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在成都市区往返天府机场的高速路上,只有荒郊野岭的萧瑟和顶着限速开的运营车辆。

在这条高速路的某个桥墩下,一条名为新机场高速底层快速通道A线的道路上,每晚都存在着一场千人规模的跳舞派对。



关于这,你可以想象一场最低成本配置的音乐节:请不起乐队和DJ,气氛全靠MC和舞客带动;没有烟机和灯光特效,两盏路灯足够看清彼此;调音台放置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安保全靠群众素质;至于最烧钱的主舞台,就是几个桌子凳子架起来,每个人都有机会踩在上面扭动姿态。



这倒很符合这座城市的氛围:成都并不关于吞并和被征服。

舞池的旁边是简陋的儿童蹦床、旋转木马和小吃街的商家常客,随我来的朋友评价说:“这儿挺知道帮跳舞的家长排忧解难。”



一年前,这里只是一块随处可见的空地,现在在本地和周边赶来的舞客口中,它叫“黄金滩”。

说是黄金滩,附近并不存在湖泊沙滩,跳舞的地只是一个被政府征用了的倒车坝。



从成都市中心来要坐一小时的网约车,来这儿的大多都是附近谭家坡的村民,以及周围工地的外来农民工。



第一次按照定位前往时,师傅最后把车撂在了荒无人烟的快速路上,喃喃自语问:

“这块有啥子耍头嘛?”

来这就明白,这帮消费群体不需要多好的line up和设备,重要的点只剩这地热不热闹,就像很多时候大家转场的理由都是:

“这里没人。”

每个派对都有自己的vibe,和每个城市以及每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风格一样。黄金滩的氛围就是抛弃,抛弃原有的包袱、社会形象,并带着某种纯粹。



改变习惯很难,第一次来的我带着文明社会那套审美和包袱,就干巴地站在旁边的小土坡上观望了三小时。



舞池里那种捧场以及热烈,我只在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的人身上见过。

把这里定义为“派对”,一方面是人数规模庞大和没有存在像是广场舞的小团体,很大一部分原因让我觉得和俱乐部的相似在于,它们都存在结构性的物体里面最尖锐的部分,也就是那些过分需要被关注的舞客。



就像是那个笑话,大多Club kid不喜欢本分过时的父母,但如果他们的父母打扮出格并和他们出现在同一个俱乐部时,他们立马就觉得俱乐部再也不酷了。

互联网的传播逻辑离不开这些吸睛的舞客,就像是能让音乐节出圈的视频大多数还是谁家保安或保洁在舞池里pogo。

我问旁边一对情侣他们怎么知道这里的,短发女孩用手指了指:

“你看到舞池那个扛着录音机,像是90年代跳disco高手的人没,在短视频上刷到他,感觉这里氛围很好。”



当然舞池里更多的还是身着“黄金滩”三个大字logo T恤的舞客,如若按照厂牌的概念去叙述,这衬得上粉丝粘性最高的厂牌。



在舞池里通过推荐我找到了负责售卖T恤周边的组织者,阿姨行色匆忙,显然不满意被打断:“九点结束后你再来找我吧。” 继续扭动身体淹没在人潮里。

这的音乐倒称不上尖,你可以在网约车上听到类似的像是某个老歌的DJ 慢摇版,也有年龄大的受众短视频里常用的配乐,前提是歌曲后缀都是清一色的DJ xxx。

你一定会觉得难听、土,我们主编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你16岁叛逆期的时候,有两类文化摆在你面前,一个是喊麦、另一个是电子乐,无论选择哪个,它们都是一种亚文化。

只不过,亚文化标签的原始功能也随着你认知水平的进化被曲解了。

而这帮人的出现让锐舞文化成为了一个各种风格的拼盘,无论是哪种风格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毕竟,如今俱乐部同质化严重的高能舞曲已经令人疲惫了。 在这里套用前阵子Mixmag关于俱乐部同质化的高速BPM舞曲的文章,

“每个人都有自己被压抑和封锁的能量,在过去的封控时间里不得不到处寻求释放点。”



“现在很多音乐都像是一次性用品,越来越多的人只是想要一个疯狂的、情绪激昂的场景,越嗨越简单最好。”

我曾带过一帮艺术家去国内一个不知名的县城,晚上在外界看来的乡村土嗨夜店里玩,每个人都卸下了城市里的面具跳舞,事后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告诉我:这是他今年度过最美妙的夜晚。



夜店里很接地气的VJ

这两者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殊途同归的工具。

如果音乐的作用是为了集体的共鸣,那这里和成都兰桂坊的夜店本质也是一样的:选出视频平台上热门榜的音乐按下播放键而已。



每个人都可以是DJ,操作方法就是在ktv的点歌面板上选择热门歌曲然后切歌

人们自发组织走上街头,摒除掉所有的商业元素只剩下音乐和跳舞,尽力去维护派对的持续进行,这其实是上世纪电子音乐的革命年代在成都黄金滩的又一次再现。

黄金滩的MC(同时也是组织者)在喊麦的过程里时不时夹杂着一些场外,不限于:播报车牌提醒挪车,解决商贩纷争,以及提醒舞池里年过八十的老太不要用力过猛。

还有个彩蛋:去的那天舞池里刚好有人打架,二话不说先把音乐关了去劝架,相安无事了才按下播放键。



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蹦迪而不是随大流地跳广场舞,得到的回答是和如今许多小众文化的主理人类似的回答:

“我们想传播这个文化,做成一种全民性质的运动,感受跳舞的快乐。”

结束后组织者们也总在和我强调他们的非盈利性和为热爱发电:

“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件事?”

“我们都是一帮爱跳舞的人嘛,在村子里会扰民,正好找到了这块场地,集结了这么一帮人。”

“你看到的这些设备快三万块咧,我们这里头的人有些出一千有些出五百,经常过来玩的人过意不去也会捐个二三十,东拼西凑也走起来了。”

相同的是,当一群人独立自主的渴望碰撞上无上升空间的现实,传统的束缚及其他尘封在时间里的东西,就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微妙的是,每一代只是给同一个问题提出了同样的解决方式:不如跳舞。



1988年,英国第二次爱之夏运动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开派对

在他们的语境里,蹦迪完全代表着随音乐而舞动,另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而已,丝毫没有伴随潜在的交配机会的意味。

现场确实一个共享充电宝都没有,除了忙着直播的那群人,其余人完全不搭理手机。

音乐结束后,这帮组织者在一旁的烧烤摊和我唠了唠。

“别看我们在台前这么情绪饱满,我们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这种为爱发电的事情到最后也行不通,你看这设备最近淋过几次雨,修一下又得花钱,人越来越多,管控也麻烦得很。”

临走前,其中一个人把我拉到一边,说

“估计也快搞不下去了,你最近有空再过来玩。”

那会场地里只剩下一些人在辅导蹦迪的动作。

如果你看到我们过去写的那篇在四线城市开俱乐部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两代人都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不过他们似乎更乐观一点。



距上次到访的两星期之后,由于观光客骤增,黄金滩因人流过多而被迫中止活动。

我听说他们又换了个更硬核的场地:在一条高速公路的封闭断头路上,据说在旁边休息的重卡司机也会下来跳两曲,如果没熟人带着走,想加入可能还得劳烦多费心思。