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蒲凡,题图来源:《半泽直树》


设想你是一名草根创业者,刚刚在一场投融资对接活动上认识了几名投资经理。他们干练利落,效率至上,在简单了解需求后就当场发出邀请,约定在某个工作日一起过一遍BP,详细了解你的核心团队、产品洞察,市场分析、同类竞品和具体的融资需求,“看有没有机会进一步合作”。


几天后,会谈如约进行。你带着技术合伙人用30分钟熟练地讲解了这份精心调整过好几版的PPT,又回答了投资经理们关心的几个问题。结束后你怕自己没有发挥好,又点开私聊对话框补充了几条你认为很关键的项目要点,并着重地暗示对方最后一页写的融资目标“不是一口价”“可以谈”——对方似乎也很能理解你的心意,很快回复了几个捂嘴笑的表情,告诉你“懂的X总,我们下来研究一下哈”。


可让你没想到的是,这就是你们最后一次有效沟通了。投资经理们大多数时间“在忙”,需要“稍后回复”;偶尔“和团队讨论了一下你的项目”,但需要等“大领导出差回来”再推进到下个阶段。


你因此深感焦虑,熟悉的“打水漂感”笼罩着你,开始思考这次该怎么向团队交代,总不能说“这次对方又不感兴趣”吧?甚至在某个emo的夜晚你心中充满了不服,准备翻翻朋友圈,看看对方到底具体在忙什么,或者具体在哪里忙,实在不行可以强行制造一次“偶遇”,却发现对方设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见,惨白的手机屏幕里横亘着一条沉默的白线。


这是自媒体数星星的星哥在《消失的投资人》里描述的场景。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对应到任何具体的当事人,但这篇文章在推送之后反复地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阅读量很快突破了10W+。转发的读者们相信,文章里的故事情节贴切地还原了当下投资圈的一个古怪现象:投资人的线上活跃度正在暴跌,如果你和某位投资人的联系仅靠社交软件维持,那么你们的交情就相当于绝交。


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投资人表现出来的“冷漠”甚至超过星哥的描述。有负责产业招引的朋友,发现投资人几乎把微信从“即时通信软件”用成了“留言板”,每次回复需要以“天”为计量单位,和“客客气气接待自己”的企业创始人大相径庭;有创业者总结出来一个规矩,认为现在投资人在微信上主动说“我们通个电话”,基本已经变成了“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的高情商替代词。


而我另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说,你得习惯,投资人不回微信大概有两种情况:一,已阅但没兴趣;二,臣妾做不到啊。前者算没礼貌,后者情况则更现实:跳槽了,转行了,没钱了,转岗了,被裁了……都不是没可能。


于是出于职业本能和好奇,我也向身边的投资人朋友发起了这个话题,希望能从他们的视角来还原“消失”本身,并试着把讨论延伸到两个更现实的子命题:投资人为什么会选择“下线”?“下线”之后他们又把时间用在了哪儿?这一系列的变化中,又有哪些机会和意外收获吗?


理论上的假说


其实关于“投资人集体消失”这件事,无论是美元市场还是人民币市场都已经有了很多学术性的讨论,一个最常见的观点是“风险投资的从业者,本来就处于一种冗余的状态。”


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Diane Mulcahy就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她通过大量的创业者访谈发现,明明“没有创业者,就不会有风险投资行业”——两者即使称不上谁是谁的衣食父母,也至少应该是互惠共赢的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投资人打交道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到被动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对各行各业加速透明化,一个新的趋势是公众媒体在进行商业报道时,除了描写创业者本身的成就,也开始习惯性地点出“是谁在最开始支持了初创阶段的他们”,造成了公众们普遍对“风险投资充满了神话般的想象力”。


于是在2012年,她联合两名考夫曼基金的同事共同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遇到了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我们》的报告,试图还原这样几个事实:


  • 风投并不是创业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即使在金融市场活跃的美国,大概也只有1%的初创企业通过风险投资筹集资金,仅统计截止2012年天使投资者(投资早期项目的高净值个人)为初创企业提供的资金,整体规模就能达到风险投资机构的16倍以上;


  • 风投并不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同样无力对抗周期到来的影响。同样以金融市场活跃的美国为例,风险投资行业在90年末到达一个巅峰后,就进入了一个以10年为跨度的衰退期,活跃的市场化风险投资机构从2001年的744家下降到526家,募资总额度也从390亿美元萎缩到不到190亿美元;


  • 风险投资并不总是能提供让人瞠目结舌的回报,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法提供足够高的回报。考夫曼基金在20年里出资了近100只风投机构,其中大概只有20只基金能够每年跑赢市场的平均水准,并且这个赢的幅度其实也只有3%至5%;


