出“13579”独特现象:10%的嘉善人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30%以上的工业品为上海产业配套或通过上海联通其他地区;50%的农产品销往上海,70%的游客来自上海,90%的外资和县外内资与上海相关。

其次,对东北地区人口减少城市的主流——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萎缩来说,也要看到原先随资源和产业开发建设的居住区存在着布局分散、市政低效、人口密度低等问题,适当的收缩有利于将“盘子”向主城区集中,以集聚度的提升来减少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

最后,对其他人口流失的小城来讲,物理层面的收缩,可以为提升城市效能的化学反应制造催化空间。

譬如,因势利导实现“最多跑一次”。石楼县由原来28个部门实施的729项行政审批事项,通过大部门治理和扁平化管理,由多部门多层次审批变成了一个部门一次性审批,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办事。

再如,在机构整合中为打造个性化优势理出思路。厨师大县浮山县有“山西刀拨面厨师之乡”的资源优势,全县9.9万人中注册厨师等餐饮领域从业人员就有1.1万人。在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中,其他部门收缩之余却新设立了浮山厨师劳务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就为厚植比较优势做到了有的放矢。

城市规格收缩,但发展势能放大,这才是更深的谋局。

参考资料:

1 东北撤街设镇,山西缩减铁饭碗……一场大变革真的来了 ——《国民经略》

2 人口小县打破“铁饭碗”,然后呢? ——《城市进化论》

3 面对共性难题,人口小县改革如何破冰? ——《瞭望》

4 户籍人口20万人以下县超500个,多地推进人口小县大部制改革 ——《第一财经》

作者系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