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刘远举
财经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近日，第64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成绩公布：中国队6人全部金牌，领先第二名美国队整整18分。在过去三年，中国队一直保持团队总分第一的宝座，去年六名选手全部满分。所以，今年各国都派出了最强阵容。
美国队派出了近10年的最强阵容，六名选手全是华裔，东道主日本、还有英国、越南等国阵容也极强，而去年的第二名韩国队甚至保留了金牌阵容。但即便如此，中国队还是取得了冠军。
有很多人认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厉害与数学科研其实没太大关系。中国得了那么多奥数冠军，但创新能力在哪里？提出了哪些好的数学问题？解决了哪些数学史上的难题？发明了哪些著名的数学工具？得了多少菲尔兹奖？
菲尔兹奖，是遵照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John Charles Fields）的要求设立的国际性数学奖项，于1936年首次颁发。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诺贝尔奖未设置数学奖，所以，该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这种看法，未免偏颇，但也有一些道理。
竞赛出的题目，一方面，既然是出题，那么就肯定是有答案，有解题套路的，所以是可以训练的。从这个角度，奥赛也可以成为做题家的加强版。
中国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主要是因为国内在这方面投入很大，比如从小学开始就有相关比赛。奥数，是每个家长都熟知的词。而很多国家的学生，是凭借兴趣爱好来参加这个比赛，没有受过长期的培训。
不过，现在我们派出去的很多都是高中生，且每年派出的都是新人，大多来自名校，经过了大量的训练。但是，其他国家拿过奖牌的选手可以重复参赛，第二次、第三次，这就相当于训练得更多，更有经验。
至于菲尔兹奖，则是针对开拓性的数学研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没有固定套路，需要创造性的工作。低端奥数可以刷题，高难度奥数就是刷题解决不了的，也需要很多创造性的方法。
所以，现在看，有两种同时都厉害的学者。比如陶哲轩，是最年轻的铜牌、银牌和金牌纪录保持者，同时又是菲尔兹奖获得者。也有那种不擅长竞赛，但能获得菲尔兹的数学家。
不过总体来看，奥数与菲尔兹奖还是有关联的。现在中国好的奥数成绩，或许就是未来中国诞生更多的菲尔兹奖的一个先导性指标。所以，在奥数这件事上，中国人也不必妄自菲薄。大胜而归，肯定是好事，也预示着中国在数学领域的将来。
但我们也要看到，奥数冠军与菲尔兹奖之间，需要一个转化过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优秀的做题家，并不等于优秀的工程师、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高效转化，要求教育系统跟上实践；要求学生学习并不仅仅为了考试，而是真正相信、热爱自己所学的知识，由此才能实现更高效的转换。
令人遗憾的现实是，很多奥数获得奖项的中国选手，后来被保送到著名大学后，读的不是数学专业，也没有搞数学方面的研究。
这个转换过程还没完。即便到了科学家、技术人员这一步，离真正能推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推动制造业发展，让生活更丰富更美好，还有一个转化过程。那就是市场机制与企业家的产生，这更是无法训练的。
现代化大生产之下，爱迪生那种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多数时候，人是依靠合作，在企业、在研究机构中才能发明出东西。技术研发有风险，风险需要企业家承担；技术研发需要组织，这个任务也是企业家的。所以，企业家是从知识到实践，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企业家更是无法训练的。
2011年时，浙江宁波曾宣布过一项耗资至少5000万元的计划，试图从环境和制度上创造条件，通过5年时间，培养出1400名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乔布斯式的人才。最终人们并没有看到这项目的成功。
这是因为技术和市场的复杂性，难以用行政推动——就像奥数能训练，但菲尔兹奖无法训练一样。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了在计算机技术上赶超美国，曾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但历经10年耗资4亿多美元后，计划失败。
而在同期的美国，1982年英特尔公司推出80286芯片；1983年苹果发布Lisa图形系统；1985年微软公司则发布了Windows操作系统。这三家今日无人不知的公司，当年均是小型私营企业，充满了创新的激情。再向前溯，1957年，“八个天才的叛逆”为世界带来了仙童公司。被誉为硅谷“西点军校”的它，不仅繁衍出了AMD、英特尔等伟大公司，更开创了一个新的IT时代。
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如乔布斯、马斯克一样的企业家，相对冒进的创新、试错，经过市场竞争才能找到最正确的方向，表面看在生存竞争中浪费了大量资源，但它能避免方向性错误，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之一。
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规律性极强的东西，企业家也仅仅是其中一环。一个市场的创新能力，除了技术、企业家之外，也与市场所处的阶段有关。人口结构、人口教育水平、人均GDP等，都会制约创新。
显然，这些因素是无法一蹴而就的。不顾这些因素的历史阶段，强行提高创新水平，就如同小学生要跟上马拉松运动员的步伐，最终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