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刘正

Simon Kucher 战略咨询顾问

自从普林斯顿辞职之后，颜宁最近又火了。作为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在博士生推免面试时向年轻的申请者们提出了“灵魂拷问”：

假设时间来到10年后，你已经成为一名PI（Principal Investigator， 即独立带领一个实验室的博导），你拥有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优秀的科研团队、充足的经费、完善的实验设备、大把的时间），那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换一种说法，这一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你能解答或者突破，就觉得今生无憾了？

但令她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大部分学生只敢在过去做的研究上弱弱的提出一些微小改进的想法，或是泛泛而谈自己的科学热情，而更多的学生则“诚恳”的表示还未想过这类问题。



颜宁之问不适合本科生回答

初看起来，这是中国教育扼杀学生创造力的畸形后果：尽管坐拥日渐丰富的科研资源，我们的学生只是机械的沿着“好学生”的“成功路线”浑浑噩噩的前行，把科研当作刷分打榜的游戏疯狂内卷，却不知向何而学，也不知为何而学，没有学术梦想，缺乏独立思考。

真正读过博士的人，比如我，则觉得这个问法不好。

其实颜宁自己也意识到，这种问题对本科生未免过早，这实际是博士毕业工作面试才该问的问题。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他对科学的认知大都来自课堂上的二手观点，或是实验室小课题上撷取的吉光片羽，并不具备对学术领域遍历全局后凝聚的科学品味和直觉，理解往往比较幼稚和局限。

在这种大问题上如果侃侃而谈，即便不是好高骛远，也多少有点拾人牙慧，半瓶醋晃得凶。假使同样的情况放到华为，说得最多的那位一定会被任总评价“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这些聪明孩子在人生路径的重大分叉点，自然清楚什么是最理性的选择。在这种几乎没有先验信息的短线博弈场景下，你不知道面试官提这个问题的意图，也不清楚自己会不会答到“拿分点”，或是和面试官的学术观点相左；因此，风险最小的最优解只能是避而不谈。

当然，也有人讽刺这个问题谁提都可以，但从颜宁嘴里说出来就多少显得不那么真诚，因为颜宁自己就属于“唯论文影响因子”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直以来，做着科学品味不高的结构生物学课题，靠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勤奋，24小时不睡觉肝试验，凌晨抢发论文才有了今天。如今功成名就，反而怪后辈们缺乏学术梦想和独立思考。若是退回二十年前，她自己是否能答好这个问题呢？





当代科研靠设备、管理和团队协作，并非靠“idea”

刨去这些争议，我其实理解颜宁问这个问题的初衷。

博士生推免面试并不是给她自己招学生，而是给整个深圳湾实验室考察高潜力的博士生人选。从博士生培养的理想来看，Dream Big & Aim High，不设限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无疑是成为科研领导者所需要的品质。

但我想说，在科研的冷酷现实下，我们无法培养这种品质。而在科学的未来终局里，我们也可能不需要去培养这种品质。

无论偶像电视剧里如何幻想，今日的科研就不是什么单枪匹马的浪漫征途，或是自由无用的思维探索。大多数科研早已进入工业时代，靠的是对先进科学装置的投资建设，通过甘特图管理项目进度，团队分工集团化作战。

一个本科生能想到的任何idea，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想到过，甚至都已经证伪了。这种范式下的科研成果，都在一条可预期的研发规划图上，无论谁来做，终究会获得一个结果。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明院士说得很现实，“实验科学界经常说ideas are cheap, show me the experiment data（想法不重要，把实验数据拿出来）。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谁把试验做成功，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有人说这是我的idea，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罢了，事实上idea在实验科学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这种冷酷的科研现实下，博士生培养的那些理想既没有合适的环境，也不满足实际的需求，只是对师徒制“美好过去”一厢情愿的追忆。

尤其在生物学这种“try error”的实验科学，博士毕业对口的是“科研工作者”，而不是“科学家”。自律，严谨，手快，笔勤，一个具有这些“清教徒”品质但天资平平的学生，如果家境较穷又不是穷到对钱过分渴望，那就足矣！

毕竟，颜宁自己的成功因素里，并不包含能答出“颜宁之问”的能力。冷冻电镜也不是她发明的，甚至是当年在暗室里一遍遍培养晶体的她都不敢想的，但当冷冻电镜问世之后，她是把这个技术用得最溜的人。





科研方向的明智远比勤奋重要

科研现实的边界条件和激励曲线，无法培养“颜宁之问”想要的品质。

有些人会发现这种现实的长期缺陷，如果所有博士生都把自己训练成一台高效执行的机器，那么谁来设定研发进度的方向呢？即便这个方向早就被设定下来，如果没有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正，就无法避免陷入局部最优的陷阱，不断地内卷和打转。

“遗传特性 ‘exploration & exploitation’ 的平衡里不应无限追求效率更高的雕花，也需要为未来的可适应性留出概率性探索的空间”。进化论的这一洞见，对包括生物学在内所有科学的发展本身，也具有十足的警示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有大佬呼吁要培养“战略科学家”，因为方向上的明智永远比行动上的努力更重要，而最糟的是愚钝又勤奋的人，他们会在其他人反应过来之前把事情推进到无法挽回的程度。

但真正理解进化论的人会意识到，名将从来不是在总参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战火中被命运遴选出来的。

颜宁的导师施一公也曾说过“我直到博士毕业，对研究也没兴趣，对未来很迷茫，也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但当合适的工具出现时，他就能开创一个研究领域，无论你是否喜欢他的解决方式。这源自天赋，更在于机遇，是规划不出来的。

因此，向一个本科生问他科研的终局目标，无论回答的浮夸或是真诚，都不太能代表他最终会走出的路径。其实面试一直都不是个很好的考察方式，只有多视角的track record才是未来最可靠的指示灯。遗憾的是，科学界的这些“文化建构”的习惯，往往也没那么科学。

而在即将到来的AI未来中，大模型将会给我们绘好所有科学可能性的路书，就像蛋白质折叠算法对结构生物学”地图全开”那样的降维打击。这种时候什么领域的“战略科学家”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算法的架构师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出乎意料的的现象数据，在模型之外引进“变量”。

而在这个新的范式下，科学更需要的不是什么全新的想法，而是在物理世界里一遍遍测晶体的年轻颜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