  • 风投也并不是一个成长型的行业,业绩表现并不会随着资金管理规模的扩大而等比例的放大。一项学术研究发现,当基金管理规模超过2.5亿美元,该基金业绩水平就会下降。具体到Diane Mulcahy所就职的考夫曼基金本身,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当一只基金的管理规模超过4亿美元,那么这只基金就很难再提供“有吸引力的回报率”。


而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让“投资人”必然成为一个不稳定群体:他们是市场繁荣后的副产品,也因此会在市场衰退的过程中率先退场。


“互联网女王”Mary Meeker为这一规律提供了非常具体的证明。虽然Mary Meeker对互联网行业的看好可以追溯到1993年;英特尔等硅谷公司也是在1996年看到Mary Meeker的行业报告之后,才意识到需要全面拥抱互联网;甚至到1998年,已经有互联网公司公开表示“和银行的合作是多余的,因为只有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我们才会得到Mary Meeker的更多关注”。但直到互联网泡沫最鼎盛的2000年初,Mary Meeker才被广泛认为不仅仅是一名“分析师”。


当时Mary Meeker离开了摩根士丹利,以1500万年薪的身价加入了美国最大的风投机构凯鹏华盈KPCB,KPCB合伙人John Doerr认为Mary Meeker的角色到了被重新定义的时刻:“我认为Mary不再是一名分析师,我将她看作是一位向投资人、企业家以及管理团队提供服务的人”。


并且随着2000年下半年泡沫被戳破,Mary Meeker姗姗来迟的“职场跃升”又几乎在没有任何缓冲的情况下遭遇了市场的集体罢免。散户们认为长期坚持看涨的Mary Meeker需要为科技股的崩盘负责。亚马逊、ebay等在“泡沫”中遭遇严重损失的互联网投资者们向Mary Meeker则提出指控,认为其涉嫌操控股票市场、蓄意误导投资人、“出卖投资者以取悦摩根士丹利的大客户”。


最终在2001年,在法官以“证据不足”“滥用程序”为由驳回投资者的指控后,Mary Meeker宣布将进入为期数月的“休假期”,一直到2004年Mary Meeker发布200多页的《中国互联网报告》,预计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整体市值会在五年内超过日本,才正式回到公众视野。


硅谷创业者、商业媒体人Brian McCullough基于Mary Meeker的经历,还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说。他通过整理数据发现,互联网泡沫并不是一次全方位的溃败:在1999年9月到2000年7月这段时间里,互联网企业的创始团队、早期投资者们总共套现了430亿美元,仍然达到了是1998年估值规模的两倍。如果再将时间精确到在纳斯达克指数见顶的那一个月(2000年3月),卖出解禁的原始股差不多能实现23倍的收益。


Brian McCullough认为这种状况让散户们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幻灭感”:他们听从建议,保持着和投资人们相同的决策,却最终成为了唯一的输家。


再加上2001年至2004年初,仅在硅谷范围内就有20万个工作岗位因为“泡沫被戳破”而消失,一夜之间“大量的年轻人从改变世界的主角变成了多余的人”——作为普通人视野范围里,最接近规则制定者、最接近红利分配者角色的“投资人”,已经不可能再按照以往的姿态,停留在公众舆论当中。


现实中的理由


除了社会责任感层面的假说,我也尝试通过对话寻找一些更“现实”的理由。


“好学生心态”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尽管能够理解“高学历”“好学校”代表着风险投资行业需要的判断力、人脉资源和投研技能,但由于“好学生”在成长阶段中绝大部分的肯定,来自在既定规则的竞争体系下取得高分,很多人都相信“好学生”这个标签在当下的创投环境里,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反馈”。


“好学生很擅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通过解题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现在他们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过去的解题方法论没用了,取得高分越来越难,最主要的一个成就感忽然就没了。”一名90后投资经理向我抱怨,“我基本上每天都在给博士们进行心理按摩,太累了。”


一位文化产业的投资人对此深有同感,她觉得身边的同行们确实习惯性地停留在一种博弈的状态里,“别人投了你没投、别人没投你投了、别人和你都投了,都有能让人焦虑的地方……所以干脆少看。”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关于互联网泡沫的跟进报道里,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互联网泡沫消失的同时会放大教育泡沫,因为“在金融圈,大部分人都是教育体系的优胜者、受益者”,会默认“如果接受更多教育,总能赚更多的钱”。


美国科技媒体Techcrunch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PayPal创始人Peter Thiel与Founders Fund的管理合伙人Luke Nosek在互联网泡沫后,曾经推出过一个名为“20 Under 20”的计划,希望通过为20名20岁以下的年轻人,提供两年10万美元补助的方式,鼓励湾区保持现在的创业氛围,而不是躲在学校构建的“舒适圈里”——结果由于计划“过于顺利”(全部的400多份申请里常青藤等顶级名校的学生占到了绝大多数,仅斯坦福就有17名学生报名),遭遇了来自校方、家长、媒体等多方面的强烈反对。


以杜克大学创业和研究商业化中心主任Vivek Wadhwa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当下的年轻人不应该高估自己成为“扎克伯格”的可能,最明智的选择是尽可能地接受所有的教育,“如果可以的话,至少完成学士学位并获得硕士学位”。同时Vivek Wadhwa强调学位不一定来自哈佛或斯坦福这样的精英大学,“任何教育都会带你走得很远”。


也有人觉得“不回微信”这件事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一位投资人援引《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研究报告,认为创业者们过多在意是否能得到即时反馈,本身就是对“商业规律的不尊重”:“我记得有一份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说,平均每次成功的交易都需要经历28次见面……虽然这个数字可以通过PR、社群活动等其他手段加速吧,但你总不能指望依靠会场上的一次短暂见面,一下子就能推进到一个建设性的阶段。”


他目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募资上,最大的感受是“有决策权的出资方一天恨不得开20个会”,经常是“一杯清茶就开始直入主题”,几乎很难挪出精力到“情绪社交”上,因为“投资的底层逻辑是价值交换,价值交换里最需要的是提供经济价值,其次是提供社会价值,最后一环才是提供情绪价值”——而这个感受又反向地压缩了自己的“情绪社交”空间:“为了搞明白那些‘心照不宣’‘桌面上下’,我看了几十本书,和胡雪岩学送礼、和盛宣怀学说话。”


甚至有一位投资人认为,投资圈应该养成“不要过多地在社交网络上暴露个人生活”的意识。


逻辑是“一级市场本来就是一个水下市场”。尤其是对于很多中小基金,“多则50%,少则15%”的LP是通过“熟人关系”来决定出资的:“(人和人之间)能达到托付钱的信任,前提不就是熟人关系得在里面吗……当然前提还是基金的DPI和IRR得合理,也不是每个LP都是这样(凭熟人关系出资)但你说(中小机构)就是靠手艺硬募……说出去才没人信了,对不对?”


在这个前提下,创投圈从业者们的个人社交生活实际上既关键又敏感,朱啸虎在前不久更是贡献了一个“活教材”:6月的某天,朱啸虎在朋友圈里转发了“冲进球场拥抱梅西”的小伙子,感叹其“少年像风一样的飞”;不久之后,有人将这条朋友圈截图转发到了推特上,文案是“已拘留,勿念”,对应这名18岁小球迷被行拘的最新动态;到了当天晚上,这条推特又被截图发到了微博上,文案描述却被营销号加工成了“金沙江创始人朱啸虎已拘留,勿念”。


愤怒的朱啸虎在朋友圈公开喊话:“网络秩序确实需要严格整顿!”


但对很多投资人尤其是GP来说,维持每周几条的朋友圈活跃度,反倒成了必要的任务。


压力下的选择


我想,我应该给“不回微信”再找几个正能量的解释。


在整理的所有答案里,有一个最乐观的版本,提供这个答案的朋友认为投资人之所以不爱回微信、朋友圈也越来越少,是因为风投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都拥有“留学经历”,这让他们在潜意识地向往“能够把生活和工作分开”,更强调“工作对于生活品质的影响”。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不少投资机构至今保留着“放暑假”的习惯。


当然他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稍微顿了几秒,补充了一个前置条件:“这要看老板有没有见过大钱。”


我也收到过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答案。一些朋友表示,由于他们对创业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认知,于是会在尽调过程中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创业者访谈,以更好地判断“这名创业者是否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困难”做了足够的准备,然后久而久之整个团队发现自己变成了“情绪垃圾站”,“精神极其不卫生”。


于是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开始健身,玩剧本杀、密室逃脱,通过物理或者意识上的方式强行把自己抽离出工作场景,最夸张的同事已经把健身时间从每周两次、一次1小时拓展为了每天一次、一次3小时,“好些基金合伙人们都开始每周远郊骑行了,70公里起”——有意无意,大家确实“戒网”了。


不过LP们的压力也很大,双方在情绪交集的推动下增加了很多“工作场景”之外的相处空间。我问这能不能理解成饭桌文化的异化,只不过80后、90后的谈话场景里通常没有白酒,而是旅游、骑行、滑雪,他们没有否认这一点。其中一个朋友这样向我解释:“我希望他是我未来五到十年的LP,能陪伴我一起成长,所以我是愿意花这个时间去陪伴他们的。”


也确实已经有一些“意外收获”开始出现。比如一位朋友曾经尝试带着LP一起玩密室逃脱,“结果这LP现在看AI和游戏赛道,很多概念一讲就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蒲